从书法的“二人传”到碑帖的“二人转”

——谈《艺术的他律·自律》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发现

文/陈善君

艺术的他律是指艺术的发展受到社会其他因素的制约，艺术的自律是指艺术发展的自我内在要求。艺术的发展总是在这二者的冲突缠绕和相生相克中悄然进行的。然而这二者的分别却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有时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只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存在着谁是谁、谁强谁弱、谁主谁次的问题，并由此决定着艺术呈现的形态样式和嬗变演进。

湖南书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制约或是推动它发展的内外在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破解激发？这就是张锡良先生写作《艺术的他律与自律——何绍基与赵之谦》这本书的问题意识，以及他试图通过这本书的写作说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并通过横向和纵向维度的比较、审视和考量，力求作出时代和历史的回答。

我们知道，张锡良先生是有着丰富的书法创作实践经验和取得了不俗创作成绩的“书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着如此强烈的理论自觉和非一般的理论水准，这一方面可能因他要解决个人遇到的书法创作与审美问题，另一方面可能因他有心思考湖南书法创作的整个环境、条件与发展问题，因受到内外各种主客观原因的激发进而迸发出全部理论潜力。或许，这简直就是一定的，因为书中他专门集中写了一节，叫做《二百年来湖湘书法蠡说》。另外，他选择何绍基来作评传，是他认为何绍基对湖南书法影响太过于“巨大”了。他选择的另外一个考察对象赵之谦，在他看来，赵之谦的艺术理念与创作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功，是恰恰可以弥补何绍基甚至整个湖南书法之“失”的。由此可见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责任、担当与情怀。

何绍基与赵之谦两位是清中叶后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法家。赵之谦晚生何绍基30年。但都是公认的“碑学”大家，甚至是能影响后辈书法创作路向与美学风格的“大家”。然而，二者同中也有异。张锡良先生经过深入细致观察、思考与研究，独独拈出“书律”二字，来概括离析他们之间的不同。书中“书律”既指书法的审美准则，指向“传统”或是“个性”；也指书法的创作原则，指向“他律”或是“自律”。何绍基和赵之谦都受到其时“碑学”大行其道的影响，然而，由于对“书律”的认识，及其产生的观念不同，导致他们二人的艺术追求、创作路向、审美价值观的不同。在张锡良先生看来，何绍基更重“他律”（“传统”），而赵之谦更重“自律”（“个性”）。于是造成了前者的“书学”服从“理学”、后者的“人生”服从“艺术”，前者书法的“实诚”有余、浪漫空灵不足，而后者书法则遒劲而又灵动，是书法艺术自身发展得比较理想的形态与途径，可为后世“法”，足为湖湘“榜”。这是从艺术本身的自足性立场来看的，也是这本书最主要的观点和特点，以及价值所在。当然，艺术是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和人生实际而纯粹存在的。所以作者也并没有厚赵（之谦）薄何（绍基），作者只是在阐述一种“事实”，而并没有受到多少心理喜恶和表层情绪的干扰，尊重“事实”，这是作者拥有的辩证法取得“胜利”的体现。除此之外，该书尚有四个方面发现。

第一，在他律和自律的冲突中，发现、提出和探讨艺术理论（主要是书法理论）的主体、本体和个体的问题，从而使这本书具有书法理论的“原理书”价值。本体上，何绍基重“实”，赵之谦重“虚”；主体上，何绍基重“他”，赵之谦重“我”；个体上，何绍基重“道”，赵之谦重“性”。何绍基主张“横平竖直”……赵之谦主张“应向内求”……何绍基是“道统”书家，赵之谦是“造型”书家。张锡良先生在书中做了大量基础性、基本性的书法理论“正本清源”的工作。

第二，在评传和史传的交互当中，做到评中有论、论中有评、史论结合、述评结合，从而使这本书具有书法理论的“参考书”价值。这本书具有厚重的理论基础和评论给养，不缺史料，也有观点，但更多的是发现、提出和探讨书法及其如何发展的问题，是思想的营养，予人以丰富的理论借鉴和思想启发的价值。

第三，在艺术和人生的互参中，发现、提出和探讨如何做人、如何立业、如何选择的问题，从而使这本书具有书法理论的“教科书”价值。张锡良先生搞创作，搞研究，还带学生，对于如何做人、如何立业、如何选择，他是足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常人看来，何绍基的人生好像要顺利一些，赵之谦的人生经历可以说很坎坷，像他书法形体表现出来的一样很凄苦。然而在张锡良先生看来，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幸福的，一个是“书法成就人生”，一个是“人生成就书法”。所以，就这而言，张锡良先生这本书是，“一册在手，学书不愁。”理论是能给予书法临帖入门和原创升阶以实际性的指导和引领的。

第四，在中西文明的互鉴中，发现、提出和探讨艺术理论的宽度、深度、适度问题，从而使这本书具有书法理论中“以西释中”的“说明书”价值。中国传统书论以简约形象感性居多，西方文艺理论以详细精密抽象理性见长，所以造成当下的书法理论评论工作其实不只是一般的难做，可“上手”的资源实在不多。然而，张锡良先生这本书，却采撷从尼采到维特根斯坦、从康德到海德格尔……西方大思想家的诸多理论来诠释、论说中国的书法，为我们打开思路、开阔视野、进行批评实践作了很好的很到位的尝试和示范。一个书法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走出这一步，着实不易。

张锡良先生把何绍基与赵之谦的艺术与人生经历放到一起比较，通过“书律”这个关键词的勾连，完成对“他律”“自律”问题的考量，作出了书法“就碑学碑，止于至碑”和“出碑入帖，碑帖融合”路径选择、审美取向、艺术成效的学理思考、探讨和发现，这对于对“碑”和“帖”如何选取问题、“碑学”和“帖学”本身各自的价值意义问题、对于湖南书法发展受困和解脱束缚、获得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思考、实践启发作用。何绍基和赵之谦于此具有典型意味，所以说，从他们的书法“二人传”可领会到碑帖“二人转”的嬗变演进规律和书学精髓要义，这就是《艺术的他律·自律——何绍基与赵之谦》这本书主要的问题意识、学术观察、思考价值、实践指导价值之所在。

陈善君，男，汉族，1971年8月出生，湖南衡阳人，中共党员，文艺学博士，文学编辑。1994年6月参加工作。湖南省文联主席团委员，湖南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在《中国艺术报》《文艺报》《当代文坛》《湖湘论坛》《湖南日报》《理论与创作》等各级权威报刊发表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文章近50篇。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