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里话

文/谭谈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八十岁，离结束这趟人生的旅程不会太远了。

于是就想：此生如何？是否无憾？又何曰无憾？得闲时就瞎想。

思来想去，所谓无憾，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做了没有？你想去的地方去了没有？你想见的人见了没有？你想说的话说了没有？……如此等等。

大约半年前，我突发奇想，人去世以后，活着的人都会为死者搞一个“遗体告别仪式”。但斯人已去，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可不可以另辟蹊径，在自己还清白的时候，搞一个“向活体告别的仪式”？把自己最想见的人请来，说说自己最想说的话——我的心里话……

我这一生，概括起来是三个平台：军营（战士）、矿山（工人）、文坛（作家）。两件人生事，一个没有读多少书（上多少学）的人，学会了写书；再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做“官”的人，阴差阳错，被“赶鸭子上架”，拉出来做了一个文化团体的“官员”。

先来说说一个没有读书的人怎么来写书的事。

提起写书这一档子事来，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想想看，一个只挨了一下初中门坎的人，要来写书，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我走上这条路，不知有多少人手把手地教我，搀扶着我摸进这个门坎。

1961年，一个17岁的山里娃，参军入伍，在南海边的一个军营里，被连队阅览室里的书吸引着迷上了文学。渐渐地，我“照葫芦画瓢”地摸索着写小说、散文。1964年冬，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自己叫小说的文章。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恰好自己正在看一本厚厚的旧杂志《收获》，我便在这本杂志封底处找到他们编辑部的地址，就把这篇叫《采石场上》的稿子寄了出去。

那时，我才二十岁，一个基层连队的小战士，且稿子也不是写在有方格格的正规稿纸上，而是一些粗糙的信纸上。万万没有想到，不久，我就收到了编辑部小说组的回信：最让人心跳的是其中这样两句话：经研究，决定采用。信中，还就稿中的几个词的改动，与我“商榷”。就在这一年里，《收获》发表了我两篇作品。这时，我又收到同样只署名小说组的一封来信。信里说，在一年的时间里，你就在我们刊物发了两篇作品，值得向你祝贺！并说，我们的刊物，不一定都要上万字的长稿，几千字的短稿也需要。例如，你最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向军长学理发》就很好……这位不知道姓名，更没有见过面的大刊物的编辑（后来我才知道，《收获》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份大型文学刊物，从刊物名字上就可以得知，它主要是发表已有“收获”的大作家的作品的），不仅认真审读我这个小战士投去的稿子，还时时关注我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我真想知道，这位给我温暖的编辑叫什么名字。于是我写信去询问，他回复说，编辑的名字编辑部有规定，不宜向作者泄露。好在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说不准以后我们还可以见面呢！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字，我姓钱……不久，一场政治风暴就来了，刊物停了，我也搁笔了，我们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一直到1984年、1985年的什么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采用我的长篇小说《山野情》，先在他们主办的大型刊物《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上发表，再出版单行本。他们约我到上海去最后润色一遍这部作品。我到了上海后，立即找机会跑到已复刊的《收获》杂志社，去寻找这位钱编辑，方知他叫钱士权，刊物停刊后，他下放到上海钢铁厂去了。刊物复刊后，他不愿再回来。我还是没有找到他。虽然我至今都没有见到他，但是他永远都在我的心里！

这样温暖的故事太多了。这一辈子，我只写过一篇儿童文学作品。那是短篇小说《我的同桌同学》。投给北京的《儿童文学》杂志。为这篇小说的修改，编辑苏醒前后给我写了八封信。她（我不知这个苏醒是男是女，从字面上看，我猜应该是女的）写给我信的字数，比我这篇万把字的作品，还要多呀！我也至今没有见到她，但她让我记忆终生！

这些是我没过面的编辑，也有一些让我终生难忘的见过面的编辑。

1975年，涟源钢铁厂成为湖南省学大庆的先进典型。省里组织一些作家，到涟钢采风，创作报告文学集《风呼火啸》。我也参加了这次创作活动。这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刚开始恢复出版业务。出版社派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编辑到现场看稿、审稿。他叫王正湘。当时，涟钢招待所的条件很差。客房里都是用的25瓦的白炽光灯泡，很昏暗。而王正湘又是深度近视，晚上看稿时，他只好把桌子搬到吊得很高的灯泡下，自己又搬一条小凳子放到桌子上，凑近到灯光下看稿子。此情此景，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样清晰地刻在我的心里。

就是那一次，他在与我闲聊时，无意间问我：我在1965年的《收获》杂志上，看到过一个叫谭谈写的短篇小说，那个谭谈是不是你呀？我忙应下说是。并和他聊开了当年的情况。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海有一个分社。他们编辑了一套丛书，叫“萌芽丛书”。当时已推出了胡万春等工人作家的作品集。这套丛书编辑部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们已注意到我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收获》等报刊上的作品，要我把作品剪报寄给他们。如果数量够了，就给我编入这套书。如果不够，等我写出新作得以补充后再出。谁知后来，文学刊物纷纷停刊了，报纸也没了副刊，只发新华社的电讯稿。我被《人民文学》等刊物留用的稿子自然也就出不来了……

我们这次闲聊，我没有在意，很快也就忘了。但没有想到王正湘竟记在心里了。三年以后，我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要我带上我那本他看过的剪报本，到出版社去一趟。到了出版社，我才晓得，他们正在策划一套文学丛书——朝晖文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的，有周立波、康濯这样的老作家和未央、谢璞、孙健忠、刘勇等省文联的专业作家。在王正湘的积极争取下，我这个当时在煤矿工作的青年业余作者的作品集《采石场上》也跻身到了这套丛书之中。我是这套丛书中最年轻的作者。《采石场上》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初稿完成后，就投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高彬审读后，觉得很有修改价值，于是特意从长沙赶到双峰洪山殿，我们涟邵矿务局机关单位，为我请创作假修改这部稿子。他先到湘潭看望了一位作者。晚上从湘潭上火车来洪山殿时，落雨、路滑，路灯昏暗，加上他又是近视眼，不小心踩到路边一条水沟里，折断了一条腿……被人发现后，过来扶他。只见他趴在地上，双手四处乱摸，嘴里连连说：我的书稿，我的书稿。当他看到书稿被塑料袋装着完好无损时，才长嘘一口气……我得讯后，赶到长沙医院去看他。我走到他的病床前时，躺在病床上的他，竟连连向我道歉：对不住呀，误了你的事……

这部书稿，我只是熬了些夜，付出了些心血。而一个编辑，竟为它断了一条腿！

创作上，一个一个热情的编辑无私地向我伸出援手，耐心地帮助我，培养我。而思想上，也不乏为我捉虫治病的领导和朋友！

1965年，我相继在《解放军文艺》《收获》《儿童文学》《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十一篇作品。特别是《解放军文艺》当时正在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活动。上级要求，每个军要完成两篇任务。而我一个人，就在这一年的《解放军文艺》二月号、八月号上了两篇征文的稿子。我一个人完成了一个军的任务。为此，部队为我记了三等功。一时间，自己昏昏然，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时，团里抽调我到八二炮连，采写一位超期服役老兵的报告文学。完稿后，团政治处领导要我投给驻地报纸《汕头日报》。尽管《汕头日报》是发表我处女作的地方，但这时，我已看不上这张地方报纸了。而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于是，我在把稿子寄给《汕头日报》的时候，附了一封信。名为自我介绍，实则是自我吹嘘。也正在这时，军部下发通知，召开全军业余作者经验交流会议，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导安排我在会上做典型发言。题目是《如何在连队日常生活中发现题材》。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个八千字的发言稿，心里是不无得意。开会前两天，军文化处一位干事到《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了解部队作者投稿用稿情况。收到我这封信的副刊编辑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便将这封信交给了那位干事。干事回来后，把信交到了军政治部主任手里。主任看过信后，决定改经验交流会为批评与自我批评会。我便成了那次会议的整风对象。

起初，我真想不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在小组会上连续作了两次检讨，都没有通过。后来，军文化处王处长又把我喊到他家里进行个别谈话。这次谈话中，他的一句话，像鞭子抽在我的心上。他说，记不起谁讲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一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一个作者毁灭的开始。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身上，让我猛醒！我对自己的不良思想，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自我批判。这句话，也从此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时刻在警醒自己！

当《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得知我们军这次会议的情况后，立即以编辑部的名义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要明白，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作者，要懂得用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来实现创造英雄业绩的广大指战员的目标。而作者本人只是做了记录而已……这封信让我茅塞顿开，从此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几番风雨，几番磨砺，我这个没有上过几年学的人，也能写出书来了。

（节选自2024年第2期《湘江文艺》谭谈《我的心里话》）

谭谈，1944年生，湖南涟源人，先后出席中共第十三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湖南省委第五届、第六届候补委员、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中篇小说 《山道弯弯》 等多种著作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曾主修毛泽东文学院、创建作家爱心书屋、主编大型丛书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创办湖南省文艺家创作之家、建立当代湖湘文艺人物资料中心。有五百余万字、数十种著作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