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论坛网友杨勇/摄

杜鹃声里斜阳暮

文/魏冬林

我最初被杜鹃惊动，是在永州老家的山里。

那时节，山上的树木抽出了柔嫩的新梢，各种野花也赶趟似的绽放。下午四点的光景，橘色的阳光透过林梢，斑驳地投射到铺满松针的山路上。我独自走着，身上泛暖，心里寂寥。不觉已是暮春，季节的转换令人怅惘。

就在这静得让人发慌的时刻，一声“苦啊——”毫无征兆地从头顶炸开。

那声音起得突兀，像是谁用锈刀生生劈开了凝固的空气。第一个音节是平的，甚至是有些迟疑的，悬在树梢上，颤颤地，仿佛随时会掉下来。可紧接着的第二声，音调猛地拔高了，尖了，像一根被骤然绷紧的弦。“苦啊——”第三声、第四声接踵而至，一声比一声凄厉，一声比一声急迫，音调一节节往上爬，音量一层层往大里涨，到最后简直是在嘶吼，在泣血，是把五脏六腑都要从喉咙里掏出来般的惨烈。然后，戛然而止。

四下里忽然静得可怕。只有那声音的余韵，还粘在四周的树上，丝丝缕缕，不肯散去。

我站定了，浑身僵硬。脊背上无端地爬过一阵冰凉，汗毛倒竖起来。我仰起头，急切地在密匝匝的枝叶间搜寻——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光影在叶隙里晃动，明明暗暗，像是无数只窥视的眼。那只鸟，那个发出这般声音的活物，把自己藏得老实。它就在离我不远的某根横枝上，我却看不见它。整座山林都成了它的同谋，每一片叶子都帮着隐匿它的形迹，只把它的声音放大，再放大，灌满这方天地。

过了一会儿，这催命的哀号又一次袭来，追着我匆匆的脚步，仿佛地狱的大门正在身后敞开。若不是意志坚定，怕是真的走不出这座林子了。

我后来问了村里的老丹，才知道这种鸟叫噪鹃。老丹吧嗒着喇叭烟，眯着眼看向远山：“这东西，邪性。叫起来跟鬼掐脖子似的。”他告诉我，老辈人传说，这是冤死的人化的鸟，心里憋着天大的委屈，才这么没日没夜地嚎。“听到它叫，莫要应声，晦气。”

“噪鹃”这个名词，连同老丹喷着烟屎气的声音，一同刻进了我的心里，从此和暮色、和孤独、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祥，牢牢绑在了一起。它的叫声是钩子，是楔子，总能在人心最松懈的时候，扎进来，勾起些关于死亡、关于离散、关于一切不可言说之悲哀的模糊联想。难怪古人听了，要写出“杜鹃啼血猿哀鸣”的句子，要把望帝春心、庄生晓梦的迷惘，都托付给这看不见的恶鸟。

然而，杜鹃不只一种，鸣声并不尽是这般。过了些时日，在村里的田垄间，我听见了另一种杜鹃声。

那是立夏前后一个晴朗的清晨。田垌里浮着一层牛奶般的薄雾。油菜花早就谢了，换成青翠的嫩荚，铺展在湿漉漉的田野上。开始插早稻了，赤脚踩在酥软的泥田里，栽种一行行绿色的希望。

就在这时，几声清亮的鸣叫，响彻四野，像暖阳从半空中撒下金子。

“快—插—快—割！”

或者是：“割—麦—插—禾！”

四个音节，清清楚楚，带着一种近乎愉悦的节奏。前三个音是平的，稳稳地递出去，像用木锤敲在蒙着湿布的鼓面上，闷而润；最后一个“割”字，声调往下一挫，利落地收住，干净，爽脆。那声音不像噪鹃那般邪恶、晦暗。它是亮的，透的，像被山泉洗过，又在这晨雾里滤了一道，然后才不慌不忙地送到你耳边来。

“布谷鸟叫了！”下丘的老丹直起腰，捶了捶背，脸上漾开皱纹，像风吹过水面，“喊你们做事快点哩！”

我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这种鸟叫做四声杜鹃，人们叫它布谷鸟。它一边飞一边叫，一声起，一声落，不紧不慢，悠悠荡荡，从田垌这边，飞到田垌那边，仿佛催促所有的人，快插快割。它那令人愉悦的鸣声，伴着远处隐约的牛哞，在绿汪汪的田野里，织成了一幅活生生的、带着泥土腥气和青草芬芳的春耕图。

我循着声音搜索它的身影，只见一个小小的黑影急速从空中掠过。隔一段距离才肯叫一声。目测着估量，它的体重不超过四两，这与我的预期相差悬殊——那么大的声音，竟然是从这么小巧的身子里发出来的。它那么舍力地四处催耕，实在是农时的信使啊！

对比噪鹃，一者是“苦啊—苦啊—”，沉在阴间的血泊里，沾着阴森与鬼气，听得人脊背发凉。一者是“快插快割”，浮在阳世的炊烟上，披着霞光与希望，听得人心头温软。

四声杜鹃，同样是“不如归去”的意象，在方言里的听感，竟能幻化出如此迥异的两个世界。一个通往幽冥，一个指向田园；既可以是催耕的号角，也可能成为悲伤的哀恸。

这种关于声音的迷思，在我心里盘桓了许久。我想到鸟与人的关系。麻雀吃谷，野鸡喙种，两者都是祸害。杜鹃似乎没有这些害处，却能以其独具特色的声音渗透人的心灵。

忽然想起儿时听过的一个传说来——当然是从“很久以前”开始的。

很久以前，山那边一户殷实人家，男人死了，女人带着两个儿子过活。大儿子十二，是头房生的；小儿子八岁，是她亲生的。尽管大儿子勤俭孝顺，这女人心思歹毒，总想害死他，好让亲生儿子独占家产。

那年春上，该种黄豆了。女人将一袋炒熟的黄豆交给大儿子，又将一袋生豆交给小儿子。她吩咐兄弟俩到山上自家的地里去种豆，种好后在那里守着，必须等豆子出芽了才能回来。

两个娃娃，哪晓得母亲肚里的弯弯绕？背着豆袋就上了山。路上，兄弟俩口渴，到一眼山泉喝水，把豆袋放在旁边。喝完了水，两人拿袋时，互相拿错了。

兄弟俩到了地头，各在一块地里种。忙了一天，把豆子都种上了。又砍了些树枝茅草，搭建一个能容身的窝棚。夜里，俩孩子挤在窝棚里，啃着带来的硬饼子，眼巴巴等着豆子发芽。

几天过去了，哥哥种下的豆子发芽了，弟弟那块地，却没一点动静。干粮吃完了，弟弟急得直哭。哥哥说：“你先回家，娘不会怪你的，我替你守着。”弟弟直摇头，眼里噙着泪：“娘的话，不敢违拗。”

哥哥只好先下山，想取了干粮再回来。回到家，娘一看是大儿子回来，脸唰地就白了。听他说完情况，女人魂飞魄散，连推带搡把他往外推：“快去！快去给你弟送吃的！”

哥哥背着干粮，拼命跑回山上。窝棚还在，里面却一片狼藉，茅草散乱，还有一摊污黑的血迹。弟弟不见了。

他回家将这个噩耗告诉娘，娘便疯了。后来，山里多了一种鸟，灰扑扑的，四处飞着叫，像是在喊“哥哥——哥哥——”。

这个悲凉的故事，楔入我童蒙的心田，或许也是幽微的文学启蒙。它在记忆里沉睡，却在一个明媚的春日，被一声清亮的“快插快割”叫醒。这传说像一把钥匙，忽然打开了我心里那扇困惑的门。原来，我们对鸟声的解读，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那声音钻入我们的耳朵，立刻就被我们已有的经验、记忆、文化和情感所浸染、所塑造。噪鹃的凄厉，之所以让人联想到冤魂、病痛、死亡，是因为它那撕裂般的音质，恰好触碰了人类对未知、对痛苦、对消亡的最深层的恐惧。而四声杜鹃那清晰、重复、有规律的鸣叫，则与农时劳作、季节更迭的秩序感天然契合，于是它成了信使，成了督促者，成了田园诗里一个欢快的音符。

我们听的不是鸟叫。我们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回声。

那凄厉的，未必是冤魂；那清悦的，也未必是信使。我们只是把自己对命运的无常之感，对亲情的眷恋之思，对劳作的敬畏之情，一股脑地，都倾倒在了这些无辜的野鸟身上。它们用简单的鸣叫求偶、占区、宣示存在，我们却为这鸣叫，编织了无数悲欢离合的剧本。

然而，自然的真相，往往比传说更冷酷，也更有趣。

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杜鹃的“恶行”，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天我头脑发热，随手一点，在网上下单了一个廉价的望远镜，此后，在未厌倦之前，我天天拿着它四处乱瞄。

五月的苇荡，新苇已蹿得一人多高。我来到这里，目标是寻找一对筑巢的苇莺。它们的巢筑得很隐蔽，用枯苇叶精心编织，像只小小的、深口的杯，悬在几根结实的苇秆之间。我蹲在离巢三十多米外的土坡后，架着望远镜，耐心等待。

亲鸟回来了，嘴里叼着一条肥硕的虫子。它灵巧地落在巢边，将头探进巢口。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巢里猛地竖起一张巨大的、橙黄色的嘴，比亲鸟的嘴还要大上一圈，像个等待填充的无底洞。亲鸟毫不犹豫地将虫子喂进那张大嘴，然后匆匆飞走，继续寻觅。

我的心猛地一沉。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那不是苇莺的雏鸟。苇莺的雏鸟，应该是浑身光秃秃、紧闭着眼、脑袋小得可怜的弱小生命。而巢里那个家伙，虽然身上也还只是稀疏的绒毛，但体型已几乎与亲鸟相当，尤其那张巨口，边缘是一圈鲜艳的、刺激性的亮黄色，像某种诡异的警示标志。

这是一只杜鹃的雏鸟，很可能是大杜鹃的幼崽。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一样，每天去那里守望。我看到苇莺亲鸟，那对灰褐色的小鸟，不辞辛劳地穿梭在芦苇与水面之间，一次次叼回蚊子、蜻蜓、蜘蛛和各种软体昆虫，义无反顾地喂给那个“巨婴”。而那只杜鹃雏鸟，除了在喂食时张开那标志性的大口，大部分时间都蜷在巢里，闭着眼，一副孱弱无害的模样。但我知道，就在几天前，当它首先从宿主的卵旁破壳而出时，它那尚未睁眼的、赤裸的脊背上，就带着一种本能的、刻在基因里的杀戮指令。它会蠕动自己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用背部那个敏感的凹槽，将巢里其他的卵——那些它“义兄弟”们——一个个顶出巢外，摔碎在下面的土地或水面上。独享所有的食物和关爱，是它来到这个世界学会的第一件事，也是唯一必须做对的事。

这是一种被称作“巢寄生”的生存策略。杜鹃科的大多数成员（包括噪鹃和四声杜鹃）都是如此。它们不筑巢、不孵卵、不育雏。雌鸟会花费大量时间，像幽灵般潜伏在可能的宿主鸟巢附近，观察、等待。它必须精确计算宿主的产卵期，然后在宿主开始孵卵、但尚未完全进入状态的关键窗口，以闪电般的速度潜入巢中，叼走宿主的一枚卵，产下自己的一枚。它的卵在颜色、斑点上，常常惊人地模仿宿主的卵，以假乱真。更可怕的是，杜鹃雏鸟的孵化期通常比宿主雏鸟短，这保证了它能抢先出壳，获得那短暂却至关重要的杀戮优势。

苇莺、伯劳、柳莺……这些辛勤的、毫无戒备的小型鸣禽，年复一年，成为这场精密骗局的牺牲品。它们耗尽心血，喂养着一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甚至杀害了自己亲生骨肉的“强盗”。而那只迅速长大的杜鹃幼鸟，在羽翼丰满后，会毫不留恋地振翅飞走，甚至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真实身份。

站在人类的道德高地上看，这无疑是“恶劣”的，是“卑鄙”的欺骗与谋杀。我们讴歌父母的奉献，赞美亲情的无私，而杜鹃，却将这一切践踏在地。它那清亮的“快插快割”，此刻听来，像极了冷酷的嘲讽；它那凄厉的“苦啊苦啊”，仿佛成了受害者绝望的悲鸣。

然而，自然没有道德法庭。这里只有生存的竞争，只有经过千万年严酷筛选后留存下来的、最有效的繁衍策略。巢寄生，对杜鹃而言，是一种“进化上的天才方案”。它将筑巢、孵卵、育雏这些高风险、高能耗的环节全部“外包”，自己则专注于寻找配偶、产卵和生存。这策略如此成功，使得杜鹃科成为鸟类中一个庞大而多样的家族。

当我看着那只苇莺，又一次将食物喂进那张贪婪的巨口时，忽然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堵在心口。那不是纯粹的愤怒，也不是简单的同情。我仿佛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一边是人类用情感与道德编织的意义之网，那里有善恶，有悲喜，有传说与诗篇；另一边是自然那冰冷、高效、无情的逻辑，那里只有基因的传递，只有生存与繁衍的硬道理。

那只小小的苇莺，它知道真相吗？或许不知道。它的本能驱动着它去喂养巢中那张巨大的嘴，就像驱动它呼吸和飞翔一样自然。它的“爱”是无条件的，也是盲目的。而那只杜鹃雏鸟，它也只是在遵循着与生俱来的指令。

斜阳又一次西沉，将芦苇荡染成一片金红。那只杜鹃雏鸟在巢中动了动，它背部的羽毛正在迅速生长，已能看出未来那灰褐相间的横斑纹路。苇莺亲鸟依旧在忙碌，它的身影在斜光里划出急促的、不知疲倦的线条。

我离开苇荡往回走。坡上的松林里，噪鹃那拖长的、锯齿般的哀鸣又起来了。“苦啊——苦啊——”声音在暮霭中显得更加幽远、苍凉，像从地底深处冒出来的呐喊。它不再让我恐惧，反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亲近感。这是一个生命在用它唯一的方式，宣告存在，争夺空间，呼唤伴侣。那凄厉，是它的战歌，也是它的情诗。

几乎同时，从远处河湾的柳树林里，四声杜鹃那明快的催促，也穿透暮色，清晰地传了过来。“快—插—快—割！”“快—插—快—割！”不慌不忙，节奏稳定，仿佛在执着地校对这即将逝去的一天里最后的时光。那清亮，是它的语言，是它写在这春日终章里的、一个关于繁衍的坚定注脚。

它们都在叫。用各自截然不同的声音，填满这暮色四合的天空。

夕阳的最后一点余晖，正从西边的山峦滑落。天空的颜色，从橘红，到绛紫，再到一种深邃的、天鹅绒般的蓝灰。噪鹃和四声杜鹃的叫声，在这庞大的寂静里，交替响起，一迎一和。一个向下，沉入地底；一个向上，融入星空。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噪音或乐音，不再是道德的污点或诗意的象征。

它们只是声音。是这片山林，这片土地，在此时此刻的呼吸。

我坐在山石上，静静谛听。直到夜色完全合拢，直到星星一颗颗钉在漆黑的天幕上，直到那两种叫声也渐渐稀落，最终被潮水般的虫鸣取代。

起身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似乎听懂了一点什么。不是听懂了鸟语，而是听懂了这暮色，听懂了这天地间，那宏大而又沉默的叙事。杜鹃的鸣叫，无论是清越还是凄厉，无论是催耕还是泣血，都只是这叙事中一个个小小的、却不可或缺的音符。而我们赋予它的传说、诗意和道德评判，也不过是这宏大寂静中，人类自己发出的、微弱而执着的回响。

恶名与诗名，皆是我衣裳。斜阳里，那看不见的歌手，依旧在唱。用欺骗成就繁衍，以他者的温情供养自己的生命。它的歌喉，清亮如泉的是它，嘶哑如裂帛的也是它。这或许便是自然最深刻的寓言：在生存的真相面前，人类的悲喜与褒贬，轻飘得如同暮色里最后那一缕，即将散尽的烟霞。

魏冬林，毛泽东文学院素人班学员，湖南省作协生态文学分会会员，永州市农民作家协会副会长，冷水滩区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