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河源”相遇

——读《跟着<孟子>旅行》

文丨李云龙

以我的个人感受来说，读龚爱林博士《跟着<孟子>旅行》一书，仿佛是与“江河源”相遇。这里提到的“源”，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根脉，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初始意义上的千流万汇之“源”，也就是本书中推崇的“尧舜之道”。

全书对“尧舜之道”的推崇、界说，令中国的人文初祖，恍如从上古时一下就来到了我们眼前，情境是那样切近而又悠远，形象是那样庄严而又慈祥。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炎黄子孙的共同先人，或站在高山之巅，或立于泉流之始，朝着所有后代，“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鲜灵活泼，别饶风致。

龚爱林这部具有普及性质的哲学专书，在同类著作中个性突出，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限于篇幅，仅列如下三点：一、言说简明；二、情意深浓；三、循善恭谨。

先看言说简明，从目录和内容看，“尧舜之道”是所有章节地引领统驭，这是《孟子》的哲学本义，是全书核心，作者所要陈明的正是数千年间，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撑、机制础石、信仰基因和文化命脉。但该书同时又对《孟子》的圣贤阃奥做了去芜存菁地处理，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孟子学说的通俗化和大众化。

《跟着<孟子>旅行》的写作，整体上是围绕前述《孟子》的哲学本义——即“尧舜之道”展开的。其中的继承持守，古风今读、微言大义式的现代阐释，让人印象深刻。

《孟子》未必好懂，哲学也未必好谈。铺得太开，易于陷入名词解析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从“孔孟之道”到“陆王心学”，凡一千五百多年里，各种思想演绎和注解可谓是头绪纷繁，厘清困难——连宋明神秘主义者也把其思想渊源上溯到了孟子这里。所以说《孟子》未必好懂。不过，综观全书，我们又能发现，作者显然并非是在专业词藻当中逡巡，而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像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是物我关系，是万物之理，并提出了与此相关——实际上是与德性、心性相关的许多观点，但作者没有迷失其间，而是始终不离主题，始终抓牢仁义礼智四端不放，始终聚焦于“尧舜之道”；另外，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说的“思”是一种理性，而徐复观认为它包含了反省与思考两方面，且重在思考。龚爱林虽则明确提到孟子对“尧舜之道”做了反思，并“将之系统化地表达了出来，通过这种系统化地表达”“上升到了儒家哲学的层面”，但始终没有以“思”的概念为论说要目，而是紧紧扣住孟子的信仰——“尧舜之道”成篇，重点言及儒家哲学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核心层面，即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仁”和“民为本”思想。第二个是礼仪层面，第三个是制度层面。作者客观精要地点出了孟子哲学思想当中菁华与糟粕并存的情况。

《跟着<孟子>旅行》，功在把依稀不明转换成了晓畅通达。比如对《公孙丑上》中“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一句，作者简洁译作“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快”。再如作者引《离娄下》句：“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其解说也是很体贴人的：“武王的最大品德，就是不过分亲近近臣，也不怠慢远臣。”这种不引原句而是直接译出的例子比比皆是。

《跟着<孟子>旅行》是对孟子哲学包括其道德准则的一种普适化解读，其自身甚至也可看作某种哲学表达范式。《孟子》有着深刻、秘奥的哲学理论，复杂的言说系统，但《跟着<孟子>旅行》一书，将孟子观点高度浓缩为“尧舜之道”，并以明白如话的言语，集中到了六个字上面：“人性善”“民为本”。这是大多数人都能懂的语词，更是非常浅近的道理。其简其明，由此可见一斑。

次说情意深浓。《跟着<孟子>旅行》，将哲学称述挽起人生行旅，且笔锋所指，不是纯然景物，而是豁然憬悟。这种言在此而义在彼的哲学书写，也非常醒目。特别打眼打心的，则是其情感传递，或携风带雨，或日光照耀，时而烈火炎炎，时而雷声隐隐，而且都饱含对家乡的深浓爱意。像写湘江源头，那种富有画面感地描述，有着怎样一种诗意和真情啊：风把视野打开，水自垂崖悬注，如白练悬空。尤其是源头的水，即使是一滴水，也是一种“传说”，是“种子”，是湘江的“童年之身”；由此深入，作者把视线投射到了更广阔的潇湘大地上，他心里油然生出的是一种对母土的强烈敬畏感，这是从人的格局上升到了“神”的视点，也是把自我观照抽绎成了现世省思，将一己沉落转向群体高举，由他者论说引至人性善恶的中国哲学正道。

再说循善恭谨。在《孟子》一书中，真正明确讲“性善”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滕文公上》，更像是点到为止；一个地方是《告子上》第六章，说得比前边列出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自然要详细不少，孟子和公都子师徒的问答对话常常被作为学人谈孟子“性善论”的根据。龚爱林没有以言辞多寡作为取舍标准，而是循善论证，串联起了周严的逻辑链条。

不妨先回到《跟着<孟子>旅行》一书“写在前面的话”当中。作者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表述，今摘录于次：

“孟子大道至简，将尧舜之道定格在了‘人性善’‘民为本’的理念之上，深奥的人文道德有了平凡的表达，美好的道德理想均在质朴的道理里面”。作者是这样做目标设定的，在写作实践中，也是这样恭谨遵循的。

在第一章第四节“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篇中，龚爱林对举了孟子笔下的舜与盗跖的不同作为，充分肯定了尧舜之道的“由仁义行”——作者将之准确地解释成“遵循仁义，舍生取义”，并认为，这是善的最高境界。尤其对孟子的功绩毫不吝啬地进行了褒扬：孟子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从“由仁义行”定格尧舜之道时，实际上是将一种理想人格生动而又形象地呈现在了中华民族面前。这是一个能够维系民族和谐与团结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完美体现“仁义”的理想人格。

作者还引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描述，证明孟子所言不虚，舜确实是“闻善而动”，其善性，是原生态的，没有虚饰作伪。这种旁征博引，隐约暴露出了其专业出身——哲学博士。他无疑是在将哲学、史学、诗学的原理跟要则认真地融合在一处，去解读《孟子》，去完成这一场盛大的经典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