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供图

一个用镜头雕刻时光的人

文/彭世民

我们去看他的“长寿影记展馆”。领路的文友把车从大街上拐进一条次青巷的巷子。巷子很深，拐过第三个弯，停住了。我疑心是走错了地方——这里太静了，静得仿佛能听见阳光落在黑瓦屋檐上的声音。

巷子两边的屋舍，新新旧旧地挤挨着。白墙褪了色，黑瓦缝里长了细草。新贴的瓷砖，亮锃锃地嵌在老墙上，有点扎眼。岁月像个耐心的画师，在这里一笔一笔地描。新楼的墙面光洁，笔触很淡，像幅素描；老墙的斑驳，则像被几十年的烟火气慢慢熏出来的。日子，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这新与旧之间，来回摩挲。

何志贤就站在巷子深处，微微倚着一扇旧卷闸门。他像是从这老街的砖缝里长出来的一棵树，沐着风，淋着雨，在这里静静地扎了根。

75年的光阴，把他的鬓发染成了芦花的颜色。眼角的皱纹，细细密密的，像是时光细细犁过的田垄。最醒目的，是他领口那枚党徽，金红的颜色，在巷子的暗影里，像一粒不肯熄灭的火种。

他胸前的相机，漆色已磨去大半，边角露出温润的光泽，像是溪水里浸泡了千百年的卵石。背带起了毛边，却还韧性地承托着它的重量。

“长寿影记展馆”的门牌不大，墨迹深深浅浅的，落在这市井巷陌里，倒也不觉得突兀。

“这儿就是我的家，”他笑着，目光在满屋的照片上轻轻环视了一圈，“也就是展馆了。都在这儿了。”

一步跨进去，人便像是掉进了旧光阴里。临街的铺面是第一展厅，第二展厅后头的厅堂，楼上的小屋还有一个展厅，每一间仿佛都有自己的呼吸。

他将自家这栋三层小楼，硬是腾出一百多平方来作展厅——不收费的那种。过往的行人，都能进来坐坐，看看。

照片密集地挂着。黑白的、彩色的、大的、小的。百岁老人安详的笑、孩童清泉似的眼、将军紧握乡亲的手、老农望着土地那深情的目光。

走进展厅，一张题为“喜绣中国龙”的图片，牵住了许多人的脚步。画面里，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正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和绣花针线。她一边与中国翻译愉快地交谈，一边飞针走线，全神贯注。那神情，仿佛她手中正在诞生的，不是寻常的图案，而是一个古老东方国度腾飞的魂魄。

说起抓拍这幅照片的往事，何志贤的眼里便放出光来。他告诉我们，那是三十年前的端午节，湖南岳阳举办国际龙舟赛。三十多支国内外龙舟队，汇聚在南湖麦子港。当时他持着一台手动135相机，别的摄影师都在追逐宏大的竞赛场面，他却独独将镜头对准了这赛场一隅的温情。后来，这张照片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中英文图文并茂，将龙舟赛的盛况传向了世界。紧接着，《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争相刊发。这幅作品，也为他赢得了多项摄影大奖。

在走廊的拐角，另一张名为《童心》的照片，同样引人驻足。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像个天真未凿的孩子，右手捏着花茎，左手拢成一个小小的“聚光”的姿势，凑近那朵花，仔细地瞧着。阳光慷慨地洒在老人的脸上，她的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满是纯粹的欢喜。那光影，那神韵，被定格得如此传神。旁边的说明卡片记录着，这张照片曾入编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摄影专辑，也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

展厅里的照片，获奖的太多太多，我无法一一细数。每一张背后，都藏着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与时代同频跳动的心。

说起与摄影结缘的起始，何志贤的目光便飘远了，仿佛落回了1979年的某个午后。

一位远房亲戚搬家，留给他一台海鸥相机、三本摄影书。金属的机身沉甸甸的，当他的指尖触到那冰凉的外壳时，心口莫名地一跳。

“那时候，全乡也找不出几台这样的宝贝。”他咧嘴笑了，皱纹漾开来，如秋水的涟漪。没有师父引路，他就自己当自己的先生——白天忙校务，夜晚便在煤油灯下与那些理论对谈；周末背起相机，把书上的道理，一格一格，小心翼翼地摁进生活真实的纹理里。

我曾在部队当过新闻干事，深知在暗房里冲洗照片的艰难。一个胶卷，能冲出两三张满意的，便已是莫大的欣慰。像何志贤这般，全靠自己摸索，还要自掏腰包购买胶卷、相纸，那股子执着，该是怎样的一番滚烫热忱啊。

他这一生，身份几经变换，从村支书到民办教师，再到中心小学校长，最后，还是回到了“农民”这个最根本的身份里。每一步都走得沉稳踏实，像是棵老树，把根须牢牢扎进泥土。可谁也想不到，他心底竟一直烧着一团火，一个未竟的梦——他想用镜头，把家乡的风物、乡亲的面容、土地的呼吸，一点一滴，全都收藏起来。

摄影之路，也并非总是鲜花与掌声。何志贤说起，他曾因为拍照片惹上过官司。那时，他只是一心想为农民朋友讨个公道。官司最终是赢了，可那段记忆，像一道刻痕，他这辈子都忘不掉。

1987年，他自考中国摄影函授学院第二期摄影专修班结业。学习期间，每个月要去长沙大学听两周课，连住宿旅费都是向亲戚借的。后来，他在长寿街百货商场办了照相馆，主要靠走乡串户下乡拍照经营。有了微薄的收入，才慢慢还清了借款。那个时代照相很原始，要显影、定影，暗房制作照片。为了节省成本，他拍的大部分是乐凯黑白电影盘卷。“就是这样混日子，”他憨厚地笑笑，“可我喜欢投稿。”有时照片获了《人民日报》的大奖，接到通知去北京领奖参加活动，却因家境贫寒，舍不得那笔不小的旅差费，几次机会都遗憾地放弃了。

2021年8月，为了拍摄平益高速公路建设的农民工在四十多度高温下奋战的场景，他骑着自行车，往返工地十多里路。多次在酷暑中采访拍摄，作品发表于《岳阳日报》等媒体。最后一次返程途中，下坡时跌了一跤，不仅相机损毁，他的左肩也骨折重伤。后来在浏阳社港骨伤科医院手术，半年后才得以康复，医疗费花去一万多元。相机坏了，他一度茶饭不思，日夜惦念。孝顺的女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后来凑了两万多元，买了一台新的全画幅尼康微单相机给他，这才让他重新回到了痴迷的摄影生活中。

窗外的光斜斜地照进来，在水泥地上画出几块明亮的方格。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飘浮，上上下下，像是时光的碎屑在无声地跳舞。这舞，一跳，就是几十年。

墙角的玻璃柜里，静静躺着将军们的题词。“勤奋摄影，服务人民”——方强将军的墨宝，纸页虽已泛黄，笔力却依旧刚劲。旁边是张震将军与乡亲围坐的照片，将军的手自然地搭在老农的肩上，两人都在笑，眼角的皱纹往一处凑，竟分不清哪个是将军，哪个是农民了。

“将军们回乡，最爱找老街坊聊天。搬个小板凳坐下，喝着粗茶，说着土话。那一刻，他们不是将军，只是回了家的孩子。”何志贤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照片里的那份温情。

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幅卷着的题词，纸张发出清脆的细响：“那时候我还是个地道的农民，拿着相机的手直发抖。将军说，小何，你只管拍，把咱们家乡拍给外头的世界看。”

就这么一句话，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落在他心田的沃土里，深深地扎根，发芽，最终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可我啊，最爱的还是拍孩子们。”他的语调忽然轻快起来，指向一组《村童的故事》。泥巴地里打滚的娃，牛背上聚精会神看书的少年，田埂上追逐嬉闹的身影……“你瞧他们的眼睛，干净得像山泉水，能照见天上的流云呢。”

靠窗的桌上，摊着几本厚厚的剪报。《人民日报》《湖南日报》《中国青年报》……发了黄的报纸上，他的照片和名字还清晰可见。《喜绣中国龙》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绣龙的女子眉眼低垂，手中的针线仿佛真要绣出腾空的龙。《路遇不平挺身相助》得了“五一文杯”全国抓拍大赛一等奖，画面里的人物，神情急切，仿佛能听见他们正在诉说着什么。

“嗨，都是老皇历了。”他轻轻地合上剪报，像合上一段炽热而遥远的青春。

他的手没有停，还在细致地整理着2025年要捐赠给档案馆的档案。将军的题词、泛黄的获奖证书、字迹密密麻麻的采访手记……他一件件清点，归类，动作轻柔而庄重。

“这些物什，不该只属于我一个人。”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满屋的珍藏，像是最后的巡礼，“它们属于脚下这片土地。”

这话说得极平静，却让听着的人心头一震。

是啊，他用那小小的镜头，记录下了半个世纪的乡土中国。那些已然消失的农耕图景，那些在岁月中渐渐老去的面容，那些被快门瞬间定格的笑脸与泪水，都在那一方方底片上，获得了另一种意义的永生。

《人与土地》——那是得了《中国土地报》“沪光杯”全国摄影大赛一等奖的作品。照片上，一位老农赤着脚，站在新翻的泥土里，正弯腰捧起一把褐色的土壤。那土，从他粗粝的指缝间簌簌漏下，仿佛带着生命本身的、沉甸甸的重量。

“土地最诚实，”他又一次望向窗外，目光悠远，“你付出什么，它就回报什么。拍照的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枚党徽，依旧在他洗得发白的衣领上，闪着温和而坚定的微光。

“明天还得去档案馆，”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声音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最后一批资料，要交接妥当了。”

临走前，同来的著名作家彭见明先生心有感触，提笔为老何写下八个字：“志贤艺术，无限风光。”这八个字，说的何尝不是老何这个人呢。

巷子在后视镜里渐渐模糊。这个用镜头雕刻时光的人，他这一生，就是一本厚厚的、行走的史书。如今，所有的悲欢都在岁月的显影液里沉淀完毕，清晰地浮现出来——那，便是这片土地最深沉的模样。

彭世民，湖南平江县人。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为军队转业干部。现任平江县文联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岳阳市作协理事。著有散文集《凤凰花开的路口》，曾荣获全国大鹏生态文学奖与岳阳市第五、第六届文学艺术奖。其作品见于《少年文艺》《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广西文学》《小溪流》《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