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危机与活化利用
——以粤北瑶族音乐为例
文/林嘉旋
摘 要:少数民族音乐多面临传承危机,粤北瑶族音乐亦是如此,一定角度而言,传承危机亦即传播危机。因此,从传播学视域分析粤北瑶族音乐传承上遭受的三重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对之活化利用的逻辑依据与必要性以及探究如何应对策略,这一新的切入视角展开的相关探究所给出的分析与应对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功用。
关键词:传播学视域 ;粤北瑶族音乐;传承;活化利用
我国农村山区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造成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日益空心化,其民族音乐也就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与传承者,处于粤北南岭山区的瑶族音乐同样如此。粤北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民族音乐是其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历史及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如何才能不因上述因素而传承中断,从传播学视域来寻求对策则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毕竟,“一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进行的”。[1]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亦认为“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2]从音乐与传播的关系而言,“音乐传播是文化传播行为之一,人类音乐历史生活中的每一种传播行为,都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衍化、变异产生刺激,它是音乐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行为”。[3]粤北瑶族音乐面临的传承危机以及如何活化利用,本质上皆属于是否能继续做到有效传播的问题,而从这一视域切入的深入研究基本没有。
一、传播学视域下粤北瑶族音乐传承面临的三重困境
从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压力而言,广西壮族、贵州瑶族、新疆维吾尔族的音乐,因聚居地面积广袤与人口众多,形成的稳定规模效应,至今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加之地方政府在民族发展方面的投入力度与国家层面对其民族音乐的传播助力,进而使这些地域的民族音乐基本没有传承上的危机。作为区域规模较小的少数民族音乐或地域民乐则多面临传承危机,例如,粤北瑶族音乐如今则面临以下三重冲击。
一是传播土壤逐渐被侵蚀,传承者后继乏人。在我国城市化与市场经济之前,得益于城乡人口之间的非流动性政策诸因素,虽然粤北南岭瑶族聚居地区山高谷狭群山延绵,但保证了粤北瑶族音乐的稳定传承。改革开放后,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近距离以及后者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导致粤北瑶族年轻人纷纷南下,脱离了世代居住的村庄,使其空心化甚至消失,其打工分散而居的特性,即使粤北瑶族音乐失去了传播土壤,又使人际传播失去了可能,新的文化环境亦使瑶族年轻人开始接纳新的文化与音乐,而“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传播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4]。因而,一旦融入新的文化则会疏离原有文化,体现在该方面:现代文化包括流行音乐覆盖代替了粤北瑶族文化及其音乐,于是,在外务工的粤北瑶族青年对本民族音乐的传承意识、传承能力、传承环境逐渐化为虚无。
同时,音乐市场的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出于市场考量一直致力于流行音乐的开发与传播,使城镇青年包括少数民族青年沉浸其中并形成了媒介奇观心理下的欣然接受,此消彼长下也使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播面与传承者皆严重萎缩。流行音乐在各种传播载体上几乎一统江湖,严重挤压着少数民族音乐的存在空间,特别是网络媒体传播的便利性、丰富性与交互性,使“网络音乐自来水正无情地冲刷着当代年轻人心中由前辈们口传心授给予他们的东西”[5]。这种状态下,历史上的粤北瑶族在稳定的地域、人口及生活方式下,对瑶族音乐进行口传心授的代际传播方式不复存在,原有的音乐生存土壤遭受快速侵蚀,愿意传承民族音乐的年轻人逐渐减少,且在网络空间难以找到自身的有效传播位置。
二是传播上的乏力与遗忘。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网络媒体时代,民族音乐受到传播载体青睐,需要两个基本条件:(1)内容与表达形式能被本民族内外的群体喜闻乐见;(2)能为传播载体带来经济收益,形成市场规律下的良性循环。这就需要音乐本身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且符合大众审美的表现形式,可以实现大众口碑式传播或能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与资本愿意投入,进而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粤北瑶族音乐同诸多少数民族音乐一样,多不具备上述两方面条件,并且内容上的丰富性、系列性与创造能力多有不足,资本力量投入时会考量这些要素,因而造成粤北瑶族音乐传播上的乏力与被遗忘。
在如今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依赖成为成年人普遍病症的时代,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与娱乐性为主要目的成为网络消闲的主潮流,传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更是遭到疏离与遗忘,正如凯文·凯利所言:“我们已经成为屏之民,屏端构成了新的媒介生态系统。”[6]智能手机是如今能给网民带来愉悦的第一媒介,究其根源,技术便利、多功能、内容丰富且有吸引力是主因,“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受众的使用态度与其愉悦程度正向相关”[7]。流行音乐能给受众带来精神愉悦,且属于娱乐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状来看,网络空间几大音乐平台占据着音乐传播的主要市场,少数民族音乐包括粤北瑶族音乐因为内容与形式上的各种局限性,导致青少年与资本对少数民族音乐的遗忘与陌生。
三是传播上活化利用“说易行难”。近年来,在文化旅游的推动下活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热门词汇,粤北瑶族音乐如何实现“活化利用”,其实也是如何实现有效传播的问题,但如何使活化利用工作切实有效则“说易行难”。一些成功的案例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特殊机缘,不具备可模仿借鉴性,区域规模一般的少数民族音乐至今找到能稳定传承路径的不多。该方面如今常见的活化利用做法有:(1)对民族音乐进行资料上的整理与抢救,(2)从实物上建立展览馆、博物馆、特色街、音乐广场等,(3)氛围上配合文旅的音乐歌舞编排及音乐节,但内容、形式多有“急就章”与突击性创作特征。上述通用性做法整体而言,对有效解决这一传承危机作用并不大,亦与如何有效传播民族音乐的关联并不紧密,难以在内容、形式上让本民族的民众自愿吟唱与形成规模性的传播效果,更不言能让游客或其他民族的民众对之产生吟唱学习的兴趣,粤北瑶族音乐活化利用上同样如此。实现有效传播需要具有传播力的媒体或网络平台、丰富且有质量的传播内容、好的传播形式与大量的自愿传承者并能做到自愿代际传播,粤北瑶族音乐在上述三方面如今皆存在短板。从传者而言,如何建构有力的传播平台与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传播内容及表现形式,从受众(传承者)而言,在现代生活方式、传播技术、流行音乐的冲击下,且随着过去对应生活方式的逐渐消失,认可民族音乐的群体老去,年轻一代不愿意传承,代际传承问题至今难以破题,因此,活化利用作为口头上的热门词汇容易,做一些常规性的相关动作也不难,但如何做到有效传播则需要深入探索。
二、传播学视域下粤北瑶族音乐活化利用的逻辑依据与必要性
某一种音乐出现传承危机或消逝于历史长河是正常的文化现象,正如一首爱沙尼亚的古老民谣这样唱道:“古老的歌子成千上万地随风飘散,被雪埋葬;成千上万地被葬进坟墓,又成千上万地在使用中消亡。”[8]因此,某一种民族音乐是否应下功夫保持稳定传承需要具体分析,但作为具有一定传播规模与形成自身艺术特色的粤北瑶族音乐,在当下具有活化利用的逻辑依据与必要性。
第一,传承民族传统及文化遗产的需要。按照《文化学辞典》的解释,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9]。这种共同体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为底座,民族文化是长期积累、创造与传承的过程,也是维护民族内部情感认同、社会稳定与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石,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遗忘或被疏离是传统文化面临的常见危机,粤北瑶族音乐即是如此。从音乐与传播的关系来审视该问题,一方面“音乐传播是音乐艺术得以产生和生存的一种基本属性”[10],一方面“涉及到传播上,没有传播及演变,就没有音乐文化的发展;不传播演变的音乐文化,将是僵滞的音乐文化”。[11]因而,从传播学视域有效活化利用已经面临传承危机的粤北瑶族音乐,则尊重了事物发展规律与音乐文化演变属性。
粤北瑶族音乐主要存在于乳源、连南、连山三县以及周边其他县市的瑶族乡镇,具有一定的地域面积且发展成熟,在悠长的历史演绎过程中依靠人际传播,已经融入族民的日常生活与节日仪式之中,成为代代相传与具备民族区域功用的生活行为及文化传统。粤北瑶族音乐对本民族具有极强的群体认同与文化认同功用,做好其活化利用工作则利于保存这一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对于没有自身文字的少数民族而言,口传心授与居域封闭使粤北瑶族音乐形成浓郁的人际传播特性,后虽有对汉文字的利用,但由于整体受教育程度低下,本民族的传说、历史、生产、生活、爱情以及祭祀等依旧以口传心授实现代际传播,这种状态使粤北瑶族音乐成为其文化、历史等代际传播的载体。如《盘王歌》唱述的是瑶族先祖因天旱逃荒,漂洋谋生,海中遇难,盘王派遣天神搭救的过程,《耍歌堂》是连南排瑶人民在庆祝丰收活动时所唱的一种民歌,可以说粤北瑶族音乐保存了有关瑶族的文学、历史、音乐等具有史料价值的内容。
从保护与活化利用角度而言,属于粤北瑶族音乐的乳源过山瑶、连南瑶族长鼓舞以及耍歌堂、布袋木狮舞等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具有保护与活化利用价值,这就需要得到有效传播。在市场经济与城市化进程之前,上述粤北瑶族音乐(包括舞蹈)得到稳定的代际传播,如今虽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如不能得到有效传播,最终也只能以资料的形式记载于书籍或存于网盘而失去生命力。在现代文明、城市发展、网络传播与自媒体对流行音乐推崇等因素下,顺其自然只会导致粤北瑶族音乐逐渐消失,因此需要做好活化利用上的传播工作,做好了传播也就实现了传承。
注释:
[1]赵志安:《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黄钟》2003 年第3期。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周立方、李启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3][10]曾田力主编:《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第1页。
[4]〔美〕莱斯利·怀特著,沈原等译:《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5]曾遂今:《音乐网络传播与当代人的音乐观》,《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
[6]〔美〕凯文·凯利著,周峰、董理、金阳译:《必然》,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7]刘强:《融合媒体受众采纳行为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8]曾遂今:《音乐传播:观察、研究与教育——音乐传播的概念解读》,《音乐研究》2009年第6期。
[9]《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69页。
[11]冯光钰:《关于音乐与传播的思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粤北瑶族音乐传承危机与活化利用”(项目编号:GD23XYS089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韶关学院)
(本文节选自2024年第3期《文艺论坛》林嘉旋的《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危机与活化利用》)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林嘉旋
编辑: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