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景·民风·文化记忆

——论安琪诗集《暴雨和绵羊》

文/张翼

摘　要：安琪的地理诗集《暴雨和绵羊》用心感受华夏大地之风景，抒写独特的地域诗篇。诗人以行吟方式，丰富的现场感受描摹地方生活的内外形态，在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深处探寻诗味，重构区域风貌与文化记忆。安琪熔铸意象于各种情境，以独具个性的诗意诠释对文化遗址的理解，赋予地景和故居独特的精神气象与艺术生命。安琪能以小观大，寻找地域与人文之间的内在精神关联；也能化繁为简，越过云山雾海直抵人性深处，表达个体的审美感知与人格信仰，塑造地域文化的时代新境。

关键词：《暴雨和绵羊》；安琪；地理诗篇；地域书写；现代审美

“美丽中国”丛书系列中的这部《暴雨和绵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是安琪第二部地理诗选集（第一部《秘境之旅：内蒙古诗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手捧这部诗集，仿佛展开一幅人文地理的画卷，徐徐翻动书页，即可跟随诗人欣赏大江南北的丰茂景象。驴友用脚丈量锦绣河山，阅览沿途风光；诗人用心感受神州山河，用情抒写独特风景。安琪的《暴雨和绵羊》收录了一百多首地理风景诗篇，以省分辑，涵盖中国27个省（市），以行吟诗的方式，书写旅行唤起的诗心，重构地方历史与文化记忆，回应先辈文人的艺术召唤。安琪能努力抓取行走时诗意迸发的灵动瞬间，在语言与思想的碰撞、交融中幻化无数绚丽的诗行，替万物发声，为天地代言。

一、自然风光里涌动的诗情与哲思

安琪能够在传统审美对象中发掘新鲜的诗情，唤醒意象。《暴雨和绵羊》这首诗里将绵羊的形象以“河”的方式闪现，契合草原上的“流动”之感。这片令人动容的草原是青海的，也是属于安琪的。暴雨和绵羊，两个跳动在“安琪草原”意境中的奇特意象组合。一个威猛，一个温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暴雨将至时，绵羊像一条河,一条/白色的河，在绿色的草原上流过来/流过去。它们慌乱而惊恐，盲目地/在绿色草原流动。”这是诗人与自然相遇时灵光乍现的个人观感，也是安琪的奇特感受。诗用两行句式结构，二字、三字、四字的断句，以外在形式和声音节奏助力于内容与意义的呈现：把暴雨擂响的鼓声、草原天气的骤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诗中风暴来袭时的草原场景，很多人都目睹过，即使没有亲历过，在影视作品里也时常出现，然而，诗人的珍贵之处在于传达个人感受，刷新人们对自然的固有感知。诗歌的生命不在于让人知道，而在于让人感受，这种陌生化体验让人的感知更细微、灵敏、开放而多元。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认为：“诗的本质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1]

暴雨是绵羊草原生活中躲不过的经历，“它们最终能否躲过/暴雨，答案是否定的。”安琪生动描摹了一幅暴雨来临时的草原即景。诗情的捕捉是作品成功的起点，把诗情凝聚为哲思，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情感和思考则更为关键。“绵羊”面对充满破坏力的“暴雨”时感到慌乱甚至惊恐，却无法逃脱。同理，人类社会中不论是处在底层的弱势群体，还是高居云端的皇权贵族，谁也逃不过历史车轮的碾压，仿若绵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无论是屏息静气，还是拼尽全力，结局已然注定。现代社会中，环境污染、行业竞争、人性堕落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压力和伤害，时代的灰尘无情落下，各有各的无助和恐惧，正如“草原太大/暴雨太快，暴雨砸下来时也就砸/下来”。

诗篇最后两节，呈现了有趣的反转。“被暴雨砸过以后/绵羊还是绵羊，之于暴雨，砸过绵羊/以后，暴雨已经不是暴雨，而是绵羊。”安琪指出，尽管暴雨砸向绵羊，绵羊依旧是绵羊，其本质没有改变。而暴雨砸过绵羊后，已不再是暴雨，而是绵羊。无理而妙，有着穿透现象思考本质的深刻。诗中的暴雨和绵羊，既代表了大自然和个体，也可以象征着进击与包容、主动与被动、有力与无力等对立概念。安琪指出，尽管暴雨对绵羊造成某种伤害，但这种打击无法改变绵羊的本质。两者碰撞之后，前者却可能失去自我本质，融入他者。或许，尘世间多数文人也如同那群温柔的绵羊，无力外表下深藏着某种倔强。诗的结尾颇有道家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理趣。安琪透过自然现象探幽发微，提炼人生哲思。象征的暗示性有助于诗歌对真理形象、多义地表达，抒发更强烈、深挚的情感。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认为：“艺术就是表达一种不可表达的真实，有时竟也表达了。这就是它的似是而非之处，是它的真理之所在。”^[2]《暴雨和绵羊》是青海的草原，《康西草原》是北京的草原，《阳光只有洒遍草原才叫尽兴》《冬，希拉穆仁草原》是内蒙古的草原，各地的草原有着不同的风情，说到底，都是安琪的草原。诗人有一颗奔腾的心和超乎常人的敏锐，能探入自然风景的内底，抓住事物的实质。

安琪在《浑河在高茂泉》中，通过对河流的描写，展示浑河虽然小、浅，却有着强大的气息和内在力量，“再小/再浅的河也是有脾气的”。诗人流露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警示人类不要小觑任何一条河流，即便它再小再浅，也有其特殊的魅力与力量。同时，安琪也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表达了对浑河的感恩之情，强调有了河流才有村庄的存在与族群的繁衍。她的地理诗不仅写风景，更是融合个人发现与体悟，带着自我的经验与情绪。安琪诗思所赋予的情中之景，会把读者带进丰富而立体的情境。如《阿尔山之诗》：“你的呼吸应和了太阳的节奏/你和太阳一起醒来，你迎着太阳走去/光线指向哪里你就走向哪里，你是太阳花/你的行走只为解释太阳的存在”，这样的语言充满生命力的律动，仿佛阿尔山的容颜就在你我的面前，“太阳的大网将捕捞起阿尔山遍布视野的绿色/红色、黄色、紫色、无穷色”。诗心与万物同在，安琪想用诗语把这座山搬进作品，“把阿尔山搬到诗里用美学的铁锹够不够？/用情感的挖掘机够不够？”与太阳相比，语言和理论都显得苍白无力。大象无形，有些美似乎只能感受，难以呈现，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其实，安琪在诗的首句早就指明“你在我有限的词语之外，你是无限/但你必须被有限说出。无数个有限/终成就你的无限，阿尔山”。安琪自知能力有限，语言有限，但诗人的天命就是描摹难以被呈现的景致，揭示无以诉说的真理，明知不可为而为，如那位每天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安琪对自然万物那种热爱流诸各种诗意叙述，从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云南的《红河第一湾》，到贵州的《双河溶洞》、四川的《长江在泸州》、再到江苏的《南黄海的密语》、山西的《壶口瀑布》、西藏的《风过喜马拉雅》等，她总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让山川形胜显现各自生动的表情与风采。安琪的“风景”里诗思涌动，让人在诗的“风景”里领会意象的个人性映射。日本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提出，风景乃是一种认识装置，作家不仅描写风景，还制造风景，“风景一旦成为可视的，便仿佛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似的。人们由此开始摹写风景”^[3]。出现在艺术创作中的自然风景从来不是自足的，它们承载着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诸多的想象。读者面对诗人笔下的山水或心生向往，或陷入沉思，或产生启迪。安琪行走在美丽中国，对大地热忱观照，在山海里融入个体生命对自然的理解，诗中的风景具备自主的独立性：草木散发着内在的精神，山水拥有了义理的力量。

二、现代审美视域下的民俗风物

安琪不但以深沉的历史注视投射于古建的遗迹，还融入现代审美心态、感觉和想像方式与地方风物对话，展现现代文化视野下各地物华的情态与意趣，构建现代诗的地域美学。在山西的《普救寺》里，她这样写道：“菩萨退位/爱情成为主角/爱情就是菩萨/普度张生/普度莺莺。”她的创作不耽于对名胜古迹风景的复刻，而是融入绚丽的主体情思，“一部《西厢记》，把普救寺/从万千寺庙里解放出来/使它至情/使它至性”。安琪以个性化的想像力解锁这座千年古刹，“爱情和越界/高于清规/高于戒律/高于普救寺”，从古迹的摹写引申到对个体命运形而上的关注，赋予普救寺灵动而丰富的地方精神。学者耿占春认为：“在分化的社会心态中，在重构共同的价值观念之前，认同是以真实的感受、经验、记忆为基础的，而诗歌话语的重构亦是以此为根基的认知与情感的综合。对某种真实的内心生活的表现，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价值观发生危机的时刻，依然是诗能够提供的最高的精神利益，或可能的救赎方式。”^[4]安琪以文学题材拓展地方文化的写作疆域，塑造地域文化气象的时代新境。

文化记忆虽是精神形式，但也需要图像、文本、建筑、仪式等物质实物保存或实践活动方式使其物质化、现时化。古迹常作为文化记忆的时空载体出现在文人墨客的作品中，诗人也不例外，将其转化为情感的触发点与历史互动的对象。安琪这般表达参观河北清东陵的森冷感受：“死者生活的土地/备受打扰/以窥视的名义，到底还是进到他们的死亡中/地宫的阴风/阴水/自埋下死尸的那刻起/几百年了？你几十年的生命怎能斗得过几百年？（《清东陵》）”诗人戏谑的精神，在心智场景的营造后迸射“辛波斯卡式”的讽刺，“逃啊/屏住呼吸/就是皇帝此时也是死尸/你想去凡人的坟墓吗？/你不想/那你为何要到这同样腐朽的死亡中来看死？”安琪借助“死亡”这个主题意象，以顽皮的心态，对参观者提出质疑，当然也包括对自己此行的挖苦和内省。最后，她风趣地指出权力面前无法人人平等，然而不论凡人还是君王，死亡让众人的结局都归为“腐朽”。联系军阀孙殿英盗取清东陵将慈禧曝尸的事件，能更深刻地理解诗句的含义。这何尝不是对人人平等的黑色幽默的解读。诗中的“清东陵”既是实景，也是虚景，安琪以个体心灵对陵园场景的切身体验，自觉完成抒情主体的现代人格建构。

安琪将绚丽的主体情思与深沉的历史注视融汇于文化与物质遗产，在四川的《参观泸县宋代石刻》中，诗人借助“石刻”这个主题意象，讨论了生与死、永恒与短暂、艺术与肉身、看与被看的辩证关系：“被埋的人/埋人的人，都已化为泥土，唯有你们/一直活着，顽强地在地之深处，呼吸。”这些宋代石雕内容丰富，栩栩如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相关情况。工匠让这些石头成为作品，“就像当初有人/把你们从石头中请出一样/会有人把你们从/地之深处请出，请到阳光下”，雕刻让石像成为经典，“我是暂时的人/你们是永远的人”，艺术跨越并战胜了死亡，“我去死/你们继续活”。诗句长短交错、语势舒缓与峻急交替，通过对诗行内部节奏的掌控，安琪袒露了对艺术精品制作者的敬佩和对古代璀璨文明的喜爱。诗人以个体的感觉与想象传达出现代性的审美领悟——美战胜死亡，成为不朽，如老聃所言“不失其所者久”。良好的诗意直觉背后是安琪开阔的思想视野和厚重的情感经验，实现了法国哲学家亨利·帕格森所说的“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契合”^[5]。

当下涉及民间习俗的地方风物、乡土民情也是文学言说和歌吟的热点。某些地域特殊的民风民俗与本地特产共同构成了地方文化的自足体，有助于守护本民族文化的根性。“抬阁”是山西省万荣县的民俗，是融合多种艺术的民俗表演，包括戏剧、杂技、纸塑等，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作“空中舞蹈”和“无言戏剧”。与一些民俗表演不同的是，它的扮演者全部是3-8岁的儿童，这样既能减轻抬阁的重量，又因孩子天真的形象更吸引观众，增强观赏效果。此种表演形式以奇制胜、以险动人，孩子要有超强的体力和耐力，“在远离地面二至三米的空中他们/表情僵硬、惊恐/我亲眼看见到一个孩子静悄悄流泪/却不曾哭喊/他左手执着马尾/右手握着长鞭已经没有/第三只手去擦拭泪水了”（《万荣抬阁》）。安琪有很强的共情能力，骨子里的良善、温存使她心疼那些表演的孩子。诗作从另一个视角提醒人们，在赓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他们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心头肉但此刻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万荣抬阁》）。安琪认为守护文化遗产要以人为本，尊重儿童个体的意愿，关爱孩子的身心，民风民俗确实有助于还原区域特有的文化景观，具备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符号标识，但不能因此失去温厚、良善的淳朴美德。

对社会、人生和个体生命的深入观察与领悟，使安琪对民间风情和地方风物的书写显得丰富多样，在黑龙江的《立于户外的诗——游长春现代诗公园有感》、贵州的《地戏：大明屯堡》、云南的《云庙，舞狮少年》、河南的《洛阳看牡丹不遇》、四川的《载魂之舟——题什邡战国船棺墓葬群》、河北的《漳河水流》等作品里，诗人通过一系列具象的实写与拟化呈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和个体的时代感知。诗集将本地习俗、风物入诗，既展示了地方生活的精气神，也凸显了诗人的自我审美心态。尽管每首诗的抒情机缘点不同，但凡安琪的途经地，都会产生个体的诗学记录和审美文本。这些地理诗篇既有贴地的沉稳，也有飞扬的个性，诗人通过对民俗风物的生动描摹，展现出了地方生活的内外情态，同时也传达了自己的情感愿望和审美感知以及现代人的价值信仰。美国思想家詹姆逊认为：“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看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6]

三、名人故里的历史回响与诗心共振

在北京的《曹雪芹故居》中，安琪对名人遗迹不作具体描写，连局部景致也没有细致处理，这首地理诗没什么地理特色，而是站在同为写作者的角度，流露出对曹雪芹创作伟大小说的感佩，“在黄叶村曹雪芹故居里/我一间房一间房地走过，正是暮晚时分天微微有些阴/行人绝迹，一钟一安一曹尔”。然而这种深切的追思举重若轻，犹如苏轼《记承天寺夜游》里所写，“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认为风景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看风景的心情。同理，对于安琪而言，曹雪芹的故居是北京的黄叶村，还是其他村庄，无甚要紧，诗人不过想找个触发点抒怀，倾诉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喜欢，希望与其同频共振，得到某种创作的神启，如同诗中所言，“2005年春节我做了两件与曹雪芹有关的事/一、第九遍读《红楼梦》”。安琪通过不同的方式不断努力地走近曹雪芹，对仰慕之人最好的怀念和致敬，或许就是活成他们的样子吧！

已逝诗人昌耀的长诗《哈拉库图》，写得浩瀚、饱满而感伤。《哈拉库图》这首诗，显然是以昌耀为书写对象，饱含对这位前辈诗人的敬意，“昌耀的/哈拉库图，此刻我们，就在其间”。诗中她还专门引用昌耀的一句诗“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让昌耀的诗句回响在自己的诗篇中。安琪知道自己不是久居此地的昌耀，看不到当年昌耀所见的“武士的呐喊已经西沉”的哈拉库图，她从容地将自己独有的感受予以诗意显现，“一岁零七个月的孩子/推着他的小童车打转转，奇异/又欢喜的感觉在我心中滚动，不说话的孩子/请接受我爱的表达，请被爷爷抱在怀里跟我/来到小卖部，我给你买八宝粥，我给你买饼干”。安琪的哈拉库图少了昌耀的荒芜、庄严和强健，添了人间的烟火、温暖和平和。安琪不刻意书写宏大主题，毕竟“昔人已乘黄鹤去”，唯有真实书写自己在场的所见所感以回应前辈诗人的绝唱。亲切、温情是此时此刻安琪眼中的“哈拉库图”，请不要忘记她对我们的提醒，“这是见过昌耀的老人”。因此，奇异而欢喜的感觉才会在安琪心中滚动，借助昌耀作品的诗意，她更真切地感受到此地百姓生命的鲁钝皮实与喜乐自足。

安琪的地理诗有着与众不同的风景线。她爱的不是旅途所到的城市，而是城里那些让她向往的故人。像写河南的《荥阳的雨》：“一场雨，在诉说刘禹锡的有情无情/另一场从李商隐的文辞中走出，否认它来自巴山”，因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一场下在26号下午的雨看你手握方向盘/带我逛荥阳：这个城市，和我见过的城市/没什么两样而你已是另一个你”，虽然行走在陌生的异乡，但这是长眠了刘禹锡、出生了李商隐的荥阳，“又一场雨，它与古老城市诗意的历史相互追寻/而不遇”。读着这些诗句，似乎触摸到那一场来自遥远唐朝飘来的雨。安琪不仅能够在繁富多变的都市风景里捕捉到现代诗意，还善于在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深处探寻诗味。

同样的诗歌表达在写河南的《奔赴郏县》一诗中也有所体现，“先生，我来看你的时候/神道上的望柱、石马、石羊、石虎、石人/已磨损的很厉害，黄土垄中，想必你也/早已无存，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不活在这一具躯壳里，你活在你的诗里/词里文里你的大江你的明月里，你活在——/每一个千里迢迢奔赴郏县的我们里。”这里的“你”“里”密集出现，绵绵不断，近乎一气呵成，对苏学士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安琪坚信苏东坡已在诗文集和世代中国人的传唱中得到永恒。郏县，原在华夏大地数百县中寂寂无名，只因埋骨大文豪苏轼，此后，在诗歌地图中跳脱出来，从古代典籍中款款走出，“这是郏县的荣幸”，“以至我高铁奔赴，前来瞻仰”。千年文脉的律动召唤安琪来到“他年夜雨独伤神”的郏县，安琪的《奔赴郏县》又引领读者到访令人感念的地方——这种千里之外的拜见，大体是为了追寻与精神上的另一个自己重逢。

在内蒙古的《长河与落日》中，安琪这样写到，“来此乌海，寻找王维的长河，寻找/王维的落日，寻找王维的/长河落日圆”。对壮丽的落日场景诗人并没有进行精致描写，而是以情带景，类似国画中留白的技法，不作细致描绘更能引发读者对王维的《使至塞上》景色的期待与想象。读过王维这首名篇的人，都有自己心中落日与长河的景象。安琪写的不是风景诗，也不是地理诗，或者说不按常规套路去书写地理风景，确切地说，她是站在人文地理的角度，深挖风景背后蕴含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内涵。她不单纯为自然风景而来，而是为了王维眼中的风景而来，来到历史现场吊古抒怀，是对文化名人的追慕。“我们就在乌海湖畔看王维的落日如何落进/王维的长河，因为《使至塞上》/唐开元二十五年/亦即公元737年春天某日的那枚落日/一直悬挂在乌海湖上，至今不曾落下。”何处无落日，只不过这里有王维眼中的落日，不过是想路过你的路，看你曾经看过的风景，一切都源自对王维的倾慕与怀念。

如同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即使最日常的场景，安琪也能以丰富的现场感受撷取诗味。诗人在山东写的《孔庙拜先师》，在江苏写的《参观钱穆故居有感》，在江西写的《黄庭坚故居》，在湖北写的《蔡甸，谒见子期墓》，湖南写的《早安，白薇》，在陕西写的《白鹿原，参观陈忠实文学馆有感》，在黑龙江写的《集萧红语句以纪念这位天才女性》，在青海写的《德令哈归来重读海子》，这些地方因有着历史文人的精神气息才打动安琪的诗心，她以敏感而强健的心灵感受力倾听、捕捉、回应着名人故地传递的文化讯息，熔铸意象于情境，以独具个性的诗意诠释对文化遗址的理解，赋予地景和故居以独特的精神气象与文化生命力。

安琪观看地域风景能以小观大，看见地域与人文之间相互诠释的内在关联；也能化繁为简，越过云山雾海直抵灵魂深处。数十载的文学创作，安琪一路走来，矢志抒写诗中的风景，吟诵风景里的诗。地域书写使安琪旅途的所见所及得到无限创发，自在地表达个体的审美情感与主体意志。阅览她的地理诗篇，整体感觉诗情和创造力充沛，诗语率真新奇富有韵味，但诗思厚劲略为不足，若再提纯诗意，增加语言的密度和质感，诗技必更圆熟浑厚。“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诗人眼中的风景也各有各的光影与姿态。安琪在诗集《代后记》里曾夫子自道：“正如骏马在选择它的骑手，地理也在选择它的诗人。”^[7]诗歌改变了地理，地理亦改变着诗歌，这是千百年来续衍流传的地域文化之动力。

注释：

[1]〔瑞典〕特朗斯特罗姆著，李笠译：《特朗斯特罗姆诗选》，《诗歌与人》2011年第4期。

[2]朱虹：《荒诞派戏剧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3]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页。

[4]耿占春：《求索秩序——新世纪二十年诗歌写作》，《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5] 〔法〕帕格森：《形而上学导论》，选自伍蠡甫主编：《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6] 〔美〕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7]安琪：《暴雨和绵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0页，文中以上出自该书引文均不再一一标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项目编号：20&ZD2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