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总有些东西是难以放下的

——电影《三大队》的“探案”与“心理”

文丨刘郁琪

人们渴望和平，世界却总是充满凶险。总有些不怀好意的恶人，逾越社会规范，践踏法律红线，挑战人类良知，搅乱人们的生活。这就需要有人凭着专业的知识和训练，去和坏人周旋、搏斗，使其认罪伏法，以守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这种需求，大概就是公安、警匪、刑侦类影片生生不息的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类影片往往在一开始——常常是序幕，就展示一场扑朔迷离的谋杀，一个不忍卒读的现场，公安或刑警到场时，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只留下些许似有还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蛛丝马迹。这就像一个猜谜游戏，首先抛出一个谜题，然后就是对谜底的不断追索，直至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传统的公安刑侦片，常常存在两种套路：一是正面对决，一群警察——通常是一个小分队——与坏人像猫捉老鼠般反复纠缠，斗智斗勇，几经反复，终将坏人擒拿归案，看点不仅在表现警察们“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智慧、英勇，也在表现团队成员间的精诚合作，常具集体歌颂的色彩；二是反面卧底，某一警察乔装成黑帮小弟，打入坏人内部，长期埋伏，伺机而动，最终里应外合，把坏人一锅端掉，重在表现单个警察的忍辱负重与智勇双全，很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陈思诚监制，张冀编剧、张译主演的《三大队》，作为一部公安刑侦类电影，自然具有这类影片的惯常套路，但也进行了大胆创新。而且，还在类型惯例的“守成”与“创新”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既不过于守成让人觉得老套乏味，也不创新太过让人不知所云。这对类型片来说，是最理想也最难达到的境界。

不过，电影一开始，也是一副传统刑侦片的样子。序幕中，广东台平一位十四岁女生凌晨被坏人奸杀，张译饰演的队长程兵带领三大队的警察赶到时，凶手早已逃离现场，只有一具让人不忍直视的羸弱尸体，一对跌坐楼梯伤心欲绝的双亲。影片正式开场时，三大队接受查案任务，并立下五天破案的军令状。团队六人，对五天期限虽有异议，但整体是团结、专业，有效率的。到第五天，也确实抓到了两大嫌犯之一王大勇，尽管另一嫌犯王二勇仍然在逃。这都是我们熟悉的刑侦片的场景与气息。但影片也就在抓到嫌犯王大勇时，迅速离开了传统刑侦片的套路。出于激愤，程兵及其手下出手过重，导致王大勇病发身亡。这就触犯了警察不能刑讯逼供的红线。执法者犯法，三大队六人，除已牺牲的师父张青良，余下五人全部锒铛入狱。队长程兵作为第一责任人，自然判得最重，刑期八年。

影片的核心题旨，是要表现作为队长的程兵，即便在失去警察身份之后，也要坚持完成破案追凶——找到另一嫌犯王二勇——的执着。被判入狱前，主人公在看守所内的生活、表现与反思，很像《肖申克的救赎》，但与后者不一样的是，它不以主人公在漫长服刑生活中的自我拯救为重点，而是将真正的服刑生活省略，让他在监狱之外去完成其使命。也因此，核心故事的真正开始，其实是程兵提前两年出狱之后。这是对《肖申克的救赎》的突破，也是对刑侦片的重要创新。传统的刑侦片，无论正面对决，还是反面卧底，主人公均受上级指示，是奉公行事。本片中的程兵，却已无警察身份，他之无论如何，也要将另一嫌犯捉拿归案的努力，更像一种不无偏执的个人主义的“意气用事”。这使他像极了《集结号》中为寻求真相近乎“一根筋”的九连连长谷之地。

问题是，主人公为何会有此执念？其实，影片对其执着追凶的心理动机，从一开始便做着不动声色却绵密有力的铺陈。首先是曾经的警察身份所自带的使命感与荣耀感，这点通过片中人物台词被反复提及。但其真正的深层心理动机，是他对女儿的关爱，准确地说，是对自己作为警察不能善尽父亲责任陪伴、保护女儿的亏欠与愧疚，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影片中，被奸杀的女孩与被亏欠的女儿，无可奈何的受害者父亲与常常身不由己的程兵，形成某种同构对应关系。序幕中，听到被害者是一名14岁幼女时，影片给了程兵面部一个特写一一他骤然一惊，他肯定是联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他之所以失手打杀嫌犯，也是因为嫌犯对着掉落在地的手机邪魅一笑，而手机上贴着的正是他自己女儿的相片。对不能保护幼女及女儿的亏欠与愧疚，在出狱后与受害者父亲的巧遇嘱托、回到家后女儿躲在门框中迟迟不愿叫爸的情景中，被进一步强化。也就是说，在影片中，他对被害幼女的关心，其实是对自己女儿关心的移置，而他对女儿的愧疚，强化了他追凶的决心；他对受害者父亲遭遇的共鸣，其实是对自己处境的同情，而他对自己作为父亲失职的自责，又强化了他为被害者父亲讨回公道的意志。这样，他的执着追凶，其实就是一场消除自我愧疚感的心灵救赎。当然，这份救赎，也与不能为师父的死亡证明，以及让兄弟们受连累的负罪感有关。

佛说，执念是造成一切痛苦的想源，人必须学会放下。但也有人说，人类是最脆弱的生物，我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若无人照顾，会比其它生物更快死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别人哪怕是父母为我们的付出，也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当我们有能力时，必当有所回报，并像别人当初对待自己那样，承担起必要的使命，履行好必要的责任。这是人的生命中不该轻易放下的东西。若该还的不还，该做的不做，就会变成对人生的亏欠。个人的名利、欲望，自然可以放下，但我们欠下的人情，本该负起的责任，却不是可以随便放下的。主人公程兵，便是这么一个不肯轻易放下的人。如是观之，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千里追凶，其实是一则不肯、也不能轻易放下的人生寓言。

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电影的不同也是颇具创意之处在于，把原本只是“一个人的战争”，暂时性地赋予了某种团队作战的色彩。出狱之后的程队，就像《少林足球》中的主人公星重组“少林队”那样，逐个拜访各位先他出狱，早已湮没于市井尘烟之中、泯然众人矣的队友。对每一位队友的拜访，被处理得既有烟火气，又有仪式感。程兵决意继续追凶，期待队友们与他共同再战。他们在师父墓前祭奠，大家对是否追随程兵心存犹豫，尤其是已然信佛的蔡彬还当场拂袖而去，但最终还是慨然应允。影片不断切换每个人的面部特写，将每个人从犹豫到坚定追随的转变，表现得细腻煽情，硬是把在师父墓前的平常聚首，化作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悲壮誓师！而大家之所以应允，与程兵一样，也是因为放不下——放不下对昔日警察身份的使命和荣耀感，也放不下对曾经的战友之情的怀念与珍惜。生命中总有些东西，是没那么容易放下的。

至此，除了没有正式的警察身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传统刑侦片团队作战的老路，但这不过是影片的一个花招。因为接下来对他们辗转各地的探案与追凶，重点不在表现他们与坏人的直接斗法，也不在表现他们之间的精诚合作，而在突出队友的一个个离去。湖南长沙，是他们精诚合作的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蹲点多时，艰难付出，却收获无几，开夜宵摊的马振坤，以不能辜负老婆的理由，率先退出。第二站四川德阳，小徐勇救人质，意外收获爱情，亦埋下退出的伏笔。接着是辽宁沈阳，廖健在年夜饭和同乐今宵的歌声中想起了儿子，决意退出。第四站，广东茂名，小徐以爱情为名正式离去。第五站，云南西双版纳，信佛的蔡彬发现癌症，也不得不退出。像先前的重新召集一样，影片对每个人的离开，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并做了富有仪式感的呈现。如果说他们的重新集结，是因为放不下——曾经的身份和昔日的友情，那他们的再行离去，也是因为放不下——对妻子的牵挂，对儿子的担忧，对爱情的守护，对身体的顾虑。而这些放不下，与队长程兵的放不下——如对女儿的亏欠，在价值逻辑上是同构的，均出于正常的人性、人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世界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放不下，没有谁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拿自己的放不下去批评、否定甚至是道德绑架别人的放不下。

一个本来老套的千里追凶情节，就这样被创造性地处理成了一个不无生命意识的存在主义故事。它没有频繁的前后反转，也没有夸张的视听奇观，而是在一种类似公路片的结构逻辑和总体的现实主义风格中，巧妙串入一些小温馨，小喜剧，小惊险，小浪漫，小讽刺，小伤感，小恐怖，小紧张，小幽默，小象征，小隐喻，自然展示人性的缝合与撕裂、美好与伤感，以及悲悯与包容。至于作为情节终极动力的追凶，则不断被延宕——真正的凶手，就像挂在羊头前面的青草，只为让羊不断前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会让羊吃到它。但随着队友们的撤出，由程兵发起的团队追凶，终究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孤独修行。他独自来到广西梧州，仍无果而终。破碎的橱窗前，他苍老异常。他孤独地瘫坐在公园路面上，热闹是别人的，而他真的追不动了。他不想放下，却只能万般无奈地回到原地。曾经不如己的同事、对手，二队队长已荣升杨局。而自己，除了一脸沧桑、一身疲惫，一无所有。杨局劝他放下，重新开始。结果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再次触动了他心中那根放不下的弦。他立即重新出发，只身来到贵州铜仁，几经波折，终于抓出凶手，完成心中夙愿。

影片末尾，凶手被抓之后，主人公程兵走出派出所，画面色调由冷转暖，象征着那些让他放不下的东西，终于暂时放下了。他背对银幕，朝着画面深处走去，与迎面漂浮而来的师父和三大队成员擦肩而过，《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歌声再次响起，有点超现实，却是对人生逆行者的诗意赞美。生命是一段不可逆的旅程，无论长短，最终总会结束。我们总希望在此生中，对别人所赠予的，自己所亏欠的，有所交待。对此，程兵算是交出了一份代价沉重却算完整的答案。但当我们回馈了所有的赠予，补偿了所有的亏欠之后，就真的可以完全放下了吗？耐人寻味的是，程兵最后来到了十字路口，孤独地停在斑马线上，看着行人横过，车流飞驰，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这是否意味着，只要生命还在，有所牵挂、放不下，其实也是一种幸福，这至少让人觉得充实。而一个了无牵挂、完全放下的人生，是轻飘、虚无的，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