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书法：探寻书法活水源头

——访刘恒先生

文丨蒋蒲英

5月9日—12日，由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书协举办的“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与传播工程”山西组稿暨编撰统筹工作会议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太原召开。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原主任、《中国书法》杂志学术委员刘恒，作为工程办公室聘请的顾问参加了会议并予以指导。会议期间，湖南省文联网络文艺发展中心主任蒋蒲英就“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与传播工程”相关情况对刘恒先生进行了采访。今作刊发，敬请关注。

——编者

蒋蒲英：刘先生，您参与“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与传播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研究将近两年了，你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刘恒：这个“工程”立项非常有见地，立项前进行了充分准备和论证；立项后，一步一步推进非常有序，体现了极高的学术性。在项目推进初期，将全国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工作计划。“工程”起点非常高，聘请的都是在业界得到广泛认同、具有较高造诣的专家学者。书法史对古代书法的研究，特别是对唐代以前书法史的认识，是基于现存于世的碑刻、青铜器铭文等等的研究，后来又有了甲骨，但是这些都不是第一手的书写痕迹，而是经过镌刻或者铸造等技术手段对书写的汉字进行了转变，这不仅是书法艺术载体的改变，也将手写的鲜活气息给“修饰”掉了！简牍的发现让现代人看到了古人书写的真正面目，它们是如此丰富而生动，充满着现场感和灵动性，所以简牍的发现对于书法史的认知有极大提升。换言之，简牍书法研究对原有的很多认知有着颠覆性的改变。从古代汉字书写材料、书写遗迹整体来看，简牍书法研究有非常突出的价值。简牍发现到现在不过是100多年，这100年时间，对漫长的书法史而言是短暂的，但人们对古代书法的认识却发生了深刻和全面的变化。100多年来，人们从文物、文字、史学等层面研究简牍，从书法方面来研究简牍，起步相对较晚，研究也是零散的、自发的、偶然的。尽管这样，还是有一批有价值的成果，把它们整理出来，进行组织化、系统性、学理性的研究，形成系列，整体推出，这是“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与传播工程”目的所在。因此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我们参与其中，使命光荣，任重道远，我乐在其中，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蒋蒲英：讲得太好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发现简牍100年，通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我们对简帛书法的研究把书法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

刘恒：从宏观上可以这样判断，但是我们在微观上要做这么一套书，从历史的、学理的角度进行论证和阐释，在实际操作上还是有一些难题需要攻克的。

蒋蒲英：您认为简帛书法艺术研究最大的难点在什么？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刘恒：研究难点是简牍搜集工作。全国范围来讲，出土简牍的数量十分巨大，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因此供我们研究的简牍数量也是很大。这些简牍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想把它集中呈现，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需要有一批专业人士去搞这个工作，然后进行书法甄别、对比、归类、检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的研究样本。同时简牍的发现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断有新的简牍出土，一方面我们对简牍的新发现欣喜若狂，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资料收集的广度达不到要求，唯恐失去了书法精彩的简牍。

“工程”研究的重点是对简牍书法研究成果的梳理，项目分两个部分，一是简帛书法分类呈现，主要是把有书法意义的简帛实物，经过整理集中，用高清图版把它印出来，原汁原味展现书写之美；二是把这100多年研究简帛书法的成果反映出来，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工程研究一方面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查漏补缺，形成具有学理性、学科性的，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知识体系。比如说将出版的《简帛书法研究》，对100年以来研究简帛书法的学术文章、论著，进行收集选择的工作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魏晋以前1000年的书法艺术进行一些梳理，包括各种书体的演变、风格、用笔、技法、审美、文化等角度等进行呈现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蒋蒲英：现在的书法史对书法艺术的界定，以东汉末年为发轫，用产生书法家、书法作品、书法流派、书法理论四个标志来界定书法艺术的产生，现在“简帛书法研究与传播工程”将简帛书法确定为书法艺术，书法艺术内涵是否发生了一些改变？

刘恒：书法艺术的内涵不会因为简牍书法的研究而改变，只不过简牍的出现更真切地反映了书法和书体的演变，简牍比较我们以前借助的其他材料，比如碑刻、青铜器铭文，简牍上都是手写的墨迹，它的反应更加准确、细致、生动，将书法流变的漫长过程进行了呈现。从书体演变角度来看，碑刻书法反映的是结果，而简帛书法展示的是流变过程，把书体流变的各种细节都予以呈现。

蒋蒲英：我注意到编撰会议上讨论理论卷的时候，有一卷的叫作审美，而没有沿袭一般的艺术研究惯用的“美学卷”，这种改变有什么考量？

刘恒：这说不上考量，美学是个哲学概念，它主要研究抽象审美，强调人类共同的审美规律，而对于某一类具体艺术作品的鉴赏，是一种极具艺术特色和个性的审美行为，工程对简帛书法的研究是对简帛书法的欣赏与学习，只能用审美来进行概括，用美学的这个帽子太大，就不准确。

蒋蒲英：今天的会议中提到了理论卷的征稿和约稿工作，是向哪些人征稿？约稿的范围有哪些？

刘恒：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利用已有的简牍书法研究成果，全部重新开始，这个工程太浩大，又会造成好的研究成果的流失。但是，这100年来，没有人对简牍书法进行系统性研究，也没有任何组织对简帛书法理论进行大规模的学理性的学术构架，因此已有的研究成果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有诸多的基础理论需要构造，同时很多简帛书写需要从书法史角度重新进行界定。要弥补这些不足，必须征稿。既然是征稿，必须面向全社会，当然会有研究方向和内容的要求，旨在通过征稿将全社会对简帛书法最前沿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吸收到我们的系列丛书中来。有很多重点难点的突破需要向有实力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约稿，约稿保障研究的学术高度。

蒋蒲英：工程研究对书法未来发展有什么重大意义？

刘恒：简帛书法艺术研究的学术性决定这个研究是走进魏晋以前1000年的历史深处研究书法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向前看”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成果是要出版这样一套书，是为了指导后学对书法的创作研习，因此它也是着眼未来的，是“向后看”的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很有吸引力，它将通过对简牍书法研究揭示中华文明诸多“传承密码”，反映简牍时代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文化，很多鲜活的书法艺术故事会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进入人们视野，这对书法发展将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我们回望来时的路，才能看清脚下的路，坚定前行的路。

蒋蒲英：在历史的长河中，审美是有变化，也是有继承的。从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来看，现在工程收集的简牍书法是否代表当时的一个审美？从简牍书法书体的演变是否可以窥探一些民族审美心理的变化规律？

刘恒：从现有研究资料来看，当时简牍书法的书写首先是实用，恐怕不是为了什么艺术创作，写手主观上也没有去追求什么风格，当时也没有明确的艺术规则，但是它有基本的实用的一些目标，比如要写得整齐、美观、流畅、快速，要讲效率。所以只能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理解当时的简牍书写。但是可以进行一些深入探讨，当时会书写的人不多，书写简牍的人员一定是当时社会的优秀分子，他们本身的身份和受教育的经历决定他们的书写一定代表那个时代公认“好字”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简牍书法也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审美。那么研究简牍书法的变化，从中可以折射出民族审美心理变化的一些变化和趋势。

蒋蒲英：这次会议大家在讨论中提到了简牍书法研究对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那么工程的实施对培养综合型的书法研究有什么意义？

刘恒：简牍书法研究的综合性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具有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还需要对书法艺术有基本认知，有扎实的书法功底。这类人才大都在高校和专门研究机构里，他现在研究古文字也好，研究出土文献也好，研究简牍学也行，都是先有一个相关专业，同时具备书法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有机会深入研究简牍书法，有所建树，才会被我们关注，从而吸收到编委甚至主编队伍中来。不能指望一般的国展作者去研究简帛书法，能临摹就已经不错了。通过工程的实施，高校和专业研究机构就会储备一批综合能力很强的简牍书法研究人员，这也是工程研究的目的之一。

蒋蒲英：您很擅长篆刻，篆书写得很好，请问研习篆书对提高书法的理论水平有什么帮助？

刘恒：我搞篆刻和篆书完全是出于兴趣，很多书法家只写字不搞篆刻，也有很多理论家不搞书法，也不搞篆刻，人家照样学问可以做得很好。学篆书是为了了解汉字的发展过程，从篆书到隶书、草书，一直到我们今天用的行书、楷书，它实际上与篆书都是有源流关系的，篆书是源，后面的书体是流，篆书对于理解现在的文字书写和运用都是有帮助的，与书法理论的修养也有一定的关系。

篆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研习它可以更好地体味汉字之美、书写之韵，就如我们研究简牍书法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领略古人智慧之高深，洞察书体变化之幽微，所以年轻人有兴趣可以学一学，学书法的人应该懂篆书。同理，搞书法的人如果有兴趣，可以临一些简牍书法经典，应该懂一点简牍书法。

蒋蒲英：谢谢！（来源：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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