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现当代书法

文/周再新 彭泽润

摘　要：湖湘现当代书法名家辈出，不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从纵向的历史分期看，湖湘现当代书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每期各有特点，文化性一直贯穿其中。从书法风格看，湖湘现当代书法多种风格、流派并存，呈现出多元趋向，但以碑学书风为主。这是地域、历史和时代等因素造就的湖湘现当代书法的特色。湖湘书法在当前的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文中尝试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促进湖湘书法的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湖湘现当代书法；文化性；碑学特质；对策

湖湘书法肇始于战国的楚帛书，绵延至今，已经有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高潮迭起，湖湘现当代书法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计算，至今超过百年，是其中汹涌澎湃的一段，湖湘现当代书法的形成就是地域、历史和时代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分期

钱基博 在《近百年湖南学风》开篇就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这说明了湖南的地理环境，为“四塞之国”。接着他由地理环境谈到湖南人的倔强性格，“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这种性格会形成湖南人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贞的气节，他说湖南“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闳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所以，湖南人做学问能够“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湖南人为人能够“义以淑群，行必厉己”，总之是“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这并不是他彼时身处湖南对湖南的刻意吹捧，而是他研究湖南学风得出的结论，读者诸君可以从近现代历史和学术思想得到印证。以这段话来解读湖湘现当代书法，竟然也非常合适。

首先，从书法风格上看，湖湘现当代书法大多数都属于厚重、雄强的风格。以碑派书法为主，骨力洞达，很少有柔美、甜俗书风，这体现了“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的特色。

其次，从书家来看，能体现“人杰地灵，大儒迭起”的特色。以学识论，出生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书家大部分通过科举考取进士、举人，著述丰繁；出生在光绪年间的书家多留学东洋，接受东西学问的熏陶，视野开阔；民国以来，书家多接受了民国高等教育，满腹经纶。以职业论，这个书家群体中，最多的是文人、学者、教育家，少数是政治家和职业书法家。他们都是“义以淑群，行必厉己”的书家，书品、人品统一，堪称模范，值得仿效。

湖湘现当代书法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晚清民国以来书法发展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历程，这种转变是渐变的，是在继承之中的变革，它的承续性大于变革性。乾嘉学风的遗留、西学东渐的影响、政权的更迭导致艺术主张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对于文艺的摧残等，会影响书法理论和实践。纵观这段历史，湖湘现当代书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民国书法的“多元求新期”（1919—1949）。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民国，社会转型剧烈，充斥着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激烈纷争。就与书法有关的领域而言，新式书写工具钢笔等占据实用书写领域与毛笔并存，要求汉字简化的呼声与古典书法并存，碑帖复印技术的进步与传统的传拓并存。大量新的书法资料如甲骨文、西北汉简、敦煌经卷文书的发现，金石学的辉煌，这些都对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民国书法呈现多元求新的格局，湖南书坛总体也是如此。

民国湖湘书法总体承接清末书法的态势。活跃于这一阶段的书家，他们大部分在晚清书法风格已经发展成熟，继续在民国的湖湘书坛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民国湖湘书坛的代表人物当推何维朴、曾熙、李瑞清、谭延闿、谭泽闿以及萧俊贤。

何维朴、曾熙、李瑞清都提倡上追周金汉石，学习篆隶，复古三代，属于民国湖湘书坛的碑派翘楚。何维朴是何绍基之孙，诗、书、画、印全能，他的书法以对祖父的全面继承为主，达到形神酷似的境界。曾熙与李瑞清并称于民国书坛，号为“南曾北李”，他五体并能，融帖入碑，下笔高逸静穆，直逼晋贤，沈曾植称其“沟通南北，融会方圆 ”。

茶陵谭延闿、谭泽闿兄弟承接千载颜氏书风于民国，可谓是重振颜体书法的两座高峰，结体宽博，风格雄健，极具阳刚之美。

萧俊贤被誉为中国画高等教育第一人，他将中国画引入高等学堂教学，培养出吕风子、姜丹书、施南池等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教育家，只不过“书画兼善，不过画得了名，书为画掩”，他的书法藏锋逆行，浑厚天真，柳怡徵评价“非学养功力兼至，百不得一 ”。

第二，延续民国书法的“惯性期”（1950—1966）。从1950年到1966年，湖湘书坛的发展基本上延续了民国书法，可以称之为“惯性期”。惯性的力量是越来越弱的，在这长达17年的“惯性期”，湖湘书法总体取得的成就不如民国时期，呈现下降趋势。这一阶段的书家大多在晚清、民国出生成长，书法风格在民国已经确立，大多喜欢写篆隶作品、临习北碑，取法颜体书法的也比较多，还有取法甲骨、简牍书法的，帖派书家也一直存在，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延续民国书法的“惯性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才被彻底打破。

在这个阶段，最值得称道的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书法以及作为画家兼书法家的齐白石的书法。毛泽东的草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的。他的书法不仅仅是艺术，更多具有浓厚的政治文化含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哲学家的智慧，诗人的浪漫情怀和书家的书写情节同时集中在一代伟人身上，使其大笔一挥惊天动地 。”毛泽东的书法气势恢宏、汪洋恣肆，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被人称为“毛体”。

齐白石诗、书、画、印俱全，以绘画成就为最高。他的书法早年学习何绍基、李北海、金冬心，晚年上溯《天发神谶碑》《祀三公山碑》，取法乎上，创造了奇崛质朴，雄健天然的风格，体现了一种我行我素，不为法度所拘束的创造精神。

其他，如彭汉怀的篆书、姚尊的隶书，周介裪的楷书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第三，改革开放的“繁荣期”（1978—1999）。“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新拉开了文学艺术万象更新的历史序幕。尤其是1978年这场包括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整个中国书法送来了复苏的春风。从此以后，湖湘书坛伴随着中国书坛的复兴而生机勃勃，改革开放带来的湖湘书法发展的“繁荣期”体现在方方面面。

对于湖湘书坛而言，进入书法艺术繁荣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84年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书协的成立带来了湖湘书法发展的组织化和有序化。周昭怡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省分会第一届主席，在她的带领下，开展了一系列的书法复兴的工作。书法创作观念与过去的传统观念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湖湘书法开始反思和总结前期的不足，回归传统，风格取法趋于多样化。书法展览对于这一时期书法的创作观念的改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展览促进书法的创作与交流，湖湘书法创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批书法家走出湖南并在全国范围内都享有较高的声望。书法人才不断涌现，呈现出良好的阶梯发展的态势，老中青结合，前辈带动、提携后辈，后辈虚心向前辈学习。

田名瑜楷书、行书行笔滞涩，有苍茫劲健稚拙之感；黎泽泰的篆书、沈从文的章草气息高古；周昭怡的颜体楷书刚正坚毅，古拙朴茂。总之，书法复兴的繁荣期风格多样，这是艺术观念多元开放的结果。

第四，新世纪的“回归期”（2000年至今）。2000年末，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倡以“二王”为代表的经典帖学的学习、继承和创新，树立了以古为徒、以古为师、以古为新的思想，中国书坛普遍进入新世纪的“回归期”。马世晓提出“凡是把传统技法功力和学识修养放在首要位置的人，目前成就都比较大，将来的前程也不可限量；反之，凡是将形式创新放到第一位，相对忽视传统修炼的人，目前的创作水准都不是很高，而且长此下去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 ”，就是这种思想的直接反映。

会后不久，湖南省书协就召开了全省书协理事会，提出“湖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书坛人才辈出。而目前书法地位不高，原因是工作没有做到家，宣传力度不够”，并制订了一系列的实施规划。湖南也迈入了新世纪帖学回归期，并在这个阶段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大批中青年书法家在全国展、中青展、专项展等各种展览赛事中，获奖入展，其中有一部分是以“二王”为学习中心的。

在新世纪的“回归期”，湖湘书坛在书法教育和书法理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书法高等教育的开展，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的教学体系，出版了一系列的书法理论书籍，为湖南书法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个阶段的代表书家有程千帆、羊春秋、秦孝仪、颜家龙、胡六皆、虞逸夫、史穆，等等，他们大多诸体兼善，书法风格各异，或具“金石气”，或具“书卷气”。

二、书法风格及审美特质

湖湘现当代书法多种风格、流派并存，呈现出多元趋向，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湖湘特色，但又以厚重雄强、骨力洞达的风格占据主体，这是碑学书风在湖湘大地生长强盛的表现。湖湘现当代书法从风格特征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即碑学书风、欧书书风、颜书书风和帖学书风。

自清代碑学运动以来，碑派书法占据了中国书坛的主阵地，但湖南碑派书法的起源却较晚，应该是从何绍基开始。何绍基之前湖南鲜有碑派书风，自从何绍基开先河之后，基于何绍基在书法史上的影响，湖南的碑派书家就多了起来。湖湘现当代书法中，碑派书法取法的是广义的碑学，既有取法北碑的，也有取法甲骨文、周金汉隶的，还有取法唐碑的。取法碑派并不圉于碑派，很多书家援帖入碑，碑帖融合，湖湘现当代书法整体体现碑派书风占据主流的特色。

湖湘现当代书法中，有两块汉碑值得推重，学习的人很多，它们就是《华山碑》和《夏承碑》。何绍基特别提倡并学习这两块汉碑，在他之后，取法《华山碑》和《夏承碑》的不绝如缕，如何维朴、曾熙、夏寿田、赵恒惕、符铸、马宗霍等，都取法它们，形成了各自的面貌。

广义的碑派包含唐碑，欧阳询和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大家，他们的书法是唐碑典范。大唐以降，取法欧书和颜书代有人才。湖湘现当代书法受欧书和颜书影响明显，产生了不少名家。

欧阳询以湖南人身居“欧、颜、柳、赵”四大楷书家之首，历来是湖湘士人书法学习的取法对象。欧书俊逸严谨，雅俗共赏，学习者众多。稍早的黄自元综合欧、柳，自成一家，有“字圣”的称号。湖湘现代的众多书家中比如陈嘉言、叶得辉、黎泽泰、邬惕予等都是善于学习欧书，再参以他家形成自家的特色。

颜真卿对湖南的地域书风影响很大，在湖南有着悠久的学颜传统。傅申曾经撰文《书法的地区风格及书风的传递——以湖南近代颜体为例》，详细探讨了近代以来的湖湘颜系书风的发展脉络。

湖南书家取法颜书，首先是颜真卿的书品、人品为湖南人所仰慕，其次是浯溪碑林的《大唐中兴颂》的刊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千百年来颜字一直是湖南人取法的对象，明清以来，李淳、李东阳父子，王船山，钱南园，何绍基，谭钟麟等都取法颜字，有很好的师法颜字的文人传统。

现代以来，湖湘书坛学习颜书的路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通过何绍基上追颜真卿，比如何维朴、唐景森、王运长等；另一条路径是直接取法颜真卿，旁及钱南园、刘墉，如谭延闿、谭泽闿兄弟，周介祹、周昭怡父女等，都是师法颜字，又自出新意，他们都是师古而出己意者。

碑学书风形成之前，中国书法其实是帖派书法定于一尊，书法学习大多是从二王赵董，苏黄米蔡而来。即使是碑学书风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帖学也没有呈现出康有为所说的江河日下的境地，帖学书法一直依靠它的书卷气和文人气被广大士人喜爱、临习。

新中国成立之后，书坛领袖沈尹默崇尚“二王”，帖派书法一直都有自己相当的地位。湖湘现当代书法的发展历程中，帖派书家不绝如缕，萧荣爵学习赵孟兆页并参以欧阳询、李北海，刚柔相济；余肇康取法宋人，笔力遒劲，端整舒展；郑沅早期学习二王后期学习章草，书风秀丽俊逸；章士钊从晋唐起步，取法虞褚，后参以碑法，雅健遒劲。

湖湘现当代书法百年的发展历史，有两根“线”是贯穿它的发展始终的，能很好地体现湖湘现当代书法的特质。

中华千年的“游于艺，志于道”思想是贯穿湖湘现当代书法发展的第一根主线。没有“志于道”的高远的理想和执着的行动，就没有“游于艺”开阔的胸襟和视野，也就难以达到他们书法的高度。这批创造了湖湘现当代书坛高峰的书家，他们或者是学者、文人，或者是教育家、政治家，一生都在践行“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书法既是他们事业之外的余事，同时也是他们朝夕游艺期间的大事。

“文化性”“文人化”是湖湘现当代书法的主要书法精神，一直不曾改变，传递至今。文人、学者兼善书法成为湖湘现当代书法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体现在笔下就是书法注重内涵，文采风流。这与湖湘现当代书法的创造者本身的修养全面，注重文化有很大的关联。王船山曾说“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 ”，没有技法入不了书法的门，没有文化和修养却脱不了书法的俗。如叶德辉（1864—1927），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一生长于经学，勤于著述，是清末民初的硕学通儒，王啸苏称其“淹雅有称，足广楚学”。尤其精于版本目录学，他的著作《书林清话》是研究版本目录学的入门之书。《游艺厄言》是谈论书画碑帖鉴藏的经典。他的书法清雅工稳，深得欧书三昧。又如章士钊（1881—1973），曾留学日本、英国，一生参与革命、教育文化事业，著有《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等。他把逻辑学引入中国，提出以农治国的主张，文化上主张回归传统。钱基博把他的逻辑文学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并列，“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 ”。他的书法有一股雄秀之气，独具学者风范。

追求“拙朴”“厚重”的书法线条是湖湘现当代书法发展的另一根主线。书法以用笔为上，湖湘现当代书家用柔软的笔毫很好地阐释了具备“金石之气”的碑派笔法，展现了各具特色的抽象的线条之美。从早期的何维朴、曾熙、李瑞清、谭延闿、谭泽闿、萧俊贤一直到章士钊、马宗霍、田名瑜、周昭怡、羊春秋、胡六皆、颜家龙等书家，尽管取法不同，结字有异，各具章法，但是在追求拙朴、厚重的书法线条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是雷同、不是重复，他们各自的书法线条会带给欣赏者不同的视觉感受，力量、节奏各具特色。

三、成因与理论资源

湖湘现当代书法历史格局的形成，除了存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开篇已有论述，还有历史和时代因素使之然。

湖湘现当代书法的格局是顺延历史轨迹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各个阶段投射在这一阶段的反映。首先，从湖湘学术发展的源流来看，程朱理学通过书院教育影响着湖湘地区的读书人。湖南书院教育自宋朝以来一直发达，书院数量和规模都居全国前列。据邓洪波统计，清代湖南书院达328所之多，遍及湖南的城乡。程朱理学的书学思想重视以人品论书品，特别推崇颜真卿，学习颜书一直是书院书法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从来没有变化，这就很好地说明了湖湘现当代书法取法颜真卿的书家为什么数量如此之多。

金石考据学流行以后，碑派书法逐渐风行，何绍基是把碑派书法引入湖湘书坛的第一人。伴随着碑派书法的流行以及何氏的影响力的增大，碑派书法逐渐成为湖湘现当代书法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次，从书法风格的传承看，造就了湖湘现当代书法的局面。书法风格的传承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特别是在信息交流还不发达的时代，书法的地域特色更加明显。湖湘书法风格的传承在历史上就有其自身的特点，表现为：取法欧、颜的特别多，受何绍基书风影响的书家特别多。

最后，自宋元以来，湖南的刻帖事业一直非常发达。《潭帖》开了湖南刻帖事业的先河，湖湘现当代书法学习者比较容易通过各种刻帖以及它们的翻刻本获得帖学的学习范本。王船山就在诗中记载：“湘岸临潭帖，天山拓汉铭 。”他临摹的对象应该是比较易得的《潭帖》的翻刻本。湖湘现当代书法中帖学的学习者多从刻帖获得养分，形成了各自帖学的面貌。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凡一代有一代之书法。时代的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思潮、经济环境、思想文化的改变，会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时代施加给书法艺术的影响。

第一，书法以汉字为载体，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实用性和艺术性兼具的艺术。在任何时代书法都深得各个阶层人民的欢迎。民国以来，且不论职业书法家，其他如政治家、文人学者、普通民众，湖湘人士无不积极参与其中，汇成了湖湘现当代书法的格局，提升了湖湘现当代书法的整体水平。

第二，地不爱宝，大量地下书迹文献的出土，对湖湘现当代书法有着广泛的影响。书家对于这些书迹资料有着极为敏锐的感觉，很快，取法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经卷等的创作，都出现在湖湘现代书家的笔下，成为形成多元风格的时代原因。

第三，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家族之间的传承，师徒之间的授受，朋友之间的切磋，形成了地域特色明显的湖湘现当代书法。比如道州何氏家族，自清中期何凌汉开始，以后到何氏四杰的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一直绵延到民国何维朴等，家族传承对湖湘现当代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民国拜在曾熙、李瑞清门下的弟子组成曾李同门会，以二人为师，师生弟子之间既有师徒授受的关系，又有朋友之间的切磋。萧迁、赵恒惕、马宗霍、符铸等都是师法曾熙，不仅笔法传承明显，就是取法的范本都有相似性，促进了湖湘地域书风的形成。

相比于湖湘现当代书法创作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在书法理论方面相对薄弱一些，但也是可圈可点的，很多书家不仅创作水平高，在理论方面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曾熙和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并称“民初四大书法家”，不仅创作上是少有的五体皆能的创作型书家，而且在书法理论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可惜大量书论文字丢失，目前只残存一万余字的书论，记载在《游天戏海室雅言》《书画题跋》《农髯论书墨迹》《论书》等文章中，这还是他的学生张大千、朱大可等收集、记录下来的。曾熙提出的“求篆必于金，求分必于石”“凡作书者，宜先读书”等观点和好友李瑞清的说法相似，极大地促进了碑学理论的发展。这也是他们观念相投、友情深厚的体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学习者。

杨钧的《草堂之灵》，共15卷，是他在读书翰墨之余所作的笔记，涉及书法的有85则，除了谈论技法、考证碑帖、记录创作体会等，还有对何绍基、李瑞清、齐白石的逸事的记载，对于书法学习大有益处，可以起到增长见闻、提升鉴赏能力的作用。

徐崇立同样是书法创作与理论并重。徐崇立的叔父徐树钧曾藏有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真迹而将他的藏书室命名为“宝鸭斋”，著有《宝鸭斋题跋》96篇，考证周详，见解读到。徐崇立受到叔父影响，同样是著名的碑帖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著有《瓻翁题跋》7卷，对尺牍对联、手札长卷、碑帖金石、造像题名做了考证题跋。作者旁征博引，追溯源流，具有很高的鉴赏水平，《瓻翁题跋》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著作。

马宗霍的书学著作有《书林藻鉴》与《书林纪事》。《书林藻鉴》十二卷，各卷以时代为断。作者在序中明确反对当时的汉字拉丁化的趋势，担心书法以及传统文化的命运。“因作此书，以为研究书史之资，则编者的本意，是从保存传统文化着眼，并非仅仅限于书法而已 。”马宗霍的书学著作以充实丰富的文献内容、精湛高超的学术水准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迄今仍是书学研究征引取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沈从文的书法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他的书论文字主要见于与朋友的往来信札及早年所撰写的《谈写字一》《谈写字二》与晚年所撰写的《文字书法发展》《叙书法进展》等有关书法研究的文章中，记载了他一生对书法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究。沈从文认为，写字兼具实用性和超实用性，所以书法肯定具有超实用的艺术性，这是证明书法的双重属性，书法的实用还在于与建筑、牌匾等结合发挥作用，这些理论文字都很有启发性。

当然，湖湘现当代书法理论远不止这些。梳理这些书学理论，我们发现成果大多是在民国形成的，这是晚清民国以降的政治、文化环境催化了这些成果。乾嘉学派的考据遗风、西学东渐导致的思想碰撞、新文化运动开启民智等促成了文人学者对于书法问题的深入思考，顺理成章地产出了这些书法理论。

四、问题与展望

在湖湘现当代书法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它将影响到湖湘书法可持续性发展，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并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书法理论研究的薄弱是摆在湖湘书坛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书法创作发展势头强劲的大省，新世纪以来，湖湘书法创作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书法理论发展显得很不平衡。以最具代表意义的全国书学讨论会入选论文为例，第十一届全国书学讨论会湖南省只有一篇入选论文、第十届全国书学讨论会湖南省入选论文两篇、第九届全国书学讨论会湖南省入选论文两篇，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湖南书法发展的短板是理论研究的薄弱。书法理论的薄弱会使整个书法学科的发展失去后劲。

第二个问题是创作的创新能力不强，个性风格不明显。这不仅仅是湖南省的问题，其实也是全国性的典型问题。刘炳森较早关注书法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他说书法要“既有来历，又不同于古人。我们是现代人，不是古人，我们写出来的字，是新的创作，是现代的书法，不是文物，也不是古代的碑帖 ”。

创新能力不强，源于对功利的追求。展览机制下的竞技比赛导致的风格趋同，丢失了艺术创作的自我和自我情感的注入，这是当今展览最为让人诟病的地方，也是书法发展存在的突出的问题。这还直接引发了书法发展的第三个问题，书法“文化性”的消解。

书法“文化性”的消解是与传统书法建立在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相比较而言，当代湖湘书坛的文化传统在不断地消解，特别是在新生代书家中这种现象越来越显著。这会使书法越来越滑向纯技术的境地，如果有一天书法沦为纯粹的匠人之作，丧失了“文化性”，让“技”“道”彻底分离，我们的国粹书法还能担当起“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重任吗？

对于我们正身处其中的湖湘当代书坛，应该以史为鉴，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让湖湘书法事业在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理论研究和创作齐头并进，产生湖南书法史上的高原和高峰。

首先，坚持党和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推动各级书协的组织协调。回顾当代书法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书法艺术的迅猛发展需要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同时与各级书法家协会的协调配合有密切关系。国家级和省级书法家协会，充当了重要的组织者角色。书法赛事、展事活动的开展，书法理论成果的评选，书法人才的培养等一系列活动的进行，能直接提高书法的整体水平，这些都依赖于良好的领导和组织机构。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需要党和政府正确的引导和领导，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书协做好组织协调工作，针对存在的问题高瞻远瞩，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解决湖南书法发展的短板。

其次，着力进行人才的培养。要进一步提升湖南的书法水平就要不断培养书法人才，形成优质的人才梯队。书法人才有理论型人才和创作型人才的不同，由于书法学科具有实践性和人文性的特征，要求理论型人才必须要有一定的创作功力，实践型人才也要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只是各有侧重。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高校书法专业的教师本身就是优质的书法实践型人才和理论型人才的结合，他们对于湖南书法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实践型人才的培养注重技法，主要依靠高校的本科教育和国家级、省级书协开展的培训活动来培养。而理论型人才培养的重点应该是在高等学校，尤其要把培养硕士、博士作为高层次理论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最后，建立“技”“道”并重的书法创作观念。中国书法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化相伴而成长，脱离了文化性来谈书法只会使书法停留在技法的基础层面，根本无法进入中国书法的气韵、格调的层次。建立“技”“道”并重的书法创作观念对于提升当代湖湘书坛的整体水平意义重大。如何在“尚技”的当代提升书法之“道”？其一，注重书家人品的提高。“书为心画”，树立崇高的品德观念，提升个人品德修养，才可能提升书法作品的气韵格调，多读书是书家立品的好方法，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其二，具备一定的美学、哲学素养。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学科，遵循美学、哲学的一般原则，具备美学、哲学素养能让书家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来审视书法，同时有利于理解书法艺术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共通性。其三，就是要有比较完善的书法学科视野。书法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法，书法学科包含很多子学科，比如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书法临摹与创作等等，如果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比较深入的思考，对于书法创作就具备了学理的支撑。书法的发展是“技”“道”并重的，唯有如此，才能顺应书法历史长河的正确发展，把握湖湘书法发展的未来正确方向，创造湖南书法的新的辉煌篇章。

正如钱基博所说，湖湘士人具备“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 ”的品格，这种品格成就了晚清以来湖湘儿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的成绩，同时也成就了湖湘书法风格和湖湘书法精神。放眼未来，湖湘书法必定会在传统中体现现代性，在继承中展示创新性，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页。

{2}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页。

{3}林乐伦、林书传：《萧俊贤书画艺术》，湖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4}李一、刘宗超：《新中国书法60年（1949—2009）》，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5}马世晓：《新时期书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书法》2001年第8期。

{6}吴萍、刘广文：《湖南书协召开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中国书法》2001年第8期。

{7}王夫之：《姜斋诗话·示侄孙生蕃》，摘自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60页。

{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外一种·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页。

{9}王夫之：《后雁字诗十九首》，摘自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50页。

{10}陈滞冬：《中国书法学论著提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4页。

{11}刘炳森：《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中国书法〉杂志2003年面授教学暨8届国展书法培训班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书法》2003年第10期。

{12}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页。

*本文系2022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法教育研究”（项目编号：CX202204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