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吟、行吟与放歌

——吴茂盛诗集《江河大地》的精神还乡

文/李荣

吴茂盛是我的“师兄”——我们是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吴茂盛还是我的另一个“诗兄”——我开始写诗时，他已经是崭露头角的校园诗人了。四十年，他从一名文学少年“迭代”成了一名文学中年，我们的友谊也延续了近四十年。尽管期间他曾出湘入京，我也投笔从戎，空间辗转但一直未曾中断过联系。最近读到他的这部《江河大地》，我由衷佩服他“归来者”的写作姿态以及用江河大地这四个字对诗集命名的格局与勇气。

我曾经说过，如果对一个人不了解就贸然去评论其作品，这既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更是对诗歌的不尊重。诗如其人，任何一名诗人相对诗歌世界而言都是专利发明人，这是诗歌的本质决定的。我与茂盛既为同窗又为诗友，自然是有资格说道一二的。在我看来，《江河大地》不仅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场以四十年为时间纵深、以江河大地为辽阔疆域的精神还乡。这里的“还乡”，绝非简单回到一处故土、抵达一个终点，而是被茂盛赋予了家国情怀的象征意义：它是持续不断的回望，是执拗坚定的扎根，是一座永远在建、永不竣工的精神建筑。本质上这是对当代芸芸众生的精神漂泊所作出的诗意回应：它在抒情与叙事、个人生命与家国山河、古典文脉与现代经验之间不断游移、碰撞、调试，呈现出可贵的开放性，以及贯穿全部文本的诚恳。

诗集分“故乡之书”“永州大地”“大江大河”三辑，收录诗作一百二十余首。这个分卷结构，并非简单的题材分类，而是诗人四十年精神迁徙的路线图：从祁阳挂榜山启程，抵达永州之野，走向湖湘大地，最终汇入华夏大地的江河叙事。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指出：茂盛的写作“渐次成为一个同心圆，是诗人和时代的互为展开”。但细读文本我更倾向认为，与其说这个结构是“同心圆”，不如说它是一条不断涨潮、持续延展的河床——从故乡的涓滴细流出发，经由地域人文的宽阔河道，最终奔向大江大河的浩荡。圆的意象是封闭的、完成的，而河床的意象是开放的、行进中的，是一个持续塑造与被塑造的地质过程。这，或许更贴近这部诗集的精神实质。

这一结构背后，是茂盛独特的人生轨迹与“归来者”诗人身份。他十四岁发表作品，十八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诞生在冬天的孩子》，中学时代即被评为“全国十大中学生诗人”之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中涌现出的代表性面孔。后来为生计先后做过记者、编辑，奔波于北京与长沙之间，并“弃诗从文”转而从事长篇小说写作，《驻京办》《招生办》一经出版即名动文坛，洛阳纸贵。即如此，其内心深处那条诗歌的大河却从未断流过。这种“归来者”的姿态赋予其诗歌一种特殊的质感——它不飘忽、不空洞，每一行诗都有被生活打磨后的重量与光泽。这正是“归来者”写作最珍贵之处：见过生活百态，历经人世辗转，仍肯为诗歌回头，并带着出走所获得的一切重新抵达。

诗集的第一辑是全书的情感原点，也是茂盛作为抒情诗人的立身之本。在组诗《五行之歌》中诗人写道：“我来自土地又回到土地/该用什么语言，才能潇洒地/说出陶罐一样破碎的真实”。“陶罐”与“真实”的并置，泥土的粗粝与情感的脆弱互为表里，这正是茂盛抒情方式的缩影：以物之形，载情之重。

茂盛在一个访谈中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意是他的母亲去世后，他一个人回到挂榜山，坐在老屋门槛上，看着对面山坡开满了映山红，“那天的映山红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但我妈不在了。那一刻我觉得，什么文化符号都不重要了，我就是一个没了妈的孩子。后来我把这个写进了诗里，没提元结，没提颜真卿，就写了那个山坡和那些花”。这段话几乎可以作为阅读整部诗集的钥匙。永州是什么地方？是舜帝南巡的苍梧之野，是柳宗元写下《永州八记》的谪居之地，是元结、颜真卿留下摩崖石刻的浯溪所在。书写永州，极易陷入文化符号的堆砌与风景明信片式的抒情。而茂盛的选择是：先回到门槛，先做一个没了妈的孩子。“故乡重，是因为它装得下这些。装得下柳宗元，也装得下一个没了妈的孩子。”——这句话的份量，胜过许多篇关于“地方性写作”的长篇论述。

必须指出的是，故乡书写在当代汉语诗歌体系中的风险也是相当明显的，主要体现在理想化、风景化、民俗展览化这几个方面。霍俊明在讨论当代地域性诗歌时曾尖锐地指出，地域书写正面临“新一轮的信任危机”，其成因“既与诗人对地域的浅层描摹和观光化景观的炫耀有关，又与二十一世纪以来现代性和城市化整体情势下地方性知识所遭遇的挑战有关”。茂盛的写作并非没有触及这些暗礁的风险。但当“没提元结，没提颜真卿”的诗行出现时，我知道他有意识地避开了最危险的那个漩涡。真正的故乡书写，不在于记住了多少掌故，而在于是否敢以赤子之身直面那片土地的贫瘠与疼痛。从这个方法论角度而言，诗集确乎还有提升的空间：部分缅怀之作仍停留在温情脉脉的回望里，对故乡的审视或许还可以更深、更冷一些——尽管诗人自己说“批评一个东西和恨一个东西是两码事”“一个儿子跟娘说真话，能是不爱吗”，但真正把“真话”写成触目惊心的作品（亦即我们常常提到的经典），在这部诗集中尚未出现。

永州是茂盛的精神福地，早年他以零陵师专学子的身份栖息于这片土地，三十多年后他是以永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栖居于此。这一辑的书写，最能见出茂盛“行吟者”的在场姿态。他写九嶷山是“一只倒空的杯子”“仿佛燃烧的大海/不停地摇晃”；写“柳宗元的酒杯盛满零陵的月光”；写浯溪碑林的文字“如跃出水面的鱼”；写濂溪水“洗净人间的喧嚣”等等。在这些诗句里，自然不再是独立的审美客体，而是与历史、与人文相互渗透的生命共同体。

然而，在指出成就的同时我认为也有必要对“地域文化诗写”保持一种审慎的追问。写永州动辄柳宗元、元结、颜真卿，与写母亲墓前的映山红，究竟哪一种写法更能抵达彼岸？或者说，诗歌中的地理能否真正转化为命运，风物能否真正转化为体温？所幸的是，茂盛笔下的永州大地，不是被观看的客体，而是与诗人血脉相连的故乡。他写永州的山，亦是在写自己的肉体；他写永州的水，也是在写生命流动的血脉。

但是，也必须正视其中的犹疑：当“文化名人大串联”式的书写惯性出现时，个别篇章难免滑向“文化导游”的口吻，历史的光晕有时反而遮蔽了现实的粗粝。在深情拥抱与冷静反思之间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与及物的落点，或许是茂盛未来诗歌写作需要持续面对的课题。

如果说“故乡之书”是低吟，“永州大地”是行吟，那么“大江大河”一辑，无疑就是放歌了。以六首长诗为主构成的这一板块，无疑是全书气象最为恢宏的部分。如《原野之上》：“北方啊透澈的水中/我清洗自己坚硬的骨头/把干净的诗句/从灵魂深处抽出来”。“骨头”的意象是全诗的精神支点，当消费社会鼓励人们追求“新鲜的、令人惊奇的东西”时，诗人却从“灵魂深处”抽取出“干净的诗句”，这种向内求索的姿态，恰恰构成了对物质时代诗意的抵抗。又如写黄河的诗句：“黄河啊/正是你这滴混浊的壮丽的泪水/浸黄了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手”——泪水是瞬间的情感迸发，却“浸黄”了千年的肤色，流动的液体在这里成为凝固历史的介质，显示出诗人“从痛苦中淬炼出白银般的光芒”的能力。

然而，我必须坦率指出，“大江大河”这一辑同时也是诗集中最暴露出茂盛诗歌写作困境的部分。颂歌体、放歌体的写作，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复杂的谱系与弥足珍贵的教训。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颂歌体曾以“群体性的抒情主体”取代个体的声音，以宏大的历史叙事覆盖具体的生存经验。其代价是诗人个体声音的消失——“缺少情绪上、心理上的焦躁不安、困惑和痛苦，没有与革命史诗冲突的个人声音”，这不仅是贺敬之诗歌在后革命时期受到冷遇的原因，也是所有颂歌体写作的结构性风险。题材的公共性极易吞没经验的私人性，“大词”的惯用极易架空语言的及物性。如《大地歌谣》中“崭新的5G智能化时代/在我弹指之间运筹帷幄”这样的句子，将传统农具清单与当下科技意象并置，其意图是让不同时间层在诗歌中共存，形成“连续的当下”，其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当“5G”“运筹帷幄”这类词语未经充分诗化便直接嵌入文本时，并置就可能滑向拼贴，对话就可能滑向陈列。这种在宏大题材面前的“消化不良”——请允许我借用这一说法——并非茂盛一人之病，而是当代所有试图书写“宏大主题赞歌”的诗人们共同面临的难题。因为江河的伟大，终究要靠无数滴水的奔涌来证明，而不是靠对江河的宣称与命名。

就诗歌文本而言，我认为茂盛的语言成就与局限同样清晰。其成就在于明晰、流畅、可诵，有很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清晰的呼吸和体温，极少出现当代诗歌常见的语言梗阻与能指的空转。毫无疑问，他的诗是及物和有物的，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但其局限也正在这里：因为语言过于顺畅，部分诗行便难免“顺”而失“涩”，“明”而失“晦”。诗歌语言的难度，很多时候恰恰来自它对流畅的自觉抵制——那种在关键处停顿、歧义、逆转的力量，在茂盛的放歌性篇什中是欠缺的。诗人自己在访谈中提到的关于祁阳石的比喻，无意中道破了其语言美学的命门：他说挂榜山的祁阳石“一过雕刻师的手，就成了砚台、笔筒、插屏、壁画……好诗，是有硬度的。但它们压不垮故乡”。祁阳石从璞石到器物的转变，需要雕刻师的刀；而从经验到诗句的转变，需要的则是语言的刀。茂盛的语言之刀有时下得还不够有力不够决绝，坯料的天然纹路还过多地保留着——这是追求“自然纯净”的代价。

纵览全书，《江河大地》是一部复杂、丰厚且充满热力的作品。它生动展现了茂盛以诗歌“还乡”的实践：一种试图在流动的时代里重建精神原乡、在碎片化的经验中修复完整世界的不懈努力。它大胆地尝试在“小我”的生命体验与“大我”的山河叙事之间搭建通道，让一条从潇水发源的私人河流，最终汇入一个时代的江海。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江河大地》的“进行时”特质便具有了双重启示意义。其一，它以一种谦卑而诚实的态度承认：还乡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终点。正如茂盛自己所说：“年轻不是说岁数，是说还没到头。风这东西，你见过它停吗？一停，就不是风了，是空气。写诗也是。一觉得自己‘完成’了，笔就死了。”诗人就该是“未完成”的——这一自我认知即为文学自觉。其二，它深刻地印证：真正的放歌性写作，从来不是逃离时代的方舟，而是在流动中扎根的能力。当鲍曼式的液态世界试图将一切连根拔起时，茂盛用“骨头”的硬度与“根”的深度，给出了一个来自永州祁阳挂榜山带着方言与体温的回答：“在我眼睛看得到你的地方/我的身子和你在一起/在我眼睛看不到你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而我想补充的是，在茂盛的笔下，河床仍在上升，水位仍在变化。对于一条不肯停下来的河流，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继续看着它流向更远的远方。

李荣，诗人、评论家、著有诗集《静悄的黎明被谁惊醒》《高处的天空》、长篇报告文学《砥柱》。

吴茂盛，1971年出生，湖南祁阳人。诗人、小说家、美术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永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十四岁发表作品，十八岁出版诗集。曾就读于零陵师专中文系、辽宁文学院作家班、鲁迅文学院作家班。作品曾获潇湘文学奖、丁玲诗歌奖、全国青少年新诗奖、兰州军区《西北军事文学》首届优秀诗人奖等十多个奖项。部分诗歌入选《当代大学生诗选》《中国诗歌排行榜》等多种年度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文。著有诗集《无尘的歌唱》《独旅》《到达或者出发》和长篇小说《驻京办》《招生办》等十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