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西部文学”

——兼及文学史叙述的空间维度

文/陈培浩

摘　要：“西部文学”是一个当代文学领域聚讼纷纭的学术议题。在“西部文学”研究内部，存在着诸如“西部学”“以西部为方法”、围绕“西部人文话语”进行知识考古等研究方法和路径。“西部文学”研究的难度在于如何避免将“西部”风景化的“西部学”误区，又避免过度强化“西部”内生主体性而沉溺于地方性美学的狭小格局。在已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中，由于种种原因，“西部文学”较少获得国家文学史的关注和聚焦。事实上，国家文学史如何书写“西部”，涉及的不仅是“西部文学”的问题，也是文学史叙述如何处理空间维度的问题。在已有以“思潮+文类+作家”的史述范式之外，也存在着一种以区域为方法和史述范式的可能。

关键词：西部文学；西部学；当代文学史；空间维度

一般而言，文学史被视为是按照历时性思维来处理文学现象的学科。但几乎所有文学史对时间的处理过程中都不能忽略空间问题。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发生于特定时空中，因此作为时间现象同时也是空间现象。特别是对民族国家文学史而言，“文学史”看上去是侧重时间性的，但“民族国家”却是包含多重地理区域文化空间的存在，因此如何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在于如何处理“现当代”的时间规定性和“文学”的性质规定性，还在于如何处理“中国”的空间规定性。稍为遗憾的是，已有的文学史从理论到实践，都较少对空间维度的关注。问题可能不是文学史家缺乏对空间所包含的地理区域文化等信息的重视，而在于民族国家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中如何纳入多重空间叙述的难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笔者以“西部文学”为例，试图触及文学史叙述中这一空间难题。

研究者对“西部文学”浮出中国当代文学地表的路径已有共识：从1980年代初“新边塞诗”的倡导，经由1984年钟惦棐对“西部电影”的倡导，并在1990年代获得某种较大规模理论热潮。包括“西部文学”在内的西部人文话语的兴起，跟1990年代以来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有关，也跟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背景下将西部景观化、从异域寻找差异化资源及种种“以西部为方法”的自我赋形的复杂话语建构密切相关。不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写作实践，“西部文学”都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最具独特性的区域文学现象。有趣的是，“西部文学”虽然从个案批评到理论建构成果频出，却仍没有在民族国家文学史的叙述中获得相应位置。因此，以“西部文学”为例，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何延展和接纳多维异质的地理性打开的学术空间，应是有效的。

一、“西部学”和“以西部为方法”的张力

已有的“西部文学”研究中，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其一是就西部文化和西部文学的关系做正向论证，这种学术路径通过论证文学内在的文化特殊性而深描“西部文学”的内质，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西部文学”研究思路；其二则从回答“西部文学”是什么转为对“西部文学”为什么、怎样出场的回答。如果说第一种思路倾向于为“西部文学”建构一种确定本质的话，第二种思路则转为对这种本质被建构路径的描述。在第一种思路处，“西部”作为地理空间，虽然同时也布满了各种文化、宗教及精神内涵，但它遵循着“地理—文化—文学”这种较为静态单一的反应模型，在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关联上依然是相当“自然化”的。与此不同，第二种思路显然内置了一种更加社会化的“西部观”。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涂尔干等人为这种学术路径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大卫·哈维指出：“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但是社会会变化与成长，它们由内部转变，并且适应外来的压力与影响。”②相比之下，第二种路径更强调了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动态渗透，注意到“西部文学”进入学术视野跟特定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③此外，另一种研究路径也值得注意，它区别于第一种路径对“西部文学”本质的建构，也不同于第二种路径在对“西部文学”进行话语考古过程中的价值悬置态度，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文化现代性”立场上对“西部人文话语”进行反思。譬如在牛学智看来，强调“西部中心化、西部形象特殊化主体性”的“西部人文话语”依然是“话语的惯性繁衍”，“深埋在西部现实深层的文化现代性诉求，反而被强势的、正面的，乃至似乎‘正宗’的西部话语遮蔽了”。④当然，在具体实践中，这三种路径经常是错综并置而非排他性的。

在“西部文学”的几种研究路径中，存在着“西部学”和“以西部为方法”的巨大分野，后者作为对前者的驳诘在方法论上具有更鲜明的后发优势，然而“以西部为方法”本身也并非毫无疑问。“西部学”这个说法借用了萨义德《东方主义》中“东方学”的命名逻辑，在萨义德看来，在西方大量关于东方世界的描述、知识乃至于整个“东方学”学科体系中，存在着某种将西方和东方不平等权力关系进行话语确认的“东方主义”。因此，“东方学”不是作为客观实体之“东方”的描述，而是投射着西方的想象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话语衍生物。萨义德基于后殖民主义视野提炼的理论不仅对民族国家有效，对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空间同样有效，这是“西部学”提出的依据。“西部学”旨在对以“中原”或“东部”或“北方”等强势文化为中心，剥离“西部”主体性、对西部景观化的“西部想象”作出反思。这种基于“西部学”的理论视野已经被不少学者所使用，叶舒宪先生对基于中原文明建构的“西部”观念进行文化分析⑤，可视为这方面的范例。

正是基于对“西部学”的反思，一种强调西部内在主体性的“以西部为方法”的思路也隐含于“西部人文话语”之中。李敬泽在谈到徐兆寿和张晓琴时写道：“他们在内心深处都还有一种不驯服的在地性，他们都深刻地感知着那片土地、那里的全部历史和生活的具体性，由此产生的问题和焦虑在内部指引着他们。实际上，晓琴也一直在探索着一种以西部为方法的，或者更具野心地说，以西部为中心和出发点的学术路径。”⑥“以……为方法”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一种学术思路，这是中国学界接受和转化了日本学者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影响的结果。《作为方法的亚洲》是竹内好1961年发表的一篇演讲稿，此文的问题意识来自对日本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在竹内好看来，日本以欧美为唯一样板的现代化道路观是狭隘的，日本代表了一种后发现代性国家的道路，而其亚洲邻国中国、印度同样代表了另一种后发现代性国家的道路，日本应从中获得启示。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方法论及其对鲁迅、赵树理的研究成果在1990年代进入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之中，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90年代的中国学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强烈的社会文化转型，亟须 重建不同于1980年代的启蒙论、更具复杂性的学术方法。1980年代启蒙论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和对普遍价值论的服膺。竹内好的学术思想鼓励人们打破“亚洲/欧洲”的二元对立和以欧洲现代性作为唯一的、普遍的现代化道路的认知，从而在弱势地区的独特性和内在主体性中确立自身的现代性可能。因此，一批被称为新左派的中国学者在竹内好那里获得启发，也纷纷在赵树理等中国左翼作家那里阐发“另类现代性”“东方现代性”，为被1980年代启蒙思潮驱逐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正名，或者说为中国文学的革命现代性作为一条特殊道路的合法性论辩。事实上，“以……为方法”的学术思维在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社会主义革命文艺领域，它所提倡的那种从对象内部发现主体性的思维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诸多启发，以至于“以……为方法”在新世纪以来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文章命名方式。

回到“西部文学”，“以西部为方法”反对从强势文化区域观看和想象“西部”的话语惯性，拒绝在“西部”的刻板印象中依据一套“西部学”提供的底本继续演绎“西部风格”，而要求在“西部”内部的复杂性、流动性和日常性中重识真正的“西部”。问题在于，这种“反西部的西部文学”往往 “或者沉溺于地方性美学趣味的狭小格局内孤芳自赏， 或者抛弃区域文化特色，以通行的主流审美标准来衡量评价”。⑦因此，如何“西部”？怎样“文学”？依然是一个难以停歇的提问。

建立有效的“西部文学”表述，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注意“西部”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警惕用一种单一、静态的“西部风格”去阐释复杂流动的“西部”。作为一个“政治规划”下的概念，“西部”涵盖了从西北到西南的十三省，在地理上囊括了我们所熟知的雪域高原、新疆戈壁、古丝绸之路、内蒙古草原、河西走廊、三秦大地、六盘山区和腾格里沙漠以北的塞北河套地区等，在宗教、民族、方言、文化、民俗等方面具有极为驳杂的差异性。正如刘大先所说，“就国家政治规划所设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来说，涉及的省、市、自治区：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实际上几乎囊括了从南到北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国版图。如此宏大的图景中包含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因素，这种多元性完全超乎一般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概念框定。西南的稻作文化与西北的游牧文化之间以及佛教、伊斯兰教与萨满教、道教之间的差异，很难以某种统摄性的话语将其一言以蔽之”⑧，因此，必须提倡一种“分层”的“西部”分析方法。就文学来说，必须超越“文学风格—西部文化”这样笼统的归因方式，而将“西部”作为一个由诸多地域、宗教、文化、语言、风俗等要素组成的多变量系统，避免将“西部”视为文学风格发生的绝对源头。

其次，应将“西部”的特殊性与世界的普遍性连接起来。将“西部”景观化，外部的观看立场必然将西部提炼成一张扁平的风光明信片。这种景观化的“西部”在今天庞大的旅游产业中最为常见，又附着于被消费主义所宰制的文化出版产业链条中，成为特别需要警惕的伪“西部”话语。但是，反对景观化的“西部”，也不宜将“以西部为方法”绝对化。应将“西部”的特殊性与民族国家整体“现代性”进程的普遍性结合起来。强调“西部”的特殊性，并不是要让“西部”完全独立于民族国家的整体历史进程。并非所有局部的特殊性都可以离开整体而获得自足，如此“西部”将分裂成无数“小西部”而使“西部”难以成立。

最后，应重视与西部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话语。忽视西部日常生活话语而将地理话语作为西部人文的绝对中心，这种将西部地理文化绝对化的现象其实是静态化思维的结果，不承认“西部”也在变化中，将“西部”锁定于某种特定本质，这种话语其实附着于更大的区域权力话语体系。

我们会发现“西部文学”不应是地理景观化的外在装饰，而是真实心灵冲突与文化碰撞的结晶；“西部文学”也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风格化审美，“西部”在变化，“西部文学”也在变化；“西部文学”不是绝对的特殊性存在，而跟民族国家的普遍现代性进程有着摩擦、对冲和共鸣。既重视“西部人文”作为诸多文学资源之一的重要影响，激活它对全球化时代日趋扁平的当代文学的启示性，从而呈现经由“西部”路径涌现的文学可能性；也应警惕将“西部”话语刻板化、定型化、空心化，使“西部”成为新的话语遮蔽装置的倾向。提炼丰富、异质、流动的“西部”在与普遍性的对位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这或许是“西部文学”批评应秉持的原则。

二、文学史叙述中的“西部文学”

此处的文学史叙述专指以史著形式出现的叙述，从广义上说，文学史叙述不仅包括文学史著中的叙述，也包括具有文学史视野的论文和学术著作。不过，权威文学史著述所具有的淘汰机制决定了史著层面对“西部文学”的叙述，才真正代表了整体文学史机制对“西部”乃至于对区域文学的文化态度。作为一种区域文学现象，“西部文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并不乏具有文学史意识的。但就史著层面而言，“西部文学”其实是相对缺席的。正如丁帆教授所而言：“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⑨在近二十年接受度较高的几套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关注“西部文学”现象或从“西部”视角去观照作品的极为少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新诗史》第九章第五节“‘西部诗歌’和‘新边塞诗’”是已有国家文学史中直接关注“西部”现象的较少案例。事实上，洪史更愿意将“西部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而非审美视角来对待。在作者看来，“西部诗歌”在1980年代“涉及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如引发人们对生活在边远‘西部’的诗人的注意，也会谈到在诗歌主题、语言、风格上多样的思考。不过，从后来的事实看，并没有出现作为‘诗群’存在的‘西部诗歌’。原因其实不需细察。一个能说明问题的简单例子是，如果说有什么‘西部诗歌’的话，‘代表性’诗人当推昌耀。但昌耀一贯特立独行，从不与他人结成或名义、或事实上的‘流派’；况且，他在当代诗歌上的杰出成就，也不应以所谓‘西部诗歌’来概括”。⑩谈及沈苇作品，洪史承认“在中亚这块土地上，自然风貌和民族生活似乎培育了独特的体验方式：对‘瞬间’的敏感”{11}，但显然并不认可“西部”与“文学”可以缔结群体性的审美。这或许也是“西部诗歌”进入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却没有进入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原因。在洪先生看来，“西部文学”作为一个审美上的群体现象能否成立尚有疑问，所以，洪史仅承认作为倡导性现象存在的“新边塞诗”或“西部诗歌”。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是近二十年来另一部影响巨大的史著，这部“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在第十四章《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第四节《来自大西北风情的歌唱：〈巩乃斯的马〉与〈内陆高迥〉》从西部视角对周涛和昌耀的作品进行细读：“《巩乃斯的马》中描写的两个‘马’的场面，是具有典型的西部草原特色的广阔壮烈的场面，正是这种特有的西部风情，提升了作为个体的作者的生命境界，形成一种特定的西部气质，同时也显示出作为特定人文景观的西部气质是与特有的自然景观分不开的”{12}，又认为昌耀诗歌“经常表现的乃是西部精神中悲剧性的神秘的一面”，“对西部那种悲剧性的生存处境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感受”{13}。

不难发现，洪史和陈史在处理“西部文学”时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悬置”处理，即回避对“西部文学”本质进行直接的确认。一旦史家认可“西部文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审美资源，那么何谓“西部文学”、对一种“西部性”的确认是否会遮蔽更崭新的“西部性”可能？这是谨慎的史家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洪史将“西部文学”化为其最初倡导时的名义——“新边塞诗”来呈现，也就把“西部文学”这一具有多义所指的概念“悬置”在可描述的文学事件层面。相比之下，陈史在价值立场上更能接受“西部文学”，但由于陈史所采用的“作品为主型”的框架，使其将“西部性”悬置在单一文本内部，而无须对“西部文学”内涵的复杂延展做出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丁帆教授于2004年出版有《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一书，该书以“西部”为对象和方法的特征非常鲜明，然而在他与董健、王彬彬合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稿》中，同样没有为“西部文学”留出更多空间。其他几部重要的文学史，如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同样没有对“西部文学”有更多涉及。而且，这些著作涉及张承志、阿来、贾平凹、陈忠实、昌耀、周涛等来自西部的作家，但几乎没有运用“西部”视角来进行阐释。

在丁帆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视角始终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中原文学板块和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东南沿海文学板块上，虽然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也多有局部的涉及，但是总觉得不够系统，有一种难隐的拼贴感和隔膜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量西部文学的文本阅读得太少；我们对西部文化生态——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不熟悉；我们对西部风土人情、风俗风景的陌生；我们对西部作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审美观念与文本的书写方式都有着天然的距离感。”{14}对“西部文学”的陌生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很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作为空间现象存在的区域文学进行叙述某种程度上跟已有的主流国家文学史叙述框架形成冲突。

已有的文学史事实上存在某种被广泛接受的范式，所谓“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15}。事实上，更重视“历时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常常将其“历时性”分解在“思潮+文类+作家”这三大元素上，因此“空间性”元素常常被忽略。只有较为特殊的“区域空间”会受到文学史叙述的特别照顾，比如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分治的政治格局，使文学史叙述不得不在文类叙述中注意到区域这一变量；还有，台港文学作为构成“中国文学”的区域文学现象，也在诸多文学史中获得单独叙述的机会。而其他原本具有相当文化独特性的区域则由于被设定于“中国”下位的“大陆+台港澳”中的“大陆”内部，而难以获得展开机会。

当然，区域文学在现有史述范式中的弱势折射的不是一种绝对的应然性，毋宁说是折射了已有文学史观念中对从区域角度进行史述的疑虑。考察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西部文学”，目的或许不仅在“西部文学”本身，而在于探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是否有可能展开一种以区域空间为本位叙述的可能性。

三、以区域为架构的文学史叙述可能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这样提问：“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6}应该说，韦勒克他们的“文学史”重心在“文学”上，这种问题意识也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编纂。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希望“文学史”能更“文学”，从而区别于社会史和思想史；另一方面，也希望“文学史”能更有“史”的品格，而区别于“文学批评”。这种朝向“文学·史”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却常常把作为定语的“中国”简单化。“文学史”当然是以“历时性维度”为主的，但没有任何不经过空间而孤立存在的时间，而空间一旦具有一定的范围，便具有多元异质性。事实上，如何处理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中国”这一空间维度，依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

现有文学史著基本把“中国”这一空间理解成“大陆+港澳台”，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被视为是阐述“大陆+港澳台”地区现当代文学现象的变迁。很大的一个空间盲点在于广阔而充满文化差异的“大陆”被同质化了，在已有的史述范式中，“大陆”内部的地理和文化差异性及其对文学进程的影响不能获得被叙述的机会。在陈平原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兴起，“涉及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以及“教育体制的嬗变”等因素。{17}换言之，“文学史”作为一种获得教育制度授权的知识体系，受到诸多因素潜在的牵引，既是种种文化权力碰撞的结果，内部也充满着各种文化权力的博弈。在各种要素中，“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可谓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本尼迪哥特·安德森已经阐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文学史”显然是缔结这一共同体的重要元素。有趣的是，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依赖于“时间”而疏离于“空间”的。换言之，共同体想象的存在正是通过对时间连续性的编织和对空间内部异质性的祛除来确立的。由于文学史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内在关联，其想象机制内部必然是高度依赖时间霸权并存在取缔空间弥散性的倾向。

换句话说，以现代性观念为底座的文学史总是更信赖时间，而以后现代观念为依据的文学史则倾向于消解时间霸权而建立一种更趋空间化的文学史叙述范式。这方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国别体“新文学史”系列堪称代表。哈佛版“新文学史”包括《新编法国文学史》（1989）、《新编德国文学史》（2005）、《新编美国文学史》（2009）、《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17）等。王德威在谈到《新编法国文学史》时说：“法国文学史的编者非常清楚地说，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大叙事完全解散，解散之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点状辐射式的脉络，在这个脉络中被引用出来的各个时间、作品、作家、运动等相互产生激荡，读者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从那一页的那个时间点上进入复杂的、广阔的法国文学律动的世界里。”{18}哈佛“新文学史”采用一种类似于本雅明所提的“星丛”概念的体式：史著以编年体出现，以时间为主轴，由多位作者选取一个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写成文章。由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同样采用了这种编年体“星丛”的史述范式。全书集合美欧、亚洲，大陆、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由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不仅作者们的“联合国部队”性质令人瞩目，他们的身份和写作方式也超越了一般文学史的“学术”规定性。譬如华裔作家哈金以小说笔法拟写鲁迅撰写《狂人日记》的当天，这种“文学史”写法在中国前所未有。王德威称此书“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向中国传统史学论述源头之一的编年史致意”{20}。回归时间流动，向编年史致意的说法恐怕仅是一厢情愿。传统的编年体体现的是古典以至现代历史观中时间性压倒空间性的倾向，但哈佛“新文学史”的所谓“编年体”则是一种空间化了的伪编年体。每一年时间中的无数事件被压缩为一个可以由论者自主选择的日刻度，此时，碎片化的空间点取消了“时间”与“宏大叙事”的亲密联结。

哈佛“新文学史”这种空间化的史述范式有助于取消时间霸权，却无助于激活多元丰富异质的空间维度在文学史中的潜能。 事实上，在以“地域文学史”的方式激活区域空间与文学史意义生产关联方面，丁帆教授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已经有了探索。“地域性文学史”并不等同于“地区性文学史”，这一点朱苏进先生讲得很透彻：

地域性文学史不同于一般的地区性文学史。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大量地区性文学史，往往是对全国性文学史在区域性范围上的缩小和在涉猎作家作品以及对文学现象记载详略上的放大，然就其特征的揭示和整体的研究结论的得出方面，很少能对一般的全国性文学史有大的突破。而地域性文学史之所谓“地域”，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划，而是更多地带有历史沿革和文化界分的意味，它作为一种相对成形的地域文化类型，深深地打上了该地域历史文化的标记。正是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决定了该地域文学发展的特异性，这里蕴含了该地域文学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有了无数的全国性文学史著作之后，仍有写“地域性文学史”的必要。{21}

地方文学史是国家文学史评价尺度在较小空间中的重现，而地域文学史则携带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并使之成为文学史的叙述尺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朱苏进高度评价了丁史的学术贡献。但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能否想象一种以区域为尺度和建构方式的史述范式呢？在今天，“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已经成为疑问，正如贺桂梅所言：“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史，或新媒介的文学史。”{22}因此，在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那种以“中国”之名，却鲜有“中国”空间具体性（特别是区域空间）和差异性的“空间化”史述之外，我们依然愿意想象一种具有地理和文化具体性的空间化国家文学史。假如我们的百年中国文学史在“思潮+文类+作家”的范式之外，另辟一种以地域空间为单位的史述范式，将“西部、东北、中原、东部、江南、岭南”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引入百年中国文学追寻现代的历程中，这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绝非“包罗万象”，也要警惕“过度阐释”，但它一定能为现有日趋定型化的文学史叙述提供“增量”，因为它迫使我们正视“文学史”的空间性，正视“中国”的空间异质性，以及地理和文化异质性在文学上的生产性。

注释：

{1}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②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③张向东《20世纪中国西部文学论纲》指出：“对于20 世纪中国西部文学来说, 它的四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阶段都与西部地理大发现有关。”见《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有趣的是，张文虽然注意到“西部文学”跟特定社会实践相关，虽然引入了地理学的“绘图”法和统计学的“计量”法，但整体的“西部文学”研究路径上却依然属于深描“西部文学”本质。

④牛学智：《“西部形象”“西部话语”和文化现代性的失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⑤参见叶舒宪：《中原文明构造“西部”观念的文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⑥李敬泽：《会议室与山丘》，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31页。

⑦⑧刘大先：《“西部文学”的发现与敞亮》，《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⑨{14}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1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5页、第146页。

{12}{13}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15}{20}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1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页。

{17}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选自《假如没有“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页。

{18}何晶：《王德威：“文学史到了重新思考的时候”》，《文学报》2011年12月15日。

{19}2017年8月，王德威主编《新篇中国现代文学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版正在紧锣密鼓地翻译中。由于王德威在国内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影响力、该书编写理念上的创造性、颠覆性以及王德威在书出版前后多次接受国内媒体专访的发酵效应，该书中文版尚未发行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推出专辑，苏州大学王晓伟翻译了该书长篇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并配杜克大学罗鹏导读，陈思和、丁帆、陈晓明、季进等著名学者的长篇评论。在中文版尚未引入情况下重要学术杂志和业界权威就予以如此重视，这是近年海外汉学文学史著所未有之待遇。

{21}朱苏进：《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22}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