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学经典《青春之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文/刘堃

摘　要：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是我国在海外拥有馆藏数量最多、认可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红色文学经典。《青春之歌》的英语译介研究，可视为英语世界对中国红色文学经典接受和影响之坐标。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收集、整理《青春之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梳理出海外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革命书写、女性主义和浪漫叙事三个聚焦点上，深入探究英语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聚焦这部作品的接受成因，以期为我国红色文学经典在海外传播与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青春之歌》；译介；接受；英语世界；女性书写

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革命精神和自强不息民族气概的中国红色文学经典，以其特有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化史诗性、内涵普适性和时空超越性吸引着世界读者的目光。借助全球最大的书目记录数据库WorldCat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检索我国红色经典在海外图书馆的馆藏量，截至2021年5月，《青春之歌》这部红色文学经典之作被译成25种语言，遍布世界各大洲。其中，英文版的《青春之歌》位居我国红色文学经典海外藏书数量之首，共计4个版本，遍布19个国家的202家图书馆。因此，本研究以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红色文学经典《青春之歌》为研究对象，通过全面收集、梳理该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进而多角度深入分析英语世界对其的接受成因，以期为我国红色文学经典在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 红色文学经典《青春之歌》在英语世界译介概况

红色文学经典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中国20世纪50、60年代创作完成的，以反映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旋律，明显体现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而又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狭义上特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1} 本研究是从狭义概念的“红色文学经典”来展开研究，选取了我国当代在海外拥有馆藏数量最多、认可度最高、影响力最大，并且是其中唯一一部由女性作家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为研究对象。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由当代湖南籍作家杨沫（1914—1995）创作。1958年，该作品首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次年，该作品的销售量达到了13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作为国庆献礼片在全国放映。这样一部在国内引起轰动的革命文学作品，也及时地被推介到海外并得到关注。《青春之歌》被译成25种语言，其中英文版的《青春之歌》在海外图书馆的馆藏量最多，遍布19个国家的202家图书馆，共计4个版本。1964年，外文出版社首先出版发行了《青春之歌》的英文版Song of Youth，该译本由南英翻译，目前世界各地拥有该译本馆藏的图书馆共计58家。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戴乃迭翻译改写的英文简写本，世界各地拥有该译本馆藏的图书馆共计6家。1978年，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外文出版社于该年出版了《青春之歌》第三版的英文版，世界各地拥有该译本馆藏的图书馆共计128家。2010年，印度的视觉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南英翻译的《青春之歌》英译本，世界各地拥有该译本馆藏的图书馆共计2家。另外，随着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电子图书逐步受到越来越多的大众欢迎。成立于2008年的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数字图书馆汇集了美国众多大型研究性图书馆的数字化馆藏资料，可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美国版权法允许的1700多万份数字化资料。该数字图书馆分别收录了1965年和1978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之歌》的两个英文版本。

由上述统计可见，目前世界各地馆藏《青春之歌》英译本数量较多的为1964年和197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两部英译文。

《青春之歌》英译本遍布到北美洲、大洋洲、欧洲、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19个国家。其中，美国拥有该英译本的图书馆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青春之歌》1964年版和1967年版的英译本在美国的图书馆数量分别占世界图书馆收藏总数量的71.67%和64.92%。因此，美国相对于英语世界其他国家在对《青春之歌》英译本译介研究的成果数量和研究广度上起到了主体作用，发挥了重要力量。

二、红色文学经典《青春之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红色文学经典《青春之歌》英译本一经在海外传播起就引发了研究者们的持续关注。1964年，由捷克现代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鲁塞克（Jaroslav Prusek）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书中收录了华裔汉学家夏济安（Tsi-An Hisa）所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2}一文，该文是最早对《青春之歌》进行研究的英文成果，主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英雄精神角度进行了论述。以“song of youth”和“Yang Mo”作为关键词，通过Google学术以及JSTOR、ProQuest、Wiley三大外文数据库进行检索，然后对检索结果进行综合筛选，剔除相关度不高的文献资料，共收集到相关研究成果110余篇（部）。这些研究成果时间跨度较大，从1964年至今，长达半个多世纪，按照学术来源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海外登载《青春之歌》英文研究成果最多的载体，研究者以文学评论者、文学编辑和书评人居多。这些学术期刊以出版周期短、影响面广、流通灵活等特点，加快了中国红色经典在海外的推广和接受。其中，纸质学术期刊登载《青春之歌》英文研究成果70余篇，主要有《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Th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等刊物。另外，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产生的电子期刊也成为《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海外研究成果的灵活载体，比如电子文学期刊《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立场：东亚文化批评》（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登载了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30余篇。

第二类是学术著作。学术著作以广博的内容、系统的论述成为海外对《青春之歌》英译本研究的重要阵地，最能体现海外对该作品的研究特点以及接受程度。这些学术著作的撰写者大多是知名高校致力于文学相关研究的学者、汉学家，他们通过设立专门的章节来对《青春之歌》展开深入研究。经统计，共计9部相关著作，有2017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王德威教授（David Der-wei Wang）撰写的著作《中国近代新文学史》{3}（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其中以《〈青春之歌〉与文学的删节》（On The Song of Youth And Literary Bowdlerization）这一章作为20世纪 60年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来展开分析评论，还有2009年由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纽约大学白培德教授（Peter Button）撰写的著作《中国文学的真实形态与审美现代性》{4}（Configuration of the Real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Modernity）中的第五章《杨沫〈青春之歌〉中的审美与欲望》（Aesthetics and Desire in Yang Mo’s Song of Youth）等。

第三类是博硕论文。博硕论文是对《青春之歌》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重要载体，研究者大多是海外高校致力于比较文学、亚洲文学等方向的华裔学者，共检索搜集到相关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2篇。有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方向申瑞华撰写的博士毕业论文《新女性，新小说：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自传体小说》{5}（New Woman, New Fiction: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s b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 Writers）（2003）、美国普渡大学亚洲文学研究方向李新强撰写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写作史：1890—1970》{6}(A History of Realistic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1890s—1970s) (201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方向陈罗宾撰写的博士毕业论文《认识的边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梦与现实主义》{7}（The Edge of Knowing: Dreams and Re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09)等。

三、红色文学经典《青春之歌》在英语世界的接受阐释

由《青春之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可见，海外对该著作的英译本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学术来源主要集中在学术期刊、学术专著和硕博论文三个方面。通过整理、分析、归类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海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研究者们对这部作品的研究焦点日益凸显，主要聚焦在革命书写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浪漫叙事研究三个方面，探究海外读者在这些聚焦点背后的接受因子，为我国红色文学经典的西渐以及观察海外读者对中国红色文学的心理期待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从革命斗争精神的感召中激发西方读者的接受共鸣

共鸣是文学接受进入高潮阶段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接受主体在文学接受中表现出与接受对象异质同构或审美契合的心理状态。{8}西方读者对作品革命精神的接受与中国读者表现出较为相似的特征，被作品呈现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等革命斗争精神所感召，这是中西方读者不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在审美趣味与价值追求上产生的共鸣。据所收集到的相关海外文献资料整理发现，海外对该作品革命精神展开较为深入研究的主要力量以华裔学者和汉学家居多。这些研究者以对中国社会变革发展和时代精神文化的深入了解为背景，将作品中所传递出的革命斗争精神更准确地诠释给西方读者。既有研究者从作品的宏观叙事的架构中去感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精神，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方向陈罗宾在其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就这一主题开辟了一个章节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作品结尾以回到革命前的叙事描绘出一幅英雄式的连续性画面，启发革命后的当下读者去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前人的革命精神。这是一项更伟大工程的一部分，旨在创造一种连贯、持久的革命传统，提醒读者他们在社会主义链条中的位置”{9}；又有研究者从微观的言语行为与典型人物形象的转变中去发掘革命精神，如美国纽约大学的汉学家白培德教授（Peter Button）指出“《青春之歌》通过描绘林道静从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革命女英雄的个人思想发展，寓意着作为统一历史的主体所产生的积极的革命意识，传递出一种强有力的革命信念”。{10} 此外还有美国华裔学者、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王斑教授为卢嘉川在狱中虽受尽折磨仍具有坚贞不屈的英雄品格以及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凛然正气所感染。{11} 由此可见，大部分海外读者对《青春之歌》中所体现的中国革命斗争精神给予肯定并被其所感召，这也成为最易打动西方读者、引发共鸣的首要出发点。

（二）从中国女性作家的书写中满足对中国社会的好奇心

20世纪60年代初，《青春之歌》英文单行本被推介到美国的之初，正值美国掀起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争取女性独立意识、自由意识觉醒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之一，在她这部以其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中所展现出的女性意识书写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主张的消除两性差别、重视女性自主权的观点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更易引起西方研究者对其作品的关注。杨沫作为新中国红色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由反对封建婚姻、争取独立自由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女性形象林道静，为西方文学场域了解中国女性不断提升的自我主体意识以及女性文学创作的新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也是海外读者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吸引着海外读者从阅读中来满足对中国社会认知的需要。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的教授亨·约克(Huang York)撰写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文化中的女性美》{12}(Feminie Beauty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2003)对作品塑造的林道静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权主义意识展开研究，指出“林道静对中国传统包办婚姻的叛逃以及在看清余永泽自私卑劣后对婚姻的挣脱，都体现了中国女性争取解放的意识觉醒和中国女性对独立自我的追求”。另外，还有西方解读者对作品中的女性经历从争取个性解放走向为献身社会解放的成长升华所感召，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妲玉妮教授（Ravni Rai Thakur）认为“林道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献身社会解放运动，是将共产主义战士的激情以及女性的委婉细腻赋予一身，标志着中国女性从家庭模式走向社会模式”。{13}上述西方学者从文本来关照现实文本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从女性书写中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但这其中也不乏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误读该作品中的女性言说，如美国波士顿大学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教授认为“作品曲折地透露出中国政治依附下的女性独立话语演说的艰难挣扎，是时代蒙蔽下对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公和历史的无奈”{14}。该评论片面地把中国女性作家的书写视为为阶级立场、阶级意识服务，忽略了新中国的建立带给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为形塑动乱中国提供了机会，也为迎合部分西方反华势力提供了途径。

（三）浪漫叙事唤起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

《青春之歌》以弘扬革命精神、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为主线，在革命精神观照下，以主人公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人的恋情为副线，勾画出革命现实主义背景下的浪漫爱情抒写。接受美学创史人之一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 Jauss）提出阅读中影响读者接受的经验期待视野，认为“文学接受是以满足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为基础，以接受者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为先在结构”{15}。英国文学评论家哈里特·伊万斯(Harriet Events)指出“尽管作者声称她写这部小说是为了颂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这部小说实际上关注的是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的浪漫爱情关系……卢嘉川有着英勇的骑士精神，正如英国骑士文学经典《亚瑟王之死》中特里斯坦骑士默默地守护着伊索尔德公主”{16}。斯坦福大学的劳伦·帕克(Lauren Parker)博士对此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林道静的爱情只属于那个英俊、潇洒的骑士卢嘉川”{17}。由此可见，西方读者在阅读卢嘉川与林道静、余永泽相处的爱情书写中找寻到了与西欧浪漫的骑士文学叙事相似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气质。西欧骑士文学对浪漫爱情的书写起源于中世纪西欧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风行崇拜圣母玛利亚，女性卑微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婚姻的等级制度，使追求婚姻之外的浪漫爱情成为一种时尚。杨沫作品中对浪漫爱情的叙事，一方面源自自身的成长经历。杨沫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中，她勇于逃脱由于家庭的变故被安排的包办婚姻，大胆反抗封建家庭，在之后的革命道路上追求婚姻平等、崇尚浪漫自由。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的文学影响。杨沫年幼时与书籍为伴来排遣孤寂，这带给她最初的文学启蒙。年少住校时杨沫涉猎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其中包括五四之后反封建的启蒙文学以及中西方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五四时期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杨沫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表现了革命战争时期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她对林道静爱情故事的描摹既可视为是作者生活经历的写照，又透露着作者对人生阅历的思考，这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西欧骑士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读者在对《青春之歌》的阅读接受过程中以自身熟悉的西方文学流派去找寻与其相似的文学因子，这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方读者在寻求与本土文化互证、互识的接受过程中对异域文学的陌生感。

（四）多重译介要素的合力助推海外传播

首先，《青春之歌》英译本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海外传播之前，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助力，为该译本单行本进入海外文学场域打下了良好的开端。1951年国庆期间，我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对外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官方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英文版对外出版发行。该刊物以国家官方机构为主导，被推广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60年，《中国文学》英文版的第3~6期译载了《青春之歌》，这为该作品顺利进入海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得到新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外向型国际出版机构的助力。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改组而来的外文出版社于1964向海外出版发行《青春之歌》的英文单行本。凭借着该出版社对外介绍中国的国际化专业性以及在海外内业界的卓著声誉实现了该英译本在海外的出版和流通。再次，得力的文本译者为《青春之歌》的对外传播架起桥梁。《青春之歌》得到既精通英汉双语，又能准确把握西方读者阅读喜好的译者戴乃迭的青睐。戴乃迭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她以其对中西方文化的谙熟和地道的英文表达，成为该作品对外翻译传播的中坚力量，是《青春之歌》英文版在海外传播的原动力。此外，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中美开始正式建交，两国打破文化交流的壁垒，为《青春之歌》英译本的海外出版传播带来了新契机，这一时期该作品英文单行本的海外馆藏量得到迅速攀升。由此可见，《青春之歌》英译本在海外的译介得到了国家官方机构、专业出版社、得力的译者以及加快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重译介要素的促进，这些都是《青春之歌》英文单行本在海外得以传播推广的有效译介途径。

《青春之歌》作为我国红色文学经典之一，其英译本不但在海外拥有着丰富的馆藏数量、广泛影响力，同时也是当代唯一一部由中国女性作家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既可视为我国红色文学经典在海外接受研究的风向标，又代表着我国女性作家作品在海外逐步扩大影响力的表征。这在丰富我国红色文学经典研究视角与内涵的同时，也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我国红色文学经典的海外传播还需不断地深耕与延伸，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到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生机的真实中国。

注释：

{1}阎浩岗：《“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②Hisa, Tsi-An,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iton”[A]. In Jaroslav Prusek(eds.).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4. p.158-179.

③David Der-wei, Wa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④Button, Peter. Configuration of the Real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Modernity[M]. Leiden: Brill Press. 2009.

⑤Ruihua, Shen. New Woman, New Fiction: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s b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 Writers[D]. University of Oregon, 2003.

⑥Xinqiang, Li. A History of Realistic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1890s—1970s[D]. Purdue University, 2012.

⑦Roy Bing, Chan. The Edge of Knowing: Dreams and Re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9.

⑧Newton, K. M. Hans Robert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A]. In K.M. Newton (e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p.190.

⑨Roy Bing, Chan. The Edge of Knowing: Dreams and Re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9. p. 227.

⑩Button, Peter. Aesthetics, Dialectics, and Desire in Yang Mo’s Song of Youth[J]. Position, 2006(14): 193-217.

{11}Ban, Wang. Revolutionary Real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Song of Youth[A]. In Kirk Denton (ed).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York, Hung. Feminine Beauty in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Culture[J]. Modern China, 2003(3): 329-361.

{13}Thakur, Ravni Rai. Gender and Literary Practice: Reading Women Writers in Post-Mao China[J]. China Report, 1989(1): 327-342.

{14}Goldman, Merle.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5.

{15}Jauss, 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33.

{16}Events, Harriet.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M]. Continuum: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71.

{17}Parker, Lauren. Rites of Revolution: Chinese Revolutionary Aesthetics as Ritual Practice[D]. Stanford University, 2019. p.102.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湘籍名家名作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20ZDB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湖湘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