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

文/蒋集政

民以食为天。近年来常听人说一个顺口溜，所谓“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无论吃饱、吃好、吃少，正常情况下，一日三餐，这是人们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

一日三餐的缘起

一日三餐不是与世具来的。古时由于农业不发达，粮食有限，宋朝之前，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一日两顿，第一顿称作“朝食”或“饔”，第二顿称为“飧”或“食”，宋朝理学家朱熹在《集注》中就说“朝曰饔，夕曰飧”。

即使一日两顿，也要视人而待。《墨子·杂守》说，兵士每天吃两顿，食量分为五个等级。进餐时间则“不时，不食”（《论语》）。第一顿“朝食”在太阳行至东南方（隅中）时就餐；第二顿“飧”在申时（下午四时左右）进餐。在不应进餐时间用餐，被认为是越礼行为或特别犒赏。《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闻刘邦欲王关中，怒而下令“旦日飨士卒”，借此犒劳将士，激发士气。

汉代时，皇室为“四餐制”，即使帝王死后，祭祀时也要“日上四食”。而诸侯为“三餐制”。皇室的“四餐制”、诸侯的“三餐制”并非一成不变，特殊时候要“减餐”。比如国家遭遇严重的天灾人祸时，皇帝会减少饮食量和次数，以此自我惩罚，响应上苍给人间的警示。诸侯虽然享有“三餐制”权力，但如果犯错，也会受到“减餐”处罚，西汉皇帝给被流放的淮南王刘安的圣旨上就特别提及“减一日三餐为两餐”。

清代的“帝王餐”则是“例外”，不是“四餐制”而是“两餐制”：皇帝一天只用“早膳”与“晚膳”。不过清朝“帝王餐”其实是“明二暗四”：在早膳和晚膳这两顿正餐之外，还有“早点”和“晚点”两道副餐。

普通人家从一日两顿到一日三餐，要归功于唐代经济的发展、宋代经济的繁荣。随着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宋代以后，除部分贫苦人家继续保持两餐制外，普通人家开始享有一日三餐的口福，并有了早、中、晚饭的分称。早饭，汉代称为寒具，指早晨所用之小食。至唐代，寒具始有点心之称。《能改斋漫录》云：“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我国许多地区如今仍称早饭为早点。午饭，则称之为“中饭”或“过中”。

苦难岁月的记忆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湘南一个偏远山村，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由于人多劳力少，长年家贫如洗。寒冷的冬天，我们兄弟姊妹饿得感觉前胸贴后背时，便吵着母亲早点做饭，这时候常会遭到父亲训斥：“你们看村里XX爹爹家里，冬天里每天都是一日两餐，你们每天一日三餐了，还经常吵着饿、饿、饿……你们是饿死鬼投胎转世的！”

父亲口里的“XX爹爹”，家里人口也不少，但因为劳动力也多，算是村里富有人家。而他的“抠嗦”也是全村有名的，冬日里没有多少农事可忙，他们家总比别人起床晚、睡觉早，除非家中来客，否则都是一日两餐，不仅节约粮食，还节约柴火。如此，“XX爹爹”家自然比别人家富有了。

其实，我和姐姐念初中时也是一日两餐的。姐只大我一岁多，排行第五的小弟出生时，因父母每天要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才8岁的姐姐便辍学回家照看小弟，一年后复学，直到初中毕业，一直与我同学。上初中时，公社中学离家远，我和姐姐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一日两餐，当然，跟我们类似的同学也是如此，只有学校周边几个村庄的同学能够回家吃中饭。

记忆里，在五弟出生后，父母挣工分换取的收成就不够养家糊口了，直到去县城念高中，除了过年过节，一日三餐我基本上没有吃饱过。

好在村里山地多，除了生产队的集体山地，每家每户还有少量“自留地”，山地可以种高粱、小麦、花生、红薯等，而种得最多的是小麦和红薯。我们家自留地种得最多的也是红薯，因为种红薯产量多些，更能果腹。父亲当年经常带着我将自留地周边弯弯角角的毛地开垦出来种红薯，还“创草皮”烧成“土灰”作红薯肥料。我们家是全村红薯种得最多、红薯长得最好、红薯产量最高的家庭之一，也是吃红薯最多的家庭之一。

每年开始挖红薯后，除了中餐能有少量米饭，早餐、晚餐基本上是红薯“当家”，什么蒸红薯、煮红薯、烧红薯、红薯拌饭、红薯拌脚板薯等等，五花八门，“名堂搞尽”，反正就是尽量让我们吃红薯，不让我们吃米饭。这样的日子，每年至少得3个月。

为了便于收藏，家里还将红薯做成红薯片、红薯丝、红薯粉等，因为“经得放”。红薯粉基本上是做菜用的，是红薯产品中的“奢侈品”，是做得不多的，干类红薯产品主要是红薯片、红薯丝，红薯片可以直接用来作干粮，而最多的是红薯丝，主要掺杂在稻米中做饭吃。

白米掺杂少量红薯丝做成红薯丝拌饭，或者偶尔吃一顿红薯丝拌饭，那自然是挺美的，但对我们家来说，这只是一种奢望。“生红薯”吃完后，便进入了红薯丝拌饭的日子，中间都不带“过渡”的。我们家的红薯丝拌饭，一般是2/3的红薯丝拌1/3的米，或3/4的红薯丝拌1/4的米，最好的比例是一半红薯丝拌一半米，这往往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这样稻米少红薯丝多的拌饭，吃的时间长了，吃得人直反胃。特别是姐姐，每餐面对饭里干涩得难以下咽的红薯丝，就难受得眉头皱起来。我和大弟“打得粗”，即使这样的红薯丝拌饭每餐还不能吃饱，便常用少量的米饭与姐姐交换红薯丝来充饥。

当然，逢年过节，父母还是会让我们吃上一顿纯米饭的。因此，那时候总感觉一年中节日太少了，特别是过完中秋节，一直要等到春节，中间这“漫长”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

离开家乡到县城念书后，再后来参加高考跳出“农门”，吃红薯的日子越来越少了。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收入逐步增长，不再为一日三餐犯愁，再回想那段岁月，虽然常为家乡山地里能产出那么多的红薯而感到庆幸，让我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里基本能够果腹。但是，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对红薯却是不“感冒”的，不要说吃红薯，就是闻着红薯的气味都难受。如今除了红薯粉，红薯和其他红薯产品，连沾都不想沾的。

幸福生活的真谛

不为生计而犯愁的日子，一日三餐是很好解决的。工作日早餐、中餐基本上在单位食堂解决，晚餐常在外面应酬，只有周末、节假日才可能在家一日三餐。而孩子上高中前，一直请姐姐来家里帮助照顾孩子，也从来没有操心过一日三餐的事。

孩子进入高中后，姐姐也做奶奶了，不得不去外甥那里帮忙照看孙儿。好在儿子读高中的学校离家不远，我和爱人没有因此到学校附近去“陪读”。高中是学生时期最紧张的阶段，儿子每天早晨7点20分要到校早读，中、晚餐吃学校食堂，晚10点30分下晚课回家。晚餐对我来说毫无规律可言，常常是爱人接孩子晚自习下课后我才回家，于是自告奋勇地“承包”儿子的早餐。我曾在《熬高考》一文里有详细记述。

以前基本没有操劳家务，某个周日偶尔在家做饭，系条围裙在厨房切菜，爱人将我这一“光辉形象”拍照发在朋友圈，并配以“主要是看气质”的说明，居然引来许多朋友关注、点赞。儿子上大学后，家里日常生活又“恢复原样”，不再为儿子的早餐张罗，也很少为自己和爱人的早餐忙活。

少做家务的我，难免偶尔引起爱人的“埋怨”“数落”，于是我便给小我十几岁的爱人描绘“美好的未来”：等我退休后，到时一日三餐我全包，每天给你和儿子买菜做饭。

不觉已花甲。退休的日子如期来临，从此步入了外出“小游”、写点“小文章”、喝点“小酒”的“三小”退休生活。我也“兑现”了对爱人的“承诺”：在家的日子，张罗一日三餐成为我的“专利”，也是一日生活的重要内容。

其实，工作日只需要张罗早、晚两顿饭即可，中餐爱人在单位食堂就餐，我在家往往是将前一天晚餐时的剩饭剩菜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再炒一个青菜了事，是我一天中“最不需要想事”的一顿饭，也是最惬意的一顿饭。

还别说，我很“享受”这忙活一日三餐的生活。儿子虽然在长沙上大学，但平常很少回家，有时候十天半月难见他的身影。退休后，我要求他周末必须回家住一晚，一家三口至少在一起吃一顿晚饭、一顿早餐。

儿子回家的日子是一星期中的“大日子”，饭菜自然要做得丰富些。儿子上高中时就特别喜欢我做的猪肝瘦肉面（粉）、猪脚面（粉）、排骨面（粉），认为我做的比他妈妈做的还好吃。儿子在家吃早餐，我很早便去菜市场，以保证猪肝、瘦肉、猪脚、排骨什么的是最新鲜的。

退休一年后，儿子也成了“上班族”，回家吃饭的日子倒比他上大学时还多了些，而我也乐于忙活一日三餐中。当一家人其乐融融围桌就餐，儿子发出“还是家里的饭菜好吃”的感慨时，爱人总是不忘补充一句“你老爸做饭的水平越来越好了”，我便乐哈哈地表示“继续努力”！当一个人的付出得到认可，特别是感觉到“被需要”，便会觉得生活是这样美好——“退休老倌子”的生活，原来是如此容易满足的。

某一天，轮休的侄女突然说要来家里吃晚饭，爱人临时要我去菜市场买条鱼。买好鱼后顺便想买点芹菜做佐料。此时还是下午5点多钟，一对卖蔬菜的夫妻便收摊准备回家了，只听得丈夫说：“堂客，今天的菜进得好，卖得快，比平时还多卖了20多块钱，晚上我们加个菜，喝两杯！”那种满足、喜悦和幸福的样子一览无余地挂在脸上。

于是想起《增广贤文》有“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的话来。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幸福，其实很多时候就在一日三餐上，早餐的温馨，午餐的饱满，晚餐的安宁，构筑生活的基石，绘就生活的画卷，彰显生活的美好……

蒋集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