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互图与意识形态：W. J. T. 米歇尔的图像叙事

文/杨向荣

摘　要：图像的叙事建构是米歇尔图像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探讨图像与文本的叙事张力，思考图像背后的隐喻叙事。他提出元图像概念，强调图像的互图叙事。他提出“生物图像”概念，关注“图像何求”，思考图像的欲望叙事及其背后意识形态叙事和政治诉求。米歇尔的研究彰显当下图像学问题论域的宽泛性和复调性，也为解读图像的叙事建构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必要的学理逻辑和言说立场。

关键词：图像叙事；隐喻；互图性；意识形态

从宽泛的意义来看，图像叙事是指以图像符号为传播媒介和传播载体的一种叙事表达，即运用图像符号作为工具或手段来表情达意和传播信息。图像叙事是一种可视性叙事。图像的视觉性和形象性赋予了图像可视性和在场言说特征，使图像作为一种被观看的证据出现在文本中。西方图像学大师W. J. T.米歇尔（W. J. T. Mitchell）著有“图像科学三部曲”[1]，并在上个世纪末提出“图像转向”命题。通过对形象（image）、图像（picture）、元图像（meta-picture）和超图像（super-picture）等概念的阐释，米歇尔构建了形象的家族谱系，讨论了形象与文本，图像与语言的复杂关系及其内在张力。图像的叙事建构是米歇尔图像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思考图像背后的隐喻叙事，强调图像的互图叙事、欲望叙事和意识形态叙事。当前学界对米歇尔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图像学的理论建构，而忽略了他的图像叙事研究，重读米歇尔，剖析其图像叙事思想的独特性，可以从学理层面为当下的图像学研究提供合理性的理论支撑。

一、符号大战：图与词的隐喻叙事

在西方艺术史上，以诗画关系的论争为代表的“姊妹艺术”研究是一个核心话题，如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命题、莱辛的“诗画异质”命题等。就像卢维尔所言：“诗画之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调解和融合关系的变迁，无疑是理解‘姊妹艺术’研究传统的一条基本线索。”[2]在1978年研究布莱克的博士论文中，米歇尔同样认为诗歌与绘画呈现一种竞争关系，是彼此独立而有活力的表达模式之间的对话与辩证。[3]米歇尔将图与词视为彼此关联但又相互对立的概念，认为它们在历史上顽固地相互抵制，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符号大战”。

《图像学》是米歇尔图像学研究三部曲的首部作品，也是把握其图像叙事思想的开始。在这本著作中，米歇尔通过对古德曼、贡布里希、莱辛和伯克等学者图文观的探讨，阐释了图像与文本的差异，以及图与词的不同叙事原则和叙事方式。在他看来，在与文本的交织和交锋中，图像是一个个充满了话语隐喻的叙事符号。在后来的《图像理论》中，米歇尔又提出“形象文本”（image text）概念，从“形象／文本”（image／text）和“形象-文本”（image－text）两种形态阐释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与割裂关系，同时针对“文本图像”和“图像文本”展开了具体分析，进一步对图与词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隐喻叙事展开了分 析。

米歇尔在关注古德曼的象征理论时明确指出：“我的兴趣并不完全在他对与符号理论相关的认识论问题的解决，而在他给符号的分类，以及这种分类所开拓的对形象与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4]他认为古德曼从象征的角度来讨论图像与文本，意味着语言将为所有构成艺术的象征系统提供模式，包括图像系统。传统的符号学认为再现的基本条件是相似性，但米歇尔发现，对古德曼而言，“对任何种类的再现，无论是图画的还是图像的，或相反的，相似性都不是必要的和充分条件。”[5]可见，在古德曼看来，一幅画再现某物，实际上是在标志这个物，标志是再现的核心，它是独立于相似性的。米歇尔认为，古德曼把语言作为核心概念，这意味着他有着传统符号学家所具有的语言帝国主义情结。古德曼的相对主义和因袭主义，如果远距离审视的话，非常相像于符号学的泛文本理论，是基于语言的一种世界制造。[6]古德曼认为，整个符号系统的识别标准不是现实世界的，而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惯习。当对绘画和文本进行阅读的时候，实际上阅读的是整个符号系统。古德曼强调，每一个符号在差异的系统中都有意义，这些意义都是具有某种先验知识的结果。因此，文本和图像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甚至图像与文本可以相互混合，两者并无差别。

通过对古德曼的差异语法的分析，米歇尔将视角放在古德曼对文本和形象的区分上。古德曼从符号学角度对文本和形象进行区分，提出两个关键词“密度”和“区别”，认为非语言系统不同于语言，描画不同于描写，再现性表达不同于语言表达，画不同于诗。古德曼认为文本就像温度计上一个个明确标示出来的刻度。每一个刻度都具体可见，但两个刻度之间的任何一个存在都不具有句法和语义关系的密度。图像则与之相反，它就像一个个没有刻度的温度计，水银柱一丝一毫的变化都具有含混但又独特的意义。因此，图像在句法和语义上是“超密度”或“饱满的”。米歇尔指出，尽管古德曼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力图希望建立一种可以消除文本与形象之间界限的“图画的语言理论”，但他对符号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问题避而不提，回避一切意识形态问题，并把传统的标准与现实主义等同起来。在米歇尔看来，用惯习的标准对某一事物进行刻画往往会形成矛盾，而古德曼拒绝讨论价值问题，这也成为他理论体系中的盲点，使他的理论受到不少非议。

米歇尔剖析了贡布里希对形象与词的差异的研究。贡布里希根据“自然”与“习俗”对形象与词进行区分，他把图像比作自然符号，认为图像可以像自然符号一样对事物提供直接的、未加中介的、准确的再现。贡布里希援引庞贝的“小心狗咬”标语为证，说明语言与图像的区别：虽然图像的“自然符号”属性传达的信息有限，但相比于语言需要不断地“编码”和“解码”，图像理解起来更加简单和省力。米歇尔认为，贡布里希把画与诗比作自然与习俗的观点是一种“误导”，存在着两个谬误：“我们能够通过了解正确的名称、符号或再现就能知道事物的真理”“我们可以在不需要名称、形象或再现的情况下认识事物。”[7]米歇尔认为语言中有自然性，图像中也有习俗性。对此，丹托也认为，图像与所表征之事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联，图像会将我们自然地导向对所表征的实物的认知。我们一旦学习并认识了一个事物的图像，我们就能很轻松地辨认出以不同的方法表征这个事物的诸多图像。[8]米歇尔认为，自然性背后包含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因此，用自然和习俗来类比图像和语言，是不恰当的。米歇尔指出，后来贡布里希在《艺术与幻觉》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有意识地“破坏”他对“自然-习俗”的区别，认为图像也是一种习俗符号。“图像再现不简单是拷贝我们所见事物的问题，而是涉及制订风格化‘方案’的复杂过程。”[9]

通过解读贡布里希，米歇尔认为“自然”其实是一种“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建构，有着深刻的叙事话语隐喻。形象作为“自然符号”，有物恋或偶像崇拜隐喻，是一种被建构的符号。符号的叙事指向所意指的存在，而非纯粹的自然状态。米歇尔指出，不论是词语还是形象，都是反映和再现，这些反映和再现都是通过习俗和约定来运作的，因此并不真实。所有的形象都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有偏差的，所以不能通过形象来认识事物和真理。米歇尔认为，对自然的了解，超越一切表象或形象之外的深刻真理，无法通过放弃尘世的约定俗成而获得，也无法通过逃避习俗的某种特殊的“自然”符号而获得，而必须借助在习俗的世界上把我们径直带到极限的某种对话中。[10]

注释：

[1]《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1986）、《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1994）、《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和爱》（What Do Pictures Want?: 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2005）

[2]Louvel,L. the Pictorial Third: An Essay into Intermedial Criticis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8, p. 1.

[3]W. J. T. Mitchell. Blake’s composite art: A study of the illuminated poet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4.

[4][5][6][7][9][10][11][12][13][14][15][16][17][18][28][36][37][38]〔美〕米歇尔著，陈永国译：《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第67页、第76页、第115页、第99页、第117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32页、第139页、第134页、第147页、第151页、第159页、第200页、第6页、第4-5页、第219-221页。

[8]Danto,A. C.“Symposium: the historicity of the ey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2001, Vol. 59(1), p.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像的叙事建构及其话语隐喻研究”（项目编号：20BZW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本文节选自2024年第4期《文艺论坛》杨向荣的《隐喻、互图与意识形态：W. J. T. 米歇尔的图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