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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文艺丨刘凯丽:“爱情”表象下普通人的生存境况
2024-06-05 10:06:10 字号:

湘江文艺丨刘凯丽:“爱情”表象下普通人的生存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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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表象下普通人的生存境况

——评俞胜中篇小说《“520”的变奏曲》

文/刘凯丽

俞胜的中篇小说《“520”的变奏曲》透过李富诚和艾瑶二人的爱情悲剧作为东北地区时代“伤痕”的修辞表象,在对沈阳老工业区的细致叙写中呈现出城乡转型时期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命运轨迹。从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到个体经济的兴起,再到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经济转型与发展带给普通民众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异质性冲击与深刻变化。在此意义上,男女爱情只是小说叙事的表征,人物命运背后所蕴含的时代境遇才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

一、社会变迁改变命运轨迹

在“城—乡”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时期中,生活在东北老工业区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水平均发生着变化。老一辈人的观念相对保守,年轻一代人的观念则难免与之有所不同。学者贾丽萍曾在《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中指出,“城市正在重新规范人与人的关系,重新注解人性本身,重新赋予我们以各种基本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意识。”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到个体经济的兴起,再到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作家俞胜集中叙述李富诚这一代年轻人的职业选择,通过他们的观念转变和人生道路之选择反映出整个时代的巨大变化。

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94年前后,东北老工业区面临改革后的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整体变化。同时,高校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开始与工作单位“双向选择”。在就业艰难的现实境况下,大量的年轻人选择放弃稳定舒适的“铁饭碗”、离家千里去往南方。“下海”本身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此起彼伏的一种状态。李富诚的母亲米海兰和艾瑶的母亲都认为形如“保险箱”的大型国企是最好的工作去处。而年轻一代却看准了时代给予的机遇,选择“下海”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基于如此社会历史背景,家境困难的大学生李富诚放弃“国企”沈阳化工厂的稳定工作,选择自主创业当了个体户。他利用化学专业所长,制成了能高效去除地板和瓷砖污渍的“强效清洗剂”,但由于这种固体清洗剂生产没有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以及相应批次的出厂检测报告,在创业的第二年就被公安以涉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而查封。遭遇人生第一次创业失败的李富诚却不为所动、反而越挫越勇,更加坚定自己的创业理想,终而成为企业公司的老板。而田姐的儿子孙平,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跑到南方深圳去打工,不过四年的时间就赚得盆满钵满,一时间风光无限,拿着最时髦的“大哥大”手机,在邻居街坊跟前趾高气昂。小说《“520”的变奏曲》通过李富诚、田姐儿子这些微型人物的个人经历和创业过程,以情感焦点透视出时代巨变下整个东北的社会变迁。

除此以外,小说《“520”的变奏曲》在叙事时间上的巧妙设置更彰显出社会变迁这一宏大时代背景。在叙述学理论中,热奈特将故事时序和叙事时序之间各种形式的不协调称为“逆时序”。“一个‘逆时序’,无论是追溯过去还是预示将来,都会与‘现在’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这一时间距离可以称为逆时序的跨度。逆时序本身具有故事的时长,我们把这个时长称为它的广度。”在小说《“520”的变奏曲》中,李富诚和艾瑶自1994年毕业将近12年之间发生的故事是小说中的“逆时序”。作家俞胜花费大量笔墨采用倒叙的方式回顾了李富诚的创业经历和两次情感经历,从而为小说叙事提供整个时代背景、并铺就了李富诚和艾瑶之间的婚姻波折。由此,作家俞胜将逆时序部分作为表达叙事主题的核心,李富诚和艾瑶“钗头凤”式的爱情是小说叙述的主体故事。而作者将小说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进行时空错置,通过两条叙事时间线的因果关系,道出了李富诚和艾瑶之间爱情悲剧背后的社会现实。这也就搭建起中篇小说《“520”的变奏曲》环环相扣的叙事结构,以一种圆圈式的情节架构和“逆时序”的叙事时间,以小见大反映更广阔的时代图景。正因作家在小说中精心设计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叙事文本的过去和现在相互交织出对宏大时代的感知与反思。在张弛有度的东北叙事中,小说《“520”的变奏曲》再现世纪之交东北普通民众的各个生活层面,呈现出普通人生活的“历史真实”。不得不说,俞胜将李富诚等人的人生历程和彼时彼地的时代语境充分糅合,在情感的追忆、懊悔和遗憾中透出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反思与彻悟。

二、人物塑造突显时代境况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人的境况包括生命本身、诞生性和有死性、世界性、复数性以及地球,这些条件构成了人的存在境况。其中,复数性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的特性,彰显了社会中每位成员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人的境况》)而从文学的社会功用来看,文学可以视为作家参与社会公共实践的方式,通过书写历史记忆引发读者大众关注普通人生存的境况,从而发掘被历史遮蔽的民众微声。作家俞胜的中篇小说《“520”的变奏曲》,通过对李富诚、钱敏、艾瑶及其家人之间欲望、期望和希望彼此交织的情感场域呈现,再现了世纪之交东北老工业区所面临庞杂的社会情状以及平民大众的生活境况。

就小说的叙事策略来说,作家俞胜在文本中多次转换叙述视角,通过对各自的“内心透视”,剖陈出人物细微的内心独白。叙述声音的多重奏,不仅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体悟,也彰显了小说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艾瑶的母亲,一辈子心高气傲,可是其人生却并不怎么如愿。她在第三橡胶厂兢兢业业工作,还在生产车间做了八年的工会主席,可等她55岁办理退休手续时,依然是名普通工人的待遇。她处处与人作比较,将同一单位的邻居田姐视为“假想敌”,认为一切的不幸均来自田姐的故意使坏。最终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她终于感慨道:“人心高没有用,人心再高也高不过命呀!”作家刻画艾瑶的母亲这一人物形象,试图通过她郁郁不得志的一生来凸显时代困局下个体生存的无比艰辛。除此之外,艾瑶的坚韧和牺牲,钱敏的聪明和现实,这些个性迥异的女性形象都表现了女性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与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姐姐李淑芹担任了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角色,她更是李富诚和艾瑶两人的情感链接,同时也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暗线。李淑芹的出现是为了呈现其他人物隐秘的内心想法,从而揭示出情节背后的隐含线索。小说开篇就以李淑芹的视角来讲述,由她来介绍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弟弟李富诚“一身浅灰色西服套装,白衬衣系蓝领带”,弟妹钱敏“身穿件浅茄色的针织短袖高领衫,下身穿件深蓝色的高腰百褶带一点鱼尾摆的半身裙”。如此细致的刻画,尤其对服装和妆发的细微观察正是来自李淑芹这一女性视角。小说中,艾瑶和李富诚多年后的再次相遇就来自姐姐李淑芹,她在去给婆婆拿药的路上偶遇了艾瑶和自己的侄子乔乔,紧接着父亲李兴海和母亲米海兰就和亲孙子相认。作者通过对姐姐李淑芹内心想法的刻画,不仅表达了骨肉至亲、血浓于水的家庭观,更形成小说情节发展的首尾呼应。于是,便有了小说开头和结尾的心理描写:李淑芹看见亲家的着装对自己的旗袍心生不满,最后她又为没有及时拉回艾瑶而埋怨身上的旗袍。实际上,李淑芹此时对着装的后悔,更多地隐含了李富诚和艾瑶两个人的后悔。

细读文本,可见小说《“520”的变奏曲》的矛盾和冲突集中在李富诚和艾瑶之间能否再续前缘。他们从大学时代相识、结合、分离、纠葛,最终“物暖情薄,今朝缘错”。富诚的不幸入狱,母亲的以死威逼,都给两人的爱情以沉重的打击。“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是放回到‘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塑形与被塑形、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所说、自我生命‘表征’与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换言之,小说对李富诚和艾瑶二人的着重叙写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情爱叙事,而是要被放回“历史语境”当中,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去审视爱情表象背后的社会背景。无论是在封建时代的陆游和唐婉,还是城乡深度转型时期的李富诚和艾瑶,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都是不同时代的“钗头凤”。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让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小说《“520”的变奏曲》正是观照到了世纪之交东北老工业区普通民众的生存境况,李富诚和艾瑶之间的“意难平、情难续”才越发令人惋惜。作家俞胜将目光聚焦于世纪之交东北老工业区的平民生活,以历史的“现场”凸显时代浪潮下的普通民众形象,放大普通人微弱的声音。其中,小说《“520”的变奏曲》的叙事语言练达、比喻形象到位,人性的多面和细节的打磨,都能从中领略到作家俞胜精湛的叙事笔力和文字的表达张力。

三、叙事空间隐喻情感错位

空间和时间是小说的两个基本维度,文学作品中空间的生产和出现时常隐含着经济、政治等诸多层面,也直接关涉到人物之间的内在关联。“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伴随着“城—乡”经济的深度转型,东北老工业区的城市景观开始发生变化,传统工人的日常活动空间和带有典型现代意味的都市消费空间并立出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而城市景观的多样和立体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运行和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对城区居民的生活和命运造成了越发多元的深刻影响。

俞胜将李富诚和艾瑶二人的情感表征隐匿于小说的叙事空间里,通过表现、再现、想象等方式对叙事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从而能够深刻揭示出李富诚和艾瑶的缘分错位。小说以“‘520’的变奏曲”作为故事的标题,早已点明了主人公李富诚和艾瑶两人“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的结局。而酿成两人婚姻悲剧的若干因素,实际上就暗藏在小说叙事的种种细节当中。李富诚生活的都市消费空间和前任妻子艾瑶生活的铁西区工人村街道早已是存在悖论和对立的空间场域。成为企业老板的李富诚居住在办公高楼,与钱敏约会时在楼顶露天餐厅,就连他们的婚礼也是新潮的草坪婚礼。李富成和艾瑶两人所处的空间立场早已暗示了彼此在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不同,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感情难再破镜重圆。

一般而言,受限于中篇小说的篇幅,小说家往往会节制笔墨对人物刻画和叙事场景进行精细裁剪。在就小说《“520”的变奏曲》中,作家在不仅对沈阳市铁西区的工人村街道、菜市场、职工小区、医院等传统社会空间进行详细介绍,更着重描写了居住和生活于此的工人们的生活往来和社会关系。工人街道破旧拥挤,人际关系网错综复杂,但人情味浓厚,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相互帮衬。在艾瑶母亲发生情况时,“邻居们围拢到艾瑶母亲的身边,有人出主意要掐人中,有人出主意要掐虎口,七嘴八舌间,好在急救车来了,及时送进了铁西区中心医院。”而相较于更具现代文明意味的都市空间形态,人际交往更强调利益往来。在李富诚和钱敏结婚前期,钱敏不断暗示李富诚她有着“旺夫运”,强调自己对丈夫的事业是有帮助的。两人的夫妻关系更强调互惠互利。在李富诚的家人看来,钱敏年轻漂亮,本科一毕业进入李富诚的公司一定别有所图,“说到底,钱敏图的是富诚的钱——她连姓都姓钱。”这一系列论述更加反衬出艾瑶和李富诚二人之间纯粹情感的难能可贵。

我们可以看出,小说《“520”的变奏曲》通过对比东北传统城市空间与现代化都市空间中的景观差异和人际交往,在不同的空间符号上投射了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和观念。作家俞胜根据切身所见所闻的东北体验,再现沈阳铁西区特定时代中的空间符码和社会情境,在与现代都市空间的对立中力图揭开被遮蔽的东北老工业区的集体记忆。

总体而言,中篇小说《“520”的变奏曲》的爱情表象掩盖着东北老工业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纷繁景象,摄制出东北老工业区普通民众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景观。从个体户到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李富诚等人的命运轨迹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平凡人生的变革轨迹,成为小说对宏观社会历史描绘的着力点。而在时代的滚滚巨浪下,小人物的命运和感情波折起落。作家俞胜以饱满的写实笔触,从小人物的爱情表象中透视出整个东北老工业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和芸芸众生的生存境况。

刘凯丽,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来源:《湘江文艺》

作者:刘凯丽

编辑: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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