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未来的认知变奏

——评赵炎秋小说集《智人崛起》

文/王瑞瑞

摘　要：赵炎秋的《智人崛起》是一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小说集。作品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探讨了人类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的思维转变和认知跨越。具体而言，其中的两部以乡土空间为背景，融入了一定的超自然元素，以生动的方式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认知博弈，并揭示了无知而不自知这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认知困境。其余的三部科幻小说分别依托城市空间和虚拟空间展开叙述，聚焦现代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认知迭变，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反思，并引导我们深入思考后人的崛起以及相关伦理问题。

关键词：《智人崛起》；认知；科学；科幻小说；后人类伦理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了人类历史上三大革命：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这三个革命概括了人类文明史上从虔诚地崇敬自然到改造自然建设社会，再到探索宇宙的漫长壮阔历程。人类经历了无数次认知跃升和思维创新，最终建立起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指数级速度增长，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体验以及生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等，都在不断挑战和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然而，人们在感受到认知冲击所带来的世界巨变的同时，也无法避免地感到担忧和恐慌：不断扩展的认知究竟会将人类引向何方？赵炎秋的《智人崛起》是一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小说集，包含了《误入桃源》《蛇冲纪事》《智人崛起》《VR城堡》《人子降临》五个中篇小说。作品皆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探索了人类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的思维转变和认知跨越，反思了现代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引导我们对后人类伦理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一、桃花源或幻托邦：传统与现代的认知博弈

思维是物质发展的必然产物，人类的认知活动根植于特定的物质实践之中。换言之，我们的认知能力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经济形态与劳动方式作为物质活动的直接体现，影响着认知活动的形成与发展。自然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形式，通过一种原始的物质生产与交换方式孕育了初级的认知活动。在现代社会逐步取代前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见证了从自然经济主导到市场经济主导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经济体制的革新，更意味着人类认知能力的突破和跃升。然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乡村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转型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在自然经济阶段，人们的认识活动如同一幅孤立而狭窄的画卷，在范围有限的土地上展开。农业与手工业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主导产业，他们倚仗着自然的馈赠及个人的辛勤努力以维持生计。然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性让农民成了无法移动的囚徒，难以跨越既定的社会阶层。这样的境遇极大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与活动范围。他们在一个个孤岛似的有限空间内生活与探索着，从而形成了乡村特有的认知。《误入桃源》中的“杏花坪”是中国乡村自然经济的一个缩影。它深藏于群山之中，唯有曲折险峻的山径可通，周围山水环抱，田土肥沃，透出一股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纯美。这里的居民生活自给自足，多余的食物则通过一种独特的货币——蛋牌进行简单的交换。杏花坪的婚俗习惯与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契合，早婚早育是这里的普遍现象。由于享有免税的特权，杏花坪与外界的交往相对稀少，大多数村民都未曾踏出过县城的边界，只有偶尔路过的小商贩或担货郎能为他们带来外界的消息。在这里，乡村的治理权掌握在那些德高望重的族长手中，他们继承着家族的传统智慧。从日常起居到婚丧嫁娶，从经济运行到乡村管理，杏花坪形成了一个看似超越时空桎梏的自循环乡土社会系统。

乡村秩序支配下的杏花坪是否真的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呢？实际上，那些诗意的描绘往往只是偶然造访者或怀旧游子的浪漫遐想，与真实的世俗乡村相去甚远。从物质层面审视，杏花坪的贫穷显而易见：除了孤零零的彭氏祠堂，这里别无他处可供人们集会与交流。村民曾商议共筹资金修建会馆，然而这一计划却始终未能付诸实施。而在精神层面，杏花坪同样显得贫瘠不堪。这里的生活方式虽能自给自足，但也仅限于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对于更高层次的追求则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现状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惰性，使得杏花坪在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都陷入了困境。钱少之所以决心在这里推动改革，正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乡村的贫穷与落后。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视野，为这片土地注入新的活力。例如，他利用自家院子举办聚会活动，吸引年轻人来交流，间接传播先进思想。他期望这些活动能够激发村民们对自己、对社会乃至对世界的全新认识。与熙攘的城市空间相比，乡村的认知发展显得相对滞后。然而，当现代力量介入其中时，这一看似稳定的认知也注定会被打破。怀揣着对乡村美好未来的憧憬，他决心改变乡村自然经济的封闭循环模式，将自身的乡村经济理念灌注到这一世外桃源中。在杏花坪，钱少扎下了根，他开办了杂货铺，以成本价出售那些村民无法自制的生活必需品。此外，他还推行小额贷款业务，且不收取任何利息，意在帮助村民解决资金困难。他的长远计划是建立乡村合作社，通过集体力量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在钱少的引导下，少女六六发生了转变，成为乡村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她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外在形象的焕然一新，更在于思想认识的提升和行动上的果敢决断。起初，她开始尝试全新的服饰、打扮和生活方式。在思想上，她逐渐摒弃了过去的局限。曾经，她对父亲满怀敬仰，视他为捍卫杏花坪利益的英勇斗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以更为辩证的眼光审视父亲过去带头暴力抗税的行为。她意识到，拒缴税款不仅阻断了杏花坪与外界的联系，使得通用货币无法流通，更间接导致了家乡的贫瘠与落后。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促使她在行动上更加果敢决断。她毅然废除了蛋牌制度，推行法币在杏花坪的流通，并创新地开设了蛋牌兑换法币的业务，既为乡民提供了便利，也为自己赚取了手续费。她还提高杂货铺物品价格，赚取中间差价，虽然这些行为或许有些欠诚实，但它们无疑展现了六六所具备的现代商业精神。

钱少怀揣着改变村民认知、推动乡村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足的愿景，渴望将杏花坪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理想之地，然而这一乡土实践困难重重。他的乡村经济理念主要存在两大问题。首先，他所倡导的乡村经济模式完全依赖于纯福利的运行机制，并未有效地将乡村经济纳入国家经济的整体框架中，形成良性互动。钱少的父亲单方面地向乡村输送资金，而乡村经济却未能按照现代经济的规范进行运作。当战乱爆发时，父亲的公司受到冲击，资金链断裂，钱少的乡村经济实践也随之陷入停滞。其次，钱少的乡村经济建设实际上是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差序格局土壤之中的，这使得它难以有效应对个体自私的问题。费孝通曾深入剖析了西方社会与中国乡村社会在格局上的差异，指出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之间的鲜明对比。在差序格局中，伦理亲疏成为重要准则，尊敬与顺从成为维系秩序的纽带。然而，这种格局过于强调父权和礼制的束缚，对个人自由进行了严厉压制，不承认个人自私的合理性。相比之下，团体格局则承认人性中的自私成分，主张个人权利的合理性，并强调个体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自由的概念存在，但我们的差序格局却无法有效地解决个体自私的问题。这成为了钱少乡村经济实践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正如小说所描绘的那样，“这里人的平和、纯朴是一种紧平衡下的平和、纯朴，大家家境都差不多，相安无事。”^[1]然而，一旦乡村原有的运行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未能及时建立，人性中的阴暗面便开始浮现。因此，乡民们会出现诸如伪造蛋牌以换取法币、贷款后拒不偿还等不良行为。钱少的乡村经济建设实践，与杏花坪的境况颇为相似，表面上看似理想而完美，实际上却存在着诸多难以忽视的问题。如果说杏花坪是一个虚幻的桃花源，那么钱少的乡村建设理念则更像是一个梦幻般的“乌托邦”。

尽管钱少的乡村经济计划显得不切实际，不过，恒定的乡村认知被撕开了一道豁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认知博弈是一场漫长的较量，若要真正超越狭隘的地域限制，拥有全局的社会视野和广阔的世界观，需要整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机制，推动认知的社会化升级，这绝非易事。如同《蛇冲纪事》中所述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科学理念被广泛普及，但蛇冲大队的村民们仍默默信奉着蛇神娘娘。擅长捉蛇的老七没有这种信仰，却也无意识地遵循一种神圣叙事，自称掌握了神奇的“毛法法”捉蛇本领。而当老七的谎言被一本蛇类科普书籍揭穿，甚至老七本人间接地因书身死后，那些油印的《我省的主要蛇类》就被庄严地供奉起来。在这种对崇高客体的执着和追逐中，蛇冲大队试图普及蛇类知识、推广科学思想的行动收效甚微。科学悖谬地被抽象为超经验的对象，成为刺激权力崇拜的秾丽颜料。无知而不自知正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认知困境。

二、进步或失控：现代与后现代的认知迭变

在蓬勃发展的当今社会，现代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这离不开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和科技革命的持续推动。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也就在于公开承认这‘整套体系’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2]这种坦然面对无知的态度，与传统知识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现代科学正是从无知的境地诞生，启迪人们不断追问未知，挑战既有认知边界。这种持续的探索和追寻使得现代科学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的运行规律，并促进了创造新科技的能力。在现代知识体系的框架下，经济被重新诠释为一种前瞻性洞察与创造性实践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通过研究经济运作机制，人们揭示了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并形成了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他们期望通过知识积累和技术革新来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蒸汽机、煤矿、铁路、电力等新技术的出现，以无可比拟的力量重塑了经济格局，对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新事物不仅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也是经济体系变革的推动力。相比之下，那些自诩拥有终极真理、能够解决人类困境的前现代知识体系却无法阻挡历史的洪流。在先进技术面前，它们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力挽狂澜拯救困境之中的国家与民族。

科学的激进变革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信仰观念，更催生了全新的虔诚信仰。科学逐渐取代宗教，成为受人追捧的新神，引领着人们跨越现代社会的门槛，踏入后现代社会。一旦认知的闸门被打开，进步列车只会奋力驰骋。科学的长臂开始触及并解答以往被视为无解的难题，这让许多人信心倍增，深信只要不断获取新知识并加以应用，人类便能战胜一切挑战。贫困、疾病、战争、年老和死亡似乎已不再是人类宿命的必然，而只是智慧尚未触及的领域。这使人类如造物主般屹立于世界的巅峰。我们创造工具，改造自身，勇敢面对挑战，努力将无尽的梦想变为现实。人工智能、生命技术、虚拟现实等精妙科技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智人崛起》中，小说营构了一个人机结合已成为常态的社会。人类既可以通过智能化技术来提升自身智力，又可以直接创造出高度智能的人类助手——高智人。这些高智人全方位地融入了人类的生活，从低级别的卫生清洁工作，到高级别的伴侣角色，甚至更高级别的国家重要职位。例如，范志明在计算机中心致力于人工智能的研发工作，而宋小江和吴大用则是国家特种部队中捍卫国家安全的精英军官。这些不同类型的高智人满足了人类多样化的需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高智人作为得力助手，人类才得以迈进幸福之门。

智力可提升，情感可计算，寿命可延续，甚至可以达到永生，这些设想不再是科幻小说中所展现的遥远幻梦，而是逐渐成为人类科研计划中切实可行的目标。似乎只要人类心智不断地更新迭代，我们距离那个美好的伊甸园就会越来越近。然而，《人子降临》中，小说借米勒之口道出进步论的悖谬之处：

“你们抽空了地球，将石油提出来烧掉。你们挖空了大山，将钢铁挖出来锈掉。你们造出千年不化的塑料，只是为了让它污染土壤。你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可你们却想主宰自然。上帝曾经告诫我们，我们来自土壤，还得回到土壤里去。我们脚下的大地，是我们生存的根本，可是我们却在肆无忌惮地破坏着这个根本。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创造的最高秘密，我们却想破解上帝的秘密。你们有这个能力吗？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臭氧空洞、南极消融，你们已把上帝的伊甸园弄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已经不适合我们生存了。我们自以为前进，可是我们每前进一步却后退了十步，我们自以为聪明，可是相对于生存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只是愚蠢。我们已经毁灭了地球，地狱已经张开大口，在等着我们了。”^[3]

认知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不断跨越，却导向了欲望的无度开发。一种观念根深蒂固：只有持续进步和增长，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只有将饼不断做大，才能满足更多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因此，科学创新层出不穷，财富也随之滚滚而来。然而，我们必须深思，这种无度开发和经济增长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近几十年来，“人类世”概念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在人类主导的地质时代中人类整体能力的提升，更警示我们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影响——无限扩张的代价是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全球人口和资源消耗的持续增长，尤其是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对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如今备受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更是揭示出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与此同时，底层民众的生活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相反，社会的不公正日益加剧，贫富差距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如果按照这种趋势继续发展，未来人类之间的贫富悬殊甚至可能会渗透至生物学层面，身体将沦为资本获利的工具。《智人崛起》一书深刻揭示了高科技社会中生命层面的不平等。小说中，经过智能化处理的人在各方面都超越了自然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种人机合体技术所带来的福祉。经济实力的巨大鸿沟，使得高智人群体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作为高级型号的高智人，范智明在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享受着优渥的生活条件，无需为身体的老化而担忧。而老曹，作为旧型号的高智人，却只能在档案馆中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他的身体在岁月的侵蚀下逐渐衰老，却无力承担升级修复所需的巨额费用。最终，他像一件被遗弃的电子产品一样，遭遇了拆解和回收的命运。假若有一天，高智人推翻了人类的掌控，赢得了自由，那么在他们内部滋生的阶级差异是否会如野火般蔓延开来？高智人群体内部的身体不平等自然具有了隐喻意义，它意味着无论人类未来发展到何种时代，身处现实领域还是虚拟空间，身体是肉身还是机器，那个理想的伊甸园永远都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泡影。

不论是高智人群体的武装叛变，还是“人子降临”教派所采取的反科学行动，亦或是VR乐园里青春男女的情感实验，这些事件都在警示和劝谕人们放缓科学前进的步伐，回归“人”作为自然生物的本真状态。我们需要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关怀承载着人类繁荣与生存命脉的大地，珍视人类的情感与尊严，审视内心，探寻生命的真谛与价值。

三、科幻探知未来：从“人的觉醒”到“后人的崛起”

人，是文学永恒的探索对象。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究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演变与交织塑造了现代文明的面貌。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时期，是个体意识逐渐觉醒、人性寻求解放的时代。在现代文学孕育的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成为独具特色的主题。先进知识分子希望能通过文学的力量，激发人的原始生命力和野性，以破除奴性，释放被压抑的人性。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驱动下的利己主义追求导致了自我意识的扭曲与丧失。对“人的异化”的批判成为文学关注的重心。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的认知不断演进，人类行为对于自然、世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所产生的影响似乎超出了主流文学所能涵盖的范围。“现代高科技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科学的触角已经伸向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创造出物质的同时改变了古典的以信仰和道德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也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心理。”^[4]此时，一种边缘文学形式逐渐浮现，它与曾被称为“邋遢贵族”的小说经历相似。它顶着通俗娱乐的标识出场，慢慢摘下纸浆文学的面纱，展露出把握现实和运演未来的能力，这便是科幻小说。科幻作家敏锐地察觉到科学正在重塑我们的现实，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这种洞察力使他们形成了对宇宙、生命和人生的独特观察视角。一种思考人类整体命运的思维正在悄然兴起。科幻小说聚焦人类边界的突破、人性独特性的消失，以及新伦理法则的形成。如果说“人的觉醒”一直是文学的核心主题，那么“后人的崛起及其面临的伦理困境”则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新焦点。

赵炎秋小说集中的这五部作品以不同的空间场域为基础展开，其中，《误入桃源》和《蛇冲纪事》以乡土空间为背景，融入了一定的超自然元素。另外三部科幻小说则分别依托城市空间和虚拟空间进行叙述。总体来看，这些作品都与科学认知密切相关。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现代和未来认知变奏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以《误入桃源》为例，小说以戏谑的笔调，对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钱少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然而其个体的尊严和权利遭受严苛的父权压制。他的自由恋爱被迫终止，只能选择旅行来逃避现实，寻求内心的慰藉。在旅途中，他偶然发现了乡野之地杏花坪，被那里农民简朴的生活方式和纯朴的品德所吸引。这些农民保持着原始而自然的状态，展现出更加健全的人性，符合知识分子心中“自由的个体”的理想设定。钱少渴望在美好人性的基础上重建乡村，追求伦理上的个人自由。然而，真正的个人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之上。小说中的六六，作为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由于缺乏正确的个体自我认知，最终在社会对个体的束缚中陷入困境，痛苦地挣扎于上海纷繁的灯红酒绿中。这部小说旨在揭示思想启蒙至上主义的局限性，个人尊严与权利的实现需要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变革相互配合。在《蛇冲纪事》中，人的尊严被权力所操控与摧残，伦理个体的自由在扭曲的时代历史环境中遭受无情剥夺。老七与白支书的对抗具有象征性意义，彰显着个体对于权力压迫的抗争。

　“后人的崛起”是作者三部科幻小说中所探讨的重要议题。其中，后人的尊严与权利问题是作者关注的重心。小说《智人崛起》生动呈现了人机之间的对峙、人类与机器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机器人对自身权利的迫切渴望。高智人在外表和功能上与自然人几乎无异，他们拥有自我意识，能够进行独立思考，但在人类的眼中，他们仍然只是机器和工具。当他们的存在无法满足人类的利益需求时，比如工作效率下降，无法完成家庭辅助任务，无法消除人类的后顾之忧，他们便面临着被终结、被淘汰的残酷命运。人类坚守着明确的界线，时刻保持着警惕。整个社会采用自然人监督高智人的用人机制。同样地，高智人对人类始终保持着疏离，不愿融入自然人的社交圈。人机共存的日常化与陌异的人机关系在小说中构成张力。

关于是否应赋予具备思维和情感的机器生命体权利，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伦理议题。尽管当前技术与科幻小说中的描绘相去甚远，但随着人形机器人在多个领域如军事、医疗和娱乐的广泛应用，机器人权利议题已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在这一辩论中，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有观点追随美国防虐待机器人协会，坚称任何拥有知觉或意识的存在都应被赋予存在权、独立权，以及追求更高层次认知能力的权利。然而，反对者则坚决认为，人造生命本质上是为满足特定目的而制造的工具，赋予其权利显然是荒谬的。机器人权利辩论凸显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小说中，吉英在与人类丈夫争吵过程中不慎将其扼死，被全面停止生命存在（相当于死刑）。吉萍被人类丈夫恶意撞死，丈夫却只被判处十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这显然说明了人类法律对于高智人生命的漠视，它们被视为无生命的物体，其死亡仅仅代表着工具价值的丧失。法律并不关心吉英掐死丈夫的背后原因，也不考虑是否存在过失杀人，只简单地认定这是一起人造物对人类生命的侵害，严重侵犯了人类的生命权。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下，高智人既没有公民权，也没有生命权，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它们甚至连拒绝死亡的权利都没有，所谓的“退休”就意味着被报废、拆解和回收。

美国哲学家普特南曾指出，机器人是被视为无生命的机器还是赋予生命的存在，这本质上取决于人类的抉择，而非科学的发现。当技术日益精进，达到某一临界点，机器人或许会向人类提出权利的要求。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解读：其一，人类拥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机器人展现出与我们相似的人性特质，那么，赋予它们相应的权利，或许比单纯的压制更为合理和人道。其二，我们也拥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审时度势，对技术的发展施加必要的限制，那么许多关于人机关系的伦理困境或许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理论上讲，只要我们能够妥善解决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有效管控技术的发展，那么第一个层面的假设——机器人提出权利要求——便不会成为现实。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有能力束缚住科技的狂飙突进吗？在《人子降临》中，米勒创建的“人子降临”教派试图凭借人力阻止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用以对抗现代科技的“武器”，竟然是一种更为先进也更为危险的人脑操控技术。这一技术本身就存在着被滥用的巨大风险。

尽管这几部科幻小说均表现出一种劝谕警示之意，但科学技术的步伐不会因为我们的担忧和劝阻而停止前进。

从人类瓦解了高智人的武装反叛这一结局来看，《智人崛起》表面似乎是在赞颂人性的胜利，实质上却通过描绘人类和高智人的双极进化，暗示了人性领域的岌岌可危。人性并非人类所独有，高智人正迅速踏上这条道路。高智人一直强调自身在理性方面的优势。“生物性是自然人不可克服的劣势，他们的任何措施都无法克服这一劣势，他们的所有劣根性如无止境的欲望、无序竞争、互相征服等，都来自他们的生物性。”^[5]正如《VR城堡》所揭示的，人性往往难以经受考验。爱德华多和爱米丽之间历经生死的爱情，最终却败给了虚拟空间中女总管凯瑟琳一对完美天然的乳房。爱情本是非理性的产物，需要理性的约束来维持其存在。然而，人的生物性欲望常常会突破理性的克制，爱德华多的肉体背叛便是人性复杂多面的有力证明，它揭示了理性与感性在人性中的交织与争斗。通过诸多事件中对爱的渴望、群体意识的形成以及勇于牺牲的精神等表现，我们可以看出高智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自我进化，具备了人性的特质。他们与自然人一样，是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生命体。不仅如此，高智人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常人。当福山等人高举X因子标榜人性的独特性时，高智人却将人性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到底谁更像人呢？是向机器智能进化的自然人，还是向人性化进化的机器人？我们无从得知。小说的结局意味着一系列新问题的涌现。面对人类和机器人的双向进化，以及技术日益难以为人掌控的未来社会，后人类主义学者挥舞着“我们皆为后人类”的旗帜，敦促我们超越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框架，摒弃人与机器之间主奴关系的设定，这或许能为未来开启一扇不那么悲观的大门。

注释：

[1][3][5]赵炎秋：《智人崛起》，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94页、第110页、第66页。

[2]〔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38页。

[4]雷达：《论“新世纪文学”——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孵化项目“西方科幻批评的乌托邦视域研究”（项目编号：23ZFH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