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的夜晚（中篇小说）

文/曹军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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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水泥厂破产后的一个异类，另一个异类是谭伟林，当然我不能跟他比。我跟他比什么呢，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说实话我现在只是个网络写手，勉勉强强以写作为生，同事们嘲笑我，说我早晚会饿死。我已经好多年没回唐县，先在西藏待了段时间，想写本小书《锡金传》。锡金是我国西藏与印度间的蕞尔小国，后被印度吞并，成了印度的一个邦。金庸小说有个人物慕容复，终生理想就是复国，我想写锡金国一名王室成员，虽流落外邦，也梦想着复国。英雄末路，此类人物身上都有先天性悲剧气质，令人窒息地着迷。我在西藏漫游期间，得不到任何线索，到图书馆翻阅资料，读到一些史料典籍，但远远不够。《锡金传》写了开头，差不多八分之一就扔下了。随后我又去澳门，另起炉灶写《澳门，澳门》，澳门有许多命运古怪的赌客义人。我去西藏前，听说唐县一些有钱的头面人物，经常组团去澳门，他们在唐县也赌博，但是对唐县赌局深表怀疑和不屑，总有人出千作弊，他们宁愿相信澳门赌博更公平。结果我想象中命运古怪的赌客义人，没有在澳门赌场和街头被我遇见，那本《澳门，澳门》，写了三分之一也写不下去了。两本半途而废的书就像建筑业烂尾楼，工业流水线上的半成品毛坯，看着扎眼，恼火的是我还在澳门输了钱。这期间我开始想明白一个道理，我虽然没有在西藏寻访到锡金国的王室后人，但可以在《锡金传》里写某个王室成员。同样的道理，我虽然没有在澳门街头遇见赌客义人，但可以在《澳门，澳门》里写赌客义人。我回到唐县，说不定在老家在远离那些人的地方，还能把两本书写出来，哪怕只完成其中一本。再不干活，再不出书，没准我真会饿死。

唐县是让我失望的地方，也是一个令我困惑不解的地方，这大概是我不愿回去的原因。县城里有条河流穿城而过，叫府河，河上有座府河大桥，在大桥东侧桥头附近，我回来时忽然发现新冒出了一座公园，公园名字叫“桥头公园”，面积很大，几乎覆盖了整个唐县水泥厂。这个地段寸土寸金，若开发房地产，无疑万众瞩目，黄金楼盘亲水平台皇家水景房，营销宣传怎么说都不为过，现在却建了桥头公园。曾经风光无限的龙头企业，瞬间变成休闲公园，不是工厂遗址，不是遗址博物馆，没有了工厂，没有了残留的断垣颓壁。桥头公园非常干净，种了树，花草，小径回廊假山，以前的厂房、车间、机器、道路、烟囱、货车、人流不留一丝痕迹。明明是水泥厂遗址，却看不到遗迹；明明是水泥厂坟场，却看不到吊唁者。水泥厂在哪里，那些还活着的水泥厂工人又在哪里，我只看到花团锦簇，此处的工业文明，已经被彼处的公园文明掩埋了。

桥头公园刚建成，清静，游人不多。

我每天在里面盘桓很久，水泥厂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在青草树木花卉里面，我想象着从前的水泥厂，它就沉睡在公园下面。有时我停下脚步，拨弄那些植物，拨弄地上的青草，希望能找到某种东西，某种印记。或者仰望天空，徒劳地寻找水泥厂曾经的办公楼在哪里，各个车间在哪里，哪里是库房，锅炉房在哪里，门房在哪里，厂部食堂接待室在哪里，浴室、图书室、篮球场又在哪里。

厂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签字，签署各类文件。

水泥厂是正局级，是工厂又有行政级别，跟其他小厂不一样，跟财政局、教育局这样的局级单位平起平坐。厂长有支笔，财务人事中层干部包括副厂级任免，都由厂长签字决定。还有工人身份，临时工、正式工或合同工，同样厂长说了算。首任厂长柳见忠，后来担任了唐县县长，最后一任厂长姓陈，叫陈本泉，水泥厂最终是在他手上消失的。我曾经想写本《水泥厂消亡史》或者《水泥厂变迁史》，但这本计划中的书也半途而废了，我总是半途而废，没写的原因不是材料不够，而是材料太过丰富，我是末代厂长陈本泉办公室写材料的秘书，也是在水泥厂下岗的。我没有我的秘书前辈那么幸运，从前在水泥厂写过材料的秘书，都一步步走上了行政道路，进了公安局、工业局、财政局、经贸委，还有的直接进了县政府，各单位都缺写材料的人，他们顺着这条路径走上从政之路。传说水泥厂出去的秘书都是过硬的笔杆子，我们厂有这方面的传统，有些运气更好的前辈还被分配到乡镇锻炼，从当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开始，慢慢当上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或者回到各个局里担任局长，发展最好的做到了副县长，而大多数还是靠笔杆子吃饭，都是各大机关的办公室副主任或主任。他们是我人生的导师楷模，我梦想能步他们后尘，但不幸的是我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下岗时我只能写材料，没有任何特长。其他同事工友，只要身强力壮，在度过了最初的纷扰困难后，都逐步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只有我东不成西不就。车间工人凭手上技术开五金店、水暖器材店、小工程部；跑供销的人开公司；做过行政管理的人，到其他私人工厂继续做行政管理。我什么也做不了，一个写材料的人没有材料可写，熬到后来熬成了网络写手，成天想着写一本书爆红。

公园里靠近的地方府河有个大土堆，像小山包又不是小山包，是土堆垒积起来的假山坡，土坡四周长了好几棵粗壮树木，明显是保存下来的以前的树。凭目测，我认出就是厂长办公室所在地，我顺着最高那棵树的树梢往天空望去，仿佛厂长办公室的窗口就在那个地方，依稀还能从窗口看到陈厂长威严的背影，他正伏案书写，签署什么重要指令或文书。

两千多人的工厂被公园抹去了，那些存在过的人、房屋、机器、办公用品荡然无存，桥头公园就像橡皮擦，将那些东西轻轻擦掉了。

陈厂长任命过很多人，包括车间主任、副主任、班组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下设科室包括财务科、行政科、组织科、宣传科、总务科供销科负责人等。所有这些位置有些有油水，有些油水不是太足却有上升空间，有些根本没油水，每个人都想得到的机会已烟消云散，成了公园里花草树木扎根生长的土壤。

办公楼后面有口枯井，枯井早年就在那里，怕有人掉下去，用一块加厚钢板当井盖覆盖在上面，两三个成年男人合力才能挪开。我心烦意乱时常来井边，独自蹲在井盖上抽烟，老想着井底是否囚禁着什么冤魂，是否有什么活着的灵魂遭到扣押，被锁在里面。井底到底有什么呢？读小说时总能读到惊悚情节，比如殉情的死者，或者被亲友谋杀的某个负心人、某个背叛者，我蹲在井边吸烟，这类故事像烟雾萦绕在脑海。

桥头公园种满了花草树木，北边有个停车场，方便来公园游玩的人停车，现在很少有人过来，停车场车辆寥寥无几，寥寥无几的车还是附近街道居民停在这里的。公园地势偶有起伏，远远看去仍是一马平川，我因为无聊，试图寻找并确定那口枯井的地点。

我好像找到了，看着天上的太阳，我胡乱走着，靠近河边，我根据河岸距离能确定一个位置，那里应该就是枯井所在地。我目测那里离河岸差不多50米，从前在靠近河岸处有堵围墙，围墙离河岸20米，古井离围墙可能是30米左右，我由此推断出古井到河岸的距离。至于方位，我是根据太阳确定的，我直视着太阳，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起雾，有泪水涌出眼眶，我找出了枯井的地址。我走到那里，正是用土堆积起的那道缓坡，放眼望去，绝对是桥头公园最高地。也是奇怪，枯井变成高地，上面栽了三棵树，不是以前的树，而是后来栽上去的，三棵树构成三角形，三角形中间摆放着一张石桌，石桌两旁相对摆着石凳子，供游人下棋喝茶促膝聊天。

2

这时，石桌旁坐着个人，是个男人，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他是老者，脸上有种梦幻般痴迷的表情，好像很执着，对什么事情都能坚定不移豁出去。他已经注意我很久了，当我直视太阳胡乱行走时，他就在观察我了，有关这一点，我也是从他的表情里猜到的。但是他的面庞很面熟，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到过，我不能确定，我已经离开唐县好多年了，对于故人疏远了很多，也忘记了很多。他不一定是我真实的熟人，然而，单就面孔和表情而言，他也有可能的确是某位故人，或者是活在我想象当中的人，是我准备虚构的某个人物。这种情况确实曾经出现过，我一定在哪里遇到过我正在虚构的人物，此类相遇常常令我猝不及防。因此我不知道，坐在从前是枯井而现在却是土堆上面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是我生活中的故人呢，还是即将被我虚构的人物。我看到石桌上有两部手机，他为什么要使用两部手机呢？而他正热切地望着我。

他说：“你回来了。”

我望了望四周，四下无人，我确定他在跟我说话，便回答说：“我回来了。”

“这里已经没有工厂了，”他说，“这里是一片花园，花园已经把我们的工厂埋葬了。”

我说：“在变成公园前，工厂就没了。”我现在相信我们从前认识，但我不能保证跟他有过什么交往，听他那样说话，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也是水泥厂工人。果真如此，我们过去就是同事，但是当时厂里的人太多了，我在办公室，跟车间工人其实很少联系，所以好多人仅仅打过照面，或者他是认识我的，而我不一定认识他。

“我记得你，”他很和气地笑着说，“我在车间上班，你不一定记得我。”

“车间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

“你写过我师父的典型材料。”他又一次笑着说。

“你师父是谁？”

“我师父是水泥厂劳模，老典型杨泰石。”

“哦，想起来了，杨师傅有好多徒弟。”

“我是大徒弟，是他徒弟中最年长的。”

“我能坐会吗？”

“坐吧，坐吧，”那人满心欢喜地说，“正好还有张石头凳子，”他站起身给我让座，“我叫张体存，没想到还能碰到从前的同事。”

我说：“真难得。”

杨泰石徒弟一茬又一茬，最厉害的号称八大金刚，赫赫有名。张体存是大徒弟，关门弟子则是女徒弟，我记得叫王艳丽，张体存、王艳丽都不在八大金刚里。八大金刚在一线，在关键岗位，多是厂里车间主任，尖刀班组长。杨泰石一生没做领导，终其一生是工人，这符合老黄牛的劳模身份，没做过领导但同样受人尊敬。八大金刚排在最后一位的是谭伟林，谦称自己是小徒弟，恰恰只有他做到副厂长，他是杨师傅徒弟中唯一做过厂级领导的人。张体存虽是大徒弟、大师兄，但在杨氏徒弟谱系里，却是毫无名望默默无闻的一个。杨泰石在水泥厂红了四十余年，他在最红时退休，在我们厂破产前死去，这对他是幸事。如果他生前看到水泥厂消亡，一定痛不欲生，他活在荣誉中死在荣誉中，辛劳为他赢得了声望。

但他是个悲剧人物，他全心全意拼尽全力劳动，没有任何表演成分，有病不治疗，带病劳动，他有很严重的肺病，最后死在肺病上。但是他带病劳动不是表演，他真心认为工厂离不开他，他从那些苦难疼痛和辛苦的汗水中获得尊严，劳动对杨师傅而言具有殉道意义。

我第一次采访杨泰石时，他已经退休好几年了，我进厂的时间比较短，水泥厂最辉煌时我还没进来。那次陪同我采访的正是杨泰石的关门弟子王艳丽，王艳丽当时是厂里的团委书记。我忽然想起来了，眼下这位张体存那时候阻拦过我，不让我采访他师父，他说：“你能不能放过我师父？”

张体存是对的，他反对我在那个时候采访杨泰石，那对他师父来说是一种折磨，事实上杨泰石已病入膏肓，只活了几个月就去世了。

病床上的杨泰石不知道，水泥厂早就奄奄一息，徒弟和家人都瞒着他，报喜不报忧，他还活在错觉里，活在以往的荣光里，以为水泥厂像先前一样有着蓬勃生机。厂子已经山穷水尽，我们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陈本泉焦头烂额，这时又想起精神力量，希望通过杨泰石精神鼓舞大家。学大庆，学铁人王进喜，杨泰石不敢说是铁人，也被公认为是石人，正是领了陈厂长的命，我才去采访了杨泰石。

谭伟林对此不以为然，他是副厂长，有野心，从来不相信什么精神力量，精神在物质面前不值一提。提再多精神也不如把工资发给工人，不如把原材料弄回来，做出产品，再把产品卖出去，就这么简单，没这能力，不如让出厂长宝座。谭伟林一心想做厂长，水泥厂这艘大船就要撞沉，就要在市场中沉没，他相信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拯救这艘大船，可是陈本泉偏偏占着厂长宝座不让。陈本泉了解谭伟林，知道他想上位，这位最年轻的班子成员在陈本泉眼里就是个阴谋家，但陈本泉不怕他，不在乎他搞什么动作，尽管谭伟林有能力，受过高等教育，是厂里是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出身，有威信、口才好，也有部分工人爱戴、信任他。但每个人都有软肋，抓住了某个人的软肋，就能有效控制某个人，谭伟林也不例外，软肋握在陈本泉手里，他是有妇之夫，却跟团委书记王艳丽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必要时陈本泉当然会合理利用他这个软肋。

（节选自《湘江文艺》2023年第4期曹军庆的中篇小说《漂浮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