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凯的口述史（短篇小说）

文/季宇

楔 子

杜凯在当地很有名（何止是有名？简直是大名鼎鼎），但那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如今，知道他的人已很少，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后来才逐渐了解这一切的。事情说起来，还得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市委宣传部准备编一套纪念霍川剿匪胜利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文献资料汇编、人物志、亲历和回忆，以及关于剿匪的文艺作品等，初步计划出四册。市里很重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要求必须在2000年6月前，也就是霍川剿匪胜利50周年前出版。市委新来的温书记对这事十分重视，亲自出席了第一次编写会议。在会上他激动地说，在座的知道吗？我虽不是霍川人，但我父亲当年参加过霍川剿匪。他老人家直到去世，身上还留着两块弹片，这都是在霍川留下的。我小时候就多次听他讲过剿匪的故事。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的战士和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牺牲，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现在编这套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要以高度责任心把这套书编好。谈到编写要求时，他做出具体指示，一共有6条（看来事前经过仔细思考）。其中有一条（他反复强调），要把工作做细做实做透，不要光抄剩饭。除了老的史料外，要多挖掘新的资料。特别是当年参加剿匪的健在的老同志，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要抓紧寻访，不留遗憾。他把这称之为“抢救性”的工作。马部长，讲话结束时，他看着正在埋头做记录的宣传部部长说，你看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如果有尽管提出来，我解决不了是我的责任，你完不成任务，那就是你的责任，到时休怪我拿你是问。

说这话时，他脸上带着笑，用的是半开玩笑的口吻，但其中的分量谁都能掂量出来，而且是当着一屋子人的面。

马部长当即表态，全力以赴，坚决落实温书记的指示，保证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可话是这么说，当时距出书时间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了。时间紧、任务重。于是，会议一结束，马部长马上行动起来（他要给新来的书记留下好的印象，不容丝毫懈怠），成立编写组，调动一切力量，除了从报社、文联、电视台抓人外，还从政协文史办、党史办、地方志抽调人手。用马部长的话说，要把全市的秀才写手能找的全找来，一个也不要漏。就这样，先后调集了几十人，这还不包括各级宣传部的干部。

我当时在《霍川晚报》编副刊，也被调了过去，被分到第三组（第一组是史料组，第二组是编辑组，第三组是采访组），主要任务是寻访一些如今仍健在的老同志。用马部长的话说，这部分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最出彩的，因此集中了精兵强将，都是文笔最好的。大家听了嘴上不说，心里都喜滋滋的，有些受用。根据部里提供的名单（这份名单是由市组织部、市民政局和市党史办共同拟定的），马部长要求逐一寻访，一个都不能少。如果发现新的线索也不要漏掉。于是，大家分头行动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杜凯本来不在寻访名单上（因为他早在解放初期就已去世），但在寻访中我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故事，这让我极感兴趣。因此，我专门进行了采访。下面便是有关他的寻访实录：

一

（魏长贵，松县魏集中学离休教师，66岁，家住松县魏集村）

我是1933年阴历十月初三生人，属鸡。我的老伴前两年过世了，如今我和大女儿住在一起。霍川是1949年初解放的，我当时只有16岁。魏集中学那时正在招收教师，我便去报了名。我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字也写得不错。当时教师很缺，要求也不高。魏集中学的教务主任是我的远房亲戚，便收下了我。当然，在填表时他帮我多填了两岁。我很幸运，就这样参加了工作。后来，按照组织规定，凡是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工作的都享受离休待遇。我符合这个规定，因此一直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也算是老干部。逢年过节，有关部门都会派人来慰问。

霍川地处三省交界处，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因而匪患严重。大大小小的土匪不下几十股。最有名的有乔瞎子、郑傻子、汪小孩、雷麻子等。当地顺口溜说：“乔瞎子不瞎，郑傻子不傻，汪小孩杀人不眨眼，雷麻子一肚子鬼花样。”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受过土匪的害，提起他们，个个恨得直咬牙。我13岁那一年就被土匪绑过票。那天我从舅舅家走亲戚回来。我二哥带着我，走到鹰嘴潭附近乘摆渡时来了土匪，一船二十多人全被掳了去，每人赎票50至100大洋不等（土匪绑票，绑男的叫“捆猪”，绑女的叫“请娘娘”，绑小孩叫“抱娃娃”，未出阁的大闺女叫“香瓜”，每个人的价钱不等）。乘船的大多是穷人，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最惨的要数黄花闺女，赎票的时间只有几天，叫作“保鲜”。过了日子便要“破瓜”，惨遭蹂躏。我当时还是个小孩，第一次遇见这事，吓得呜呜直哭。我二哥被我哭得心烦，便冲我说，熊孩子哭个啥？我说我怕。怕有啥用？那咋办？跑。咋个跑？等机会吧。二哥比我大5岁，曾在麻行当过伙计，也在码头扛过活，见识当然比我多。听了他的话，我便问能跑出去吗？二哥说，这谁知道呢？看运气吧。

我二哥说的是实话，一旦被土匪绑了票，逃跑是很难的，更何况绑我们的这股匪徒还是汪小孩的人。汪小孩这家伙最残忍，心狠手辣，坏事做尽，交不出赎金的一律撕票，连他的亲戚也不放过。不仅如此，他还想方设法折磨肉票，比如拷打、用刑，然后再逼你给家里写信索要赎金，土匪管这叫“上碾子”。票期将近，有时还会切下肉票的手指或耳朵，给你家里送去，这叫“下牌子”。如果还不送钱，那就是撕票了。至于撕票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刀劈、斧砍、火烧、石头砸、开水烫，还有开膛破肚、毛竹分尸（就是将两棵碗口粗的毛竹拉弯了，然后把人的两条腿分开绑在两棵毛竹上，然后砍断绳索，利用毛竹的弹性把人体撕开），其状惨不忍睹。不仅如此，为了达到恫吓的目的，他还经常逼迫百姓前去观看撕票的场景，并把肉票的尸体悬于集镇或交通要道进行示众。当地百姓既恨他又怕他，夜晚小儿啼哭，只要说一声汪小孩来了，就像听到狼来了一样，没人敢出大气，包括小娃儿也吓得不敢哭了。落在他手里，那还有个好？交不上赎金，只有死路一条。

土匪把我们带上山，几天便换一个地方，这是为了躲避政府的追捕。二哥和我悄悄商量，一有机会就逃。然而，土匪看守很严，平时岗哨不离左右。我们本想通过转移时逃跑，可土匪也防着这一手，路上我们的腿被绳子捆起，一个连一个，根本没法跑。后来有一天，土匪把我们带到仙女峰附近的一个山神庙，关进后殿的一个厢房内。这里山高路险，极其隐蔽，我们在这里被关了很长时间。关押我们的房子是由石头砌成的，窗户也封死了，里边黑漆抹乌，啥也看不见。门口有两个土匪日夜轮班看守。我们每个人都经受了拷打和折磨，吃的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而且都是土匪吃剩的残汤剩羹。转眼二十多天过去，眼看赎票期限越来越近，大家越发恐惧。我夜里常做噩梦，梦见汪小孩拿着大刀追赶我，我想跑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抬不起来。我拼命挣扎，汪小孩越追越近，双手血淋淋地扑向我。我吓得大叫一声，一头栽倒在地。醒来后，发现浑身冷汗直冒。我抱着二哥，又哭起来。二哥不说话，只是紧紧抓住我的手。我感到他的身子在发抖，我想他一定也很害怕，只是他不想表现出来。

我是肉票中年龄最小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土匪对我的防范要松懈些，因此经常指派我干些杂活，包括每天早晨倒便桶（除了肉票屋里的，还有土匪屋里的）。我挑着这些便桶，把粪便倒在庙外的山沟里，然后再去溪边把便桶洗刷干净。这是一个机会，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跑，二哥也鼓励过我（他说跑一个是一个，总比都死了强），可我怕得要命，也没有勇气。因为每次倒便桶时，总有一个匪徒押着我，要跑并不容易，况且土匪手中还拿着枪哩！我这人自幼胆小，二哥曾骂我没出息。我嘴上不承认，可事实就是如此。我常常恨自己，关键时候就表现出了怯懦，不像一个男子汉。如果换作二哥，他也许早跑了。就这样，我放过了一次次机会，如果说这是机会的话。

一天早上，我又被带出去倒便桶。那天山里起了雾，白色的雾气四处飘浮，远处的山峰和树林都隐没在雾气中，一片混沌。这种天气在山里经常见到。那天，看守我的匪徒是一个脸上长着黑痦子的黑大个子。我听到土匪们都叫他陈老鳖。这家伙很警觉。平时看押我的土匪怕臭总是离我远远的，但这天陈老鳖却紧紧跟着我寸步不离。我来到溪边蹲下身子刷便桶时，他便抱着枪站在我身后不到五六米的斜坡上看着我。当时周边很安静，只有树林里不时传来鸟叫声。天气很冷，我的手都冻僵了。接下去发生的事很突然，只听背后噼里啪啦几声响动，接着便是哗啦啦一串石子从坡上滚落下来，有的落在溪水中溅起了几片水花。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头一看，不禁愣住了。身后不知从哪冒出几个人来，他们身着便服，都是山民的打扮，而陈老鳖这时已经头朝下，被人死死地摁在地上，只有嘴里出气的份儿。别怕，小兄弟，我是来救你们的。一个汉子走到我面前。他皮肤黧黑，方脸膛，五短身材，手提一把大肚匣子，用枪口顶了顶头上的黑毡帽。

我一阵激动：你们是政府的人吗？

那人点点头。

后来，我便带他们去了庙里。当然，他事先已经交代好了让我怎么做。我像往常一样挑着便桶去敲门，他们就紧跟在我的后边。谁呀？岗哨问。我说是我。咋磨蹭到现在？岗哨又咕哝了一句。我正不知咋回答，哪知岗哨哗啦一声已经打开了门。那些人迅速冲了进去。土匪们正在吃早饭，一时间措手不及，四下逃窜。枪声响了起来，几个匪徒接连倒地。一些匪徒跑进大殿还想抵抗。这时只听有人大喊：我是杜凯，要想活命就放下武器。喊话的就是那个汉子。他就站在大殿前的香炉后边，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匪徒们伸头向外望了望，有人认出了杜凯。大殿里静了一会儿。没多久，匪徒们便一个个举起手走出了大殿。

是的，你说得不错，是杜凯救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凯，不过，他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土匪们也慑于他的威名，一听说他来了早就吓破胆，哪还敢抵抗？后来，我听说，那次抓获的匪徒共有三十多人，其中打死打伤的五六个。缴获的枪支十好几支，除了三八式、七九式，还有一挺花筒机关枪。杜凯他们回城时，老百姓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载歌载舞，一片欢腾。

（节选自2023年第4期《湘江文艺》季宇的短篇小说《关于杜凯的口述史》）

季宇，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群山呼啸》《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等，小说集《猎头》《当铺》《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等。中、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收获》《钟山》《十月》《上海文学》《作家》等刊发表，并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和各种年度选本所选载。长篇小说《新安家族》译介为德文出版。作品获得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飞天奖、金鹰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和安徽社科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