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对我守口如瓶

文/周荣池

我像当年迫切地离开村庄一样，更加频繁地回到南角墩。

村头的路口已经苍老，它是村庄与公路的接口处，有一种意蕴深远的象征意味。它连接的是内部与外界，乡村与城市，今天和未来的各种联系，是村庄的重要节点。它吞吐着村庄古往今来以及繁复的日常，这些并未因为它的破旧不堪而被我忽视。按照常理作为村庄的门脸，这里应该被生活所重视，但大概因为村庄务实的秉性——或者它暗示着某种变化而被一再地忽视。

我的村庄老了。这个不仅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情，而且已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她开始忽略自己的形象，忽略自己的子孙以及曾经生机勃勃的日常。我无意于为这种自然的苍老而悲情或者困顿，因为我的父母也在老去或者已然默默离开。村庄的垂暮之年所表现出来的无助与颓唐和所有人的老去一样平淡无奇。但我害怕的是她和老人们一样开始健忘、胆怯，并且对她的子孙们守口如瓶。

平原似乎并没有太多秘密可言，村庄的秘境大抵都在河流和土壤之中，而这些早就被后来读了很多书有了一些自以为是见识的子孙所揭示、忘却甚至不屑。“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识爹和娘”，既然连爷娘这样的事实都能被忽略，好像村庄确实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可言。她以及她的生长和平原上所有的村庄一样庸常而安静，除了我后来觉得她的名字还算特别之外，就真的有些泛善可陈。然而，正是当我发现她丧失了过去粗糙和倔强的性格，并且似乎也不再愿意热烈而蓬勃地生长，我突然开始警觉于这个已经沉默寡言的老人。我开始努力地去想起南角墩的人们——他们大多是并没有离开现实，可是他们似乎已没有过去饱经风霜的面孔；我开始认真地记录关于村庄的许多经验和历程，那些看似顽强的风土和风物，照样像草木一样枯萎甚至绝迹；这种现状的不断出现，就像是面对一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时间似乎不至于立刻了断村庄的此生，但事实确实已经变得令人胆战心惊。

等待是一个比离开还要残酷的词语。离开寓意的是悲情，而等待可能是最无助而无边的绝望。当这样的境况降临在我的村庄时，我就像是个过去忤逆顽劣的孩子，现在突然知道了父母的艰难和哀伤。我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叫作南角墩村庄，对着已经对我沉默的村庄一遍遍地寻找与记录，我并不是想回到自己并不想回到的过去，但我一定要把她守口如瓶的秘密留在一直贫瘠和平庸的土地上。

她隐瞒的一切，包括她的病情，情绪以及秘密，都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花朵，是天底下最迷人芬芳。

1

我很早的时候就听人议论过我们的“生产队”：“这里的人色不好。”我对这话并没有什么抵触，因为我也是这里的人。但我并不明白这里的“人色”究竟怎样的不好。在我看来人们同样是贫穷、暴躁和无助的，他们连肤色和语调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色”不好——这个地方，对于南角墩这样的村落而言有两种概念，南角墩是一个大队——这个地方大概有几百户人家，第五生产队是我心中关于南角墩的一个中心也是重心，这里有三十几户人家。尽管生产队和大队的人家我大多是认识的，但每一个生产队之间除了河流的间隔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明显但是语言上归纳不出来的区别。所以说南角墩的地盘虽然不大，但也有自己顽固而且区分明显的组成。这些组成的末端大概是家族、家庭以及具体的一个人以至于他们千差万别的面孔。

这里的人被说“人色”不好，大概是因为暴躁。我很早就从父亲身上理解“青筋暴跳”这个词的具体形式。这也是很多村里人的秉性，包括女人和孩童，因为贫穷的逼迫似乎从来就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可言。我后来读书以及接触到城里人，总听人讲农村的朴素安静，这大概是一种善意的“想当然”。他们没有见过贫穷到来时候令人绝望的情形，人被逼得“直跳脚”——没有任何办法可言的人，只能跺脚跳腾，让该死的土地能够“有地缝可钻进去”。他们也试图“搬砖头砸天”，但是虚无的天空又把生活的重量还给了土地。所以他们只能和这斗争了一辈子的土地较劲，顽固到“玩命”的境地。

我那时候开始就恨我的老子——我从来不叫他父亲，或者我都很少叫他。我最恨的就是他为什么是我的老子，一生病痛的母亲嫁给了这个贫穷而暴躁的人之后，有了一个见证他们糟糕生活的我，我看见他像踢打一只牲畜一样对待在泥灰中受尽折磨的母亲。母亲的脸上满是泥水和泪水搅拌的肮脏泥土，她的身上没有一处体面的地方。在这个村庄里并没有“家庭暴力”这样的词语，打骂也许在他们看来是最轻省的对待。

母亲在如狂风暴雨之后的安宁之时，拉着我的手埋怨我不应该骂自己的老子。她已经习惯了这种逆来顺受的生活——所有的母亲，以及南角墩的人都习惯了这种逆来顺受的生活。关于这是为什么，我后来在另外一个母亲的面孔上找到了答案，或者说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那一段时间，村子里突然有一种和剧毒农药一样阴毒的气息，很多女人喝药水死去了。她们的绝望村庄是知道的，但是她们的决绝令人寒心。那时候，人们总是毫不掩饰地朝女人说：“活不下去就去‘请死’，大河又没有加盖子！”

跳河的人并不在少数，但这种离开的方式大概太过煎熬，甚至比生活本身更加令人煎熬。大概就像是“有幸”，诡谲而恶毒的药水进入了村庄。他们本来是为了庄稼的生长而来，但是日子连人们的温饱都无以维持的时候，药水绕过了庄稼的生长，直接被主动倒进了人的口腹中，将生命的过程变得更加的粗暴和短促。很多年后，读毕飞宇的《平原》，他写的村庄距离南角墩大概半天的水路，也是这块平原上普通的村落。时过境迁到几十年后，我还能在书本里闻到那股从女主人公嘴里流淌出来的阴毒而诡谲的味道，而她实际上并没有喝下去任何的毒药，是生活的毒辣逼退了太多的生命。

村里的女人带着悲情而不甘的面孔归于土地而又最终抛弃了土地。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她们成为一个被忘记或者偶然被提起的名字。就像是一棵树木的死去，尽管她曾经那么葳蕤而有风情，但她毕竟已经离开了村庄。很多人离开了村庄，包括我的母亲以及很多人的母亲，还有一辈子连母亲都没有做过的人。

这些面孔就是村庄曾经的一种表情，一种重要的表情。她的来源和起因正是曾经不安的生活，而这些现在已然成为一种被忘却的事实。眼下的平安当然是生活的幸运，但那些面孔被忘却或者说被掩饰也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面孔，在时间默默而坚决的流淌之中消失或者改变，而这却都是我所在意的关于村庄的重要细节。

南角墩这样的自然村落，虽然日后被多次的行政调整所归纳和整理，但人们更多依赖于族亲的联系。这种联系看似条分缕析，但事实上是含混纠结并充满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如此让村庄的日常变得异常迷人。

南角墩即便合并过多次但人数仍然有限，具体到只有三十多户的第五生产队——我认为这是我认知的核心部分所在，也是人们所说的“人色”不好的地方。这里，冯姓是所谓的“大姓”，这在整个南角墩都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和平原上庄稼品类有些类似，主要的稻麦两季成为土地上的重点内容，尽管除此之外各种零星的生长也生机勃勃。无数野生的草木参与着生长，哪怕是从外面飞来的鸟类带来一粒异域的种子。

但决定村庄关系的“哲学”基础并不是地理、行政、血亲或者义气，他们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贫富带来的区分和纠葛，就像人们对万物生长的认知——能不能果腹是有效与否的根本，至于诗情画意那是诗人或后人的事情。所谓“门前站的高头马，不来亲戚就来人；门前放的打狗棍，骨肉至亲不上门”，就是一种令人心疼但是实用的“主义”。我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武断的认识：村庄里人们的判断并不完全按道德或传统。他们直接的证据和标准可能正是我们后来诟病城市的两个字：利益。

事实上村庄中如果没有亲缘的自然存在和组织，陌生有时候反而会表现出一种诡谲的亲切。我后来为村庄发明了一个同样有些诡谲的词语：帮穷。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集体心理。我不敢说天下所有的村庄都是这样的，但是平原上的村庄因为贫穷一度非常流行这样的心理。如果安静的村庄有一天突然来了鲜衣怒马的人，人们不用集体商量就会在面部表情上表现出一致的认识：这不是正经的人色。即便是眼看着长大的孩子，突然一天有了点富裕的兆头，那么很快就会流传出关于他“学坏”的消息：男人大多是偷东西，女人大多是偷人，反正一定是学坏了。因为富裕是没有办法得到的现实，也就成为无法被理解的事实——人们大概已经死心塌地般说服了自己，这片土地上生长不出任何像样的日子。如果村子里突然有人家出了坏消息，那么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人们会马上一起面带哀伤地准备出手相助。哪怕家里的母鸡再瘦弱，日子再艰难，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还是比一切都重要。比如一个人死了，无论如何都是死者为大的——大家都会唏嘘着这样说：他呀，人还算是一个好人。这样既是对事实的一种悲情，也是对贫穷的一种安慰。这种安慰对于那个时候的日子来说，有太多无法估量的实际力量。

当然，贫穷并不能成为一切事实的依据和理由。我曾经十分憎恨这种诡谲的心理。人们那种笨拙的面孔上隐含了太多的潜台词，这是平原的平庸和贫瘠的背后隐藏的不良情绪。非常幸运的是，我最终离开了村庄，而村庄也离开了贫穷的事实，他们变得富庶而自得——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丢失了原来的面孔——那些绝望、固执甚至阴暗的面孔一下子都丢失了。当我醒悟过来的时候，一切已经无从挽留。

我并不是狠心要挽留贫穷的事实，但村庄面孔改变以后不容乐观。本来的一切虽然难以面对，但他们熟悉而真实，而如今的一切开始变得陌生。这也是我觉得村庄对于保守秘密的开始——人们的面容包括草木鸟兽的世界似乎都已经变得陌生，甚至他们开始对我守口如瓶。有一些陌生是因为离开，那些原本基于乡里、族亲甚至哪怕是因为小生意而进入村庄的陌生面孔本是构成生活的一切，而如今他们都已经改变了脸色——正如俚语讲，眼睛一翻，不认识张老三。很多人在城里谋得了生计甚至安家落户，多年后回村见了面似乎多了几分衣锦还乡的意气风发。这本也是好事，但他们对待乡里的脸色竟然也不同寻常。可这时候村庄似乎也并不像过去那样猜测和疑惑，甚至对此欣然接受，而是认为他们真有本事。孩子们对于村庄的表情更加无感，即便在五服之内的孩子，也忘记了与血亲相关的称呼或者知道而不再提起，不管他们受过多少良好的教育。还有那些进入村庄的陌生人，本来是挑着担子骑着车子来谋生的，过去他们可以不在乎收入只换一碗饱腹也可以——他们的陌生面孔其实已经是村庄的一部分，这些面孔似乎也消失在村庄里。

令人感到悲情的是，村庄里所有的面孔都变得真正的陌生。有时候在他乡甚至并不遥远的本地城区，见到村里人我会刻意地规避。并不是害怕他们有求于什么，我知道他们早就能够自给自足甚至丰衣足食。只是这些面孔再也不能用过去那个穷困村庄的名字去归纳和定义。

2

南角墩的改变和其他的村庄一样是默默而坚决的，这大概也是符合生长的规律的。古往今来正是这种改变所付出的代价养育了代际的更替和生活的日新月异。村庄在土地上的生长依靠着古老的经验，而这种生长本身也不断地积累和更新着各种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平原来说无疑是众多而迷人的，它们是乡土生活组织的秩序、制度和律条。

很少有人认真去梳理这些古老而朴素的理念。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刻在老板油”上的记忆从来不会失去。如果哪一天突然无处寻找，人们还会说服生活和自己：一定是应该被淘汰的事实才会失去。

这些经验大致包括：方言、风俗和秘诀。

方言是一种顽固的经验。它从来没有被刻意地教授，但已经在日常中训练有素。它们甚至比户籍更加可靠，因为纸上哪怕是石头上的记录也有失效的时候，而无形的记忆却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便是无形而无法变更的顽固——但这些判断如今看来有些过于乐观。或者说，村庄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最为平常的存在，也会如临大敌地面临着改变甚至失传。

南角墩所在的方言版图，在平原上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谓的江淮官话也失去了昔日无法验证的庄重。其实即便在作为官话的时代，南角墩这样的村落依旧是语言版图上的穷乡僻壤。即便是有些珍贵的遗存，但对于后代来说已经无从辨识。就像一个收藏家当年的如数家珍，可能多少年后子孙认为不过是敝帚自珍。

村庄里的方言中细细琢磨有很多古典的影子。比如：箸。在塑料制品进入村庄之前，很多的器物依赖草木作为材料来源，这些并不是原始的古典或者诗意，那是材料本身的缺乏与限制。金属对于村庄也是珍贵的，好铁都用在了生活的刀刃上。生产较之于生活是一种前提，这也是村庄的一条重要经验。木头制作的放筷子的笼子也并不少见，人们称之为“箸笼”。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名字，但觉得非常的陌生而怪异。待到读书读到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家书中令人潸然泪下的那句：“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心中微微一怔，原来南角墩的那句方言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土产，而是有根有据的书面语。

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日后读书也常见到。就像是在城里见到南角墩人，或在字纸上见到方言字也常惊喜。但问题在于，这样迷人的现实似乎已经难以作为一种遗传交代给后人。从南角墩走出去的人们，他们的孩子已经在标准语和外语的世界里成为缺乏语言标签的一代人。即便他们还能说得出方言，但是对于这些貌似笨拙的词语他们不再信任，或者不再觉得它们打动人心。他们更不会相信：自己眼下光鲜的生活和以前的那个村庄有任何的牵连，而自己嘴里的方言会和一本正经的文言文有任何联系。

同样失去信任的还有大量的风俗和一些散落的秘诀。

不要说我们的后代，即便是我们自己，虽然依旧能够站在村庄的现场，一切的生长依旧蓬勃生机，而我们内心已经慢慢地放弃至少是疏忽了风俗的生长。尽管正是这些风俗和秘诀帮助人渡过难关、组织生活甚至成为一种信仰般的存在，但它们还是在不断改变。村庄不再需要这些风俗的全部，她也慢慢地失去陈述和表达给后人的内心，她甚至觉得应该对我们守口如瓶甚至一言不发了。

村庄或者说人们产生和依赖信仰是源于缺少，而恰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丰衣足食的时候。因为缺少所以渴望、寻求以及珍重，使得村庄很长时间内形成一种谨慎的经验，那就是敬慕和尊重四时八节所划分的生活秩序，以及在这些秩序之中产生的为数众多的规矩、方法甚至秘诀。这些解决了生长中的很多问题，即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人们都有终极的理念去说服土地和自身：这是菩萨的安排。在村庄里，菩萨并不只仅仅指某一种宗教，它是利于组织生产和生活的一切信仰的总和。他们可以是如来佛，是玉皇大帝，是孙悟空，也可能是某一时代的官员和领袖——这些信仰的载体还可以同时登场，共同见证人们最为朴素的信仰。与其说这是信仰，他更是一种利于生长、生产和生活的风俗。我像读圣贤书一样研究过这些风俗，它们芜杂而隐秘，有时候甚至是含混而错误的，但是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包涵着一种善念。

人们也经常归罪外来节日和风俗的侵略性，事实上对于村庄来说是一种选择。外部的动力——比如行政指令，文明倡导或者利益的驱使，事实上并没有和村庄与人们的内心形成对等的抵抗力。作为一个在乡者我见证过南角墩的一次震动，那是基于移风易俗的一次土地庙整治活动。在平原上的村落中，土地的崇拜是一种古老的存在，虽然没有严谨而有序的存在，但正是因为其朴素简易的形式更利于铺陈。南角墩曾经只有一个香火旺盛的土地庙，这里面供奉的究竟是什么神仙，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们并不了解。他们被冠以“土地老爷、土地娘娘”，并且还请了乡间的画师陈设了善意的画像，并配之以并不工整的对联。这种土地庙随着村庄生活的繁荣，一时间大量地出现在村庄里，并且形成了一种约定：每一个土地庙只能管一百亩的土地。从村到生产队以至于到每一个独立的庄台都建有自己的土地庙，并且在形式陈设上形成攀比。

在基于公序良俗和土地政策的理论支撑下，这场清理运动迅速地完成了进展，在此过程人们的抵制也是可想而知的。随后——我不能用“死灰复燃”这样的词语，但它们很快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在已经老迈的村庄中。这并不能证明村庄的某种坚定的信仰，但足以实证他们组织生活的原则是“利于自身”。对于村庄而言这种原则其实并不可耻或者落后，这是一种天然而符合人性的方法。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则，村庄又迅速地接纳了新风俗的到来。甚至连最为古老和传统的节日，都在面临着改良甚至改变的危机，这才是村庄心理上的一种不良的情绪。

并不是所有过去的经验都一定迷人或应该被全盘保留，但这些经验所见证和养育的日常实在值得珍惜。较之于方言和风俗，有些秘诀其实已经无从考证或者拿不上台面，但他们其实依旧有被提起以及重视的理由。这可能依旧是现实与经验的一种纠缠。在水患成灾的年头，南角墩所在的平原也经常遭遇水灾的困扰，这些困扰逼迫着人们积累很多的经验，有些甚至具有“唯心”的内容。

平原上的水患大概像节日一样是有区间的，梅雨、夏汛以及“秋呆子”是大概的几个时段。人们根据节气的情况能够判断出一年的水情，这种经验得益于长期的观察和总结，而这也并不是人们追求科学的本意，而是“有利于”组织生活生产的需要。这些经验被口口相传地记录在村庄的集体记忆之中，也成为风俗的一部分。比如说：“上元无雨多春旱，清明无雨少黄梅。”又有，“芒种雨，水流坑；芒种晴，日晒路”。

人们根据这些迹象对一年的生活作出判断，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能扭转现状。耕种作为村庄生存基本依靠的情况下，人们积累的这些经验其实只是对生活的一种预测，并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应付之策。说到底即便是知道了未来的一切，对于无奈的眼下人们只能是“望天收”——“靠菩萨靠天”是最终面对事实的态度。当然，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颇具心思的秘诀，来缓解未知和不安的情绪，这些也是村庄的一种独特法力。

“据说”——这并非不负责任的来源，它是一种神秘的引子，并且因为是“据说”所以无须严格确证。“据说”今年是要有大水的，然后在众多谚语的论证之下就成为“一定”，接着人们忽略了田亩中的生计，那些看来仍是老天爷的事情。人们开始忙碌着村庄的安全——也并不是巩固堤防或者部署物资，而是兴起了一种很诡异的风气——送红布。外婆家的人来给孩子们送红布。这些红布要扎在孩子的腰上，过端午节之后才能去掉——这些看似神秘庄重的要求其实并没有标准化的规程，这就只是一种安慰人心的风气。至于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拯救事实也无人追问，至少人们认为并没有给村庄带来任何的坏处。

不要简单地认为这些诡谲的秘术是迷信，包括那些方言或者风俗可能已经过期或失效，这些都是村庄的一种生长法则和技能。只是他们现在慢慢地被村庄给隐藏起来，即便是亲生的子孙们也一样对其守口如瓶。

3

村庄的苍老首先是从面容和经验开始的，当面容变得憔悴，当经验变得无力，再美好的记忆也只能是纠缠现实的过去。就像是苍老的草木、老迈的屋舍、陈旧的方式都不足以再与现实有任何的招架之力。

草木是村庄的生机之所在，除了辛苦的粮食之外，草木其实更加纵情恣意，这种自由给村庄一种旺盛的精力。千万不要忽视草木的生长，这些扎根乡土的草木，对于所落脚的土地也是了如指掌。他们默默无言地旺盛生长，从来没有留下任何的语言，比村庄的人们还要安静自持。这些草木都各自有自己的名字，它们也有自己的阵脚和秩序，并不比庄稼少丝毫的程序。但它们像没有父母的孩子，知道有了默默的生长就很幸福，就努力地去够到自己的天空，那就是村庄头顶上的天。

草木的衰老和人们一样，是一种被迫离开和放逐。草木世世代代地在土地上生长，他们和人一样信任土地，可是村庄突然并不信任他们了。更多新奇的草木进入了村庄，就像是外地花枝招展的小媳妇进了庄子，那些朴素的女人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她们甚至选择退场和离开。不知道人们对于草木究竟是怎样一种认识，要将乡土树木劝退离开，而大量的外来树木进入了村庄。

那些所谓的景观树木蛮横而无理，他们的张扬只不过是资本的暴力。从它们生长的布局来看，这些景观的生长是毫无生机的，这也导致村庄失去了自己的表情。那些被砍伐和放弃的乡土树木上，生长了几十年甚至已经无法统计的光阴，但他们被人们无情地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悲情，也并没有觉得那些品种优良的物种有什么美丽——南角墩这样的村庄也从来没有考量和追寻过自己的美丽与否，所以对于突飞猛进的村庄治理，人们依旧保持了集体的沉默。过去他们没有觉得这些树木有什么好处，就像一起生活的邻里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的恩惠可言。今天哪个人走了好像也是天理，至于明天自己也走了，那也与他自己再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村庄变得空洞而无助，却没有人知道是草木和游子一样“被离开”。它们也可能和鸟雀飞翔到另外一个地方，把落寞的种子长在他乡的土地上，但不管多么的蓬勃和美好，肯定也只能长出乡愁的苦果。可是，没有人在意这种悲情，因为人们和草木一样在被改变，即便是那些赖以生存的屋舍，也在这种被改变的语境中无奈而胡乱地生长。屋舍的生长非常缓慢，坚固的或者破落的房子面临生长的机遇其实并不多。它们大多数时候就一副自我的样子站在村庄里，有时能守候几百年的光阴。南角墩这样的村庄没有什么古旧的房子，当时间还是古旧的时候，这里还有什么像样的生活，且不要说有什么像样的房子。

最后一间泥土房子消失在村头的时候，大约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样子。那时候村庄里已经都是砖木的房舍，这一处糊着牛屎的土坯房子就像是南角墩老迈而倔强的牙齿，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的遗存。平原上这样的村庄，是没有什么保护意识的。因为过去并没有什么可以保存的，如果有那就是方言、风俗以及困难的生活。方言和风俗都会改变，那么证明困难生活的房子没有什么值得保存的，所以有些改变和放弃并不是什么主观上的无知，而是大量的现实和平庸并不需要如获至宝地珍藏，这对于村庄和生活来说确实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当村庄里的房子有模有样之后，快速出现的放弃也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农民到“农民工”这种微妙而实际的改变，村庄一下子面临了太多的机遇，房屋是人们最在意的事情，人们穷其一生的努力都愿意在屋舍的改变和积累之上——这样看来其实是每一个家庭的努力在改变着村庄的样子，而并不是村庄给人们任何的恩惠。日子就是他们徒手制造出来的，但可惜也是他们亲手放弃的。人们与房屋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危机。危机的诞生是源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说到底是人们和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人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再被信任的时候，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就像是坍塌的房屋一样被决绝地改变。这种改变是人们自己亲手执行的，无从给任何一方追加责任。总体上讲村庄也在遭遇着一种心灵的巨大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仅是屋舍的改变，但它确实是在屋舍的见证之下发生的事实。

土地事实上一直是村庄的主人。虽然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人们与土地的关系，但在受制于天时和生产力的耕种，人们的主动性是有限的，他们更多是被动地接受土地给予村庄的事实。与其说村庄是土地的主人，不如说土地一直主宰着人们的生活，丰欠与辛勤之间并没有一定的联系。但当大型机械和现代科技进入土地，人们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得迅猛而深刻。首先余粮改变了饭碗的状态，让村庄有更多的思考余地。人们开始思考吃饱之后的温暖，起房造屋成为一个时期内人们热衷的事情。从茅草屋到“斗子墙”再到“实扁”的大屋以至于砖混的楼房——村庄在土地上庄稼疯长的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建筑上疯长的喜悦。

这种疯长极大地改变了村庄的风貌，也改变了人们的面孔。他们开始明白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村庄的现状，这导致了村庄又一次革命性的改变，那就是人们对土地的放纵和离开。原本祖祖辈辈生长的庄稼被替换更为经济的品种，继而耕种被替换为养殖，最终土地被最大限度地退出一产，成为二、三产业生长的租赁地。农民从耕种者成为分红对象，这是对土地最大程度的一种放纵。这种放纵给村庄带来的福利，也改变了人们的心性和观念。他们将祖祖辈辈的农具尘封在体面的屋舍里，离开了他们经营了一辈子的村庄，体面的村庄一下子被子孙们的离开弄得人去楼空而又狼狈不堪。

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得，而得又如何”的过程。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赶路离开，把农民的身份成为城市的某一种定语，他们的核心已经是“工”。“农民工”正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割裂而在城市里新生的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为城市建设和局部的家庭建设带来的福音无疑是巨大的。但为此村庄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曾经辛苦一生营造的屋舍以及村庄，如今只能是老旧岁月的留守之地，村庄真的是老弱而无力了。

和人一样，村庄的苍老是不可能返老还童的，岁月从来是不走回头路的。草木已经凋零，屋舍已经颓唐，一切是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没有任何动力再让一切重新来过——我并不是完全的悲观或者伤情，所有的改变也正是重建与新生。他们在日后也会凝聚成一种全新的格局与形态，在我们也许未必能见证的将来，这也是一种古旧的乡愁。每一种生长都没有成为古旧的原始目标，古老是被代替和革新之后留下的迷人过去。我们也无法判断今天的代替就一定错误或者不妥——只不过作为村庄的孩子，作为各种事实的见证者或者参与者，我们今天看到自己的土地越发地对我们保守秘密，这在情感上持续地带来无法被安慰的震动和疼痛。

村庄对我守口如瓶，但那些迷人的过去也只是过去。

周荣池，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协会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等多部。作品曾获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