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艺术报告

——评《山河壮志——油溪桥村乡村振兴报告》

文/罗宗宇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立足时代，也需要表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它促使当下中国乡村正在发生新的山乡巨变，这一时代伟业呼唤文艺的表现和歌颂。《山河壮志——油溪桥村乡村振兴报告》正是这样一部艺术呈现新时代中国乡村巨变的新作，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

报告文学素有“七分题材三分写”的说法，选题材也内在地包含了对典型样本的选择，这关乎报告文学作家的眼力和脚力。《山河壮志》作者将选择油溪桥村归为偶得，实则为匠心，作者以自己的文学责任和眼力发现了油溪桥村。作者精心选择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这样一个小村来讲述大国乡村振兴故事，该样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油溪桥村是一个典型的无资源、无地理和人才优势的村庄，曾经是湖南省特级贫困村，位置偏僻闭塞，自然条件艰苦，村风乡风糟糕，人均收入低，年轻人设法走出去，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振兴且存在多重困难的标本。该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彭育晚的带领下，历经十四年，油溪桥村终于脱掉了特级贫困村的帽子，彻底改变了乡村落后面貌，实现了山乡巨变，获得了“全国十大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文明村”，入选了全国乡村振兴的经典案例，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油溪桥村经验，借油溪桥村来窥全国，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经验，是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山河壮志》在对油溪桥村的山乡巨变进行艺术报告时，集中笔墨塑造了彭育晚这一个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乡村党支部书记形象。《山河壮志》将叙述的焦点放在油溪桥村党支部书记彭育晚的身上，油溪桥村是他“寄放胞衣罐子的地方”，他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村庄有着纯朴浓厚的感情。他离开家乡去南宁经商，率先走向富裕。当油溪桥村召唤他回来作为乡村振兴的带头人时，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和“改变”村庄，他毅然回到了油溪桥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其中除了故乡情之外，更多的是身为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彭育晚一心奉献，大公无私，当“小家”与“大家”发生冲突时，他选择了后者，离妻别子甚至妻子要离婚也不动摇，拆棚子也先从哥哥开始，甚至个人为修饮灌水工程垫付资金。作为新时代的干部，他敢于创新，他积极揽才回乡，探索了“1+2+3”模式；带领大家移风易俗，禁赌禁烟花禁动物放养，倡孝道，缔造和美的文明乡风；以制度促管理，创造性推出了“党员干部积分制”“三比三看”《倡导文明乡风十禁》和《弘扬文明乡风五治》等制度。他注重实干兴村，带领班子和村民修路、兴建饮灌水工程，积极发展村里的产业，村旅融合，让生态绿色成为全村庄的信仰，如此等等，一件件事干过来，终于小村成大事，油溪桥村实现了文明塑村、生态立村、产业强村、旅游活村、人才兴村。在彭育晚身上呈现的正是一名新时代优秀基层党支部书记和乡村振兴带头人的可贵品格，彭育晚的形象既是独特的“这一个”，也是“这一群”的缩影。

《山河壮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通过油溪桥村这一湘中样本，揭示了中国乡村的振兴必须依靠党组织激发群众的内在动力。《山河壮志》与一般的村庄扶贫叙事不同，它讲述的不是借助外力扶贫的故事，而是油溪桥村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主动投入乡村振兴的故事。作品着力突出了全村人“我要干”而不是“要我干”的叙述，发掘出了村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和自觉行动，即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动力。这种内生性动力体现在村党支部一班人就是把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横是扁担，竖是标杆”，牢牢发挥龙头作用，引导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人，把乡村振兴的命运牢牢抓着自己的手里。体现在普通群众这里，就是不等不靠不要、不怕苦不畏难不依赖人，作品中写了很多这样的事例，如修饮灌水工程，为省钱十多个青壮年集体抬电杆上山，为解决电杆运上山的困难老木工主动贡献智慧，女会计夏银莲主动给修饮灌水工程的人送饭。又如张仁望因公负伤却不要公伤补偿，彭祥兵父母为修路主动让田，老石匠彭中才主动免费凿“油溪桥”三个字，他说“油溪桥的事从来都是油溪桥人自己做，不求人也不依赖人。”（《山河壮志》第190页）正是在这种内源动力的推动下，依靠村党支部的引领，村民们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人，大家团结一心谋振兴，即便在家事村事的利益调整中有矛盾冲突但并不激烈，油溪桥村得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开创出了共建、共治、共享、共富的小村大道，贡献出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油溪桥篇章。

罗宗宇，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