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揭开“秭”归千年之谜
文/马尚朝
秭归是一个古老县名,然因“秭”字难解,致使这个县名成为一桩争讼千年的悬案,出现多种说法。对秭归县名的正确解读,不仅关乎秭归的历史沿革,更关乎屈原故里历史考证、屈原及楚辞研究,不能不慎重对待。近几十年来,秦汉时期一批地下文物出土后,让我们眼前一亮,“秭”字终于有解了。2026年以来,我们从湖北、湖南四地出土的秦汉文物中发现20处载有秭归之事,上至公元前222年的里耶秦简,下至公元87年的东汉“元和四年刻石”。“秭归”最早见于里耶秦简,而“秭归”“姊归”两种写法在秦汉简牍中持续并存,这就为解开“秭”归之谜提供了有力物证。
一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秭归之事的系汉代的两则材料: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说秭归为南郡辖县;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说“戊辰,秭归山崩”。最早记载秭归来历的是东晋袁山松,文献已佚,基本内容被北魏郦道元引入《水经注·江水二》:“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该记述多为后世因袭,如唐李贤注《后汉书》“秭归山崩”曰:“秭归,县,属南郡,古之夔国,今归州也。袁山松曰:‘屈原此县人,既被流放,忽然暂归,其姊亦来,因名其地为秭归。’秭亦姊也。”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秭归(归州)说:“周夔子之国。战国时其地属楚。秦为南郡之地。汉于此置秭归县。袁崧(袁山松)云:‘屈原,此县人也,既被流放,忽然暂归,其姊亦来,因名其地为秭归。’‘秭’与‘姊’同。”秭归因屈原姐姐女媭得名,是秭归民间流传最广、最被认可的说法,秭归人都亲切称她屈姑、屈幺姑。
袁山松关于秭归来历的说法应该是有据的,遗憾的是他并未留下证据,我们仅能从东汉王逸那里获得一条线索。王逸解读《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时说:“女媭,屈原姊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引老师贾逵(公元30年-101年)的话说:“楚人谓姊为媭。”王逸为南郡人(今湖北宜城人),当知道楚人有此说法,或者知道比他早近半个世纪的贾逵有此说,他的注解应该也是有据的。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对后世影响很大,多从其说,但因找不到更多证据支持,加之受疑古思潮影响,有人也表示怀疑,明以后出现各种不同说法。明汪瑗《楚辞集解》说:“须者,贱妾之称,以比党人也。”明周拱辰《离骚拾细》说:“按《汉书·广陵王胥传》:‘胥迎李巫女须,使下神祝诅。’则须乃女巫之称,与灵氛之詹尹同一流人。以为原姊,谬矣。”清王闿运《楚辞释》说:“女媭,女有才智者……旧以为屈之姊,屈姊容亦名媭,作赋不宜见姊名也。”诸如此类,众说纷纭。据谭家斌先生研究,“自王逸之后,对女媭释说已近三十种”,谭先生将其归为五类:屈原至亲类,如姊、妹、母、妻、女儿等;屈原侍妾类,如贱妾、侍妾、使女、侍女、女伴等;神巫类,如女巫、神人、巫长等;艺术虚构类,如党人说、假设说、美女说、寓言说、方言说等;杂说类,如星宿、先妣、女修等。如此一来,屈原姊仅为众说之一说了,且已被众说淹没。如果女媭非屈原姊,袁山松的说法就失据了,秭归也就失根了。近现代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就不同意袁山松对秭归县名的解读。
郭老一方面考证“他(屈原)是生在秭归县的人”,并于1965年10月为秭归题写“屈原故里”,另一方面又不认可秭归因女媭得名,批评袁山松“完全是臆解”。他在《屈原研究》中说:“据我看来,‘女媭’不应该是屈原的姊或妹。因为《离骚》是屈原晚年六十二岁的作品,在那时候不应该还有老姊和老妹陪着他过窜逐的生活,而且做老姊、老妹的人也不好那样‘申申’地去骂他。‘女媭’可以解为屈原的侍女,‘婵媛’为其名。”在《离骚今译》中,他将女媭“姑译为‘女伴’,疑是屈原之侍女”。关于秭归得名,他说:“秭归的‘归’字是古归子国的孑遗,金文有《归伯簋》,便是那个归国的遗器。秭字不能解,并不是因为姊姊回来而名之曰‘秭归’。”认为秭归得名源于古夔子国。
郭老观点影响很大,但这种说法本身却值得商榷。首先,《离骚》创作时间虽迄无定论,但几乎无人认为作于屈原晚年,多认为系屈原中壮年作品。其次,县名是一个整体,舍“秭”而独以“归”字作解,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嫌,还会造成难以解决的矛盾。班固《汉书·地理志》说:“秭归,归乡,故归国。”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二》引宋忠话说:“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关于夔国地望,田率先生《夔膚簠铭文读笺》说:“现多数学者普遍认同夔之封域在秭归县旧城归州镇东南至香溪镇一带。”单看“归”字,确实有意义,还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说秭归之“归”即夔,县名源于夔子国,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有一个矛盾回避不了,即“秭字不能解”。这一点恰恰是郭老自己指出的。为解决这个矛盾,有人以《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有楚灭夔之事,“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认为秭归系从“以夔子归”演变而来。此说乍一听也有理,细思却经不住推敲。姑且不论此说是否会造成更大的逻辑混乱,单就楚灭夔而言,后人就不会以此名县。班固《汉书·地理志》明言秭归属南郡,而南郡为秦置,如此,秭归置县不会早于公元前278年。楚灭夔发生在公元前634年,属楚族内部矛盾,并不值得炫耀,如果几百年后还以此入县名纪念,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同时,“归”“夔”在夔国、夔子国、归国、归乡等称谓中确可互通,如果“秭归”之“归”也通“夔”,而“秭”又系“夔子(子)”演变而来,县名自然也可写作“子归”“秭夔”“子夔”等,然历代文献、辞书均不见这种写法,秦汉文物中的20个县名更无此写法。总之,秭归县名与夔子国、夔子归无关,也非归国、归乡演变而来。它们分属不同历史阶段,当各有所据。
二
既然以“归”释县名行不通,那就还是得回到“秭”上来。过去认为“秭字不能解”,是因为找不到解锁钥匙,现在秦汉简牍把钥匙送来了,而且还是一串钥匙,可以帮我们解开“秭”的千年之谜。
按目前掌握的材料,“秭归”在里耶秦简中出现10次。里耶秦简系秦朝洞庭郡迁陵县遗留的公文档案,年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秭归”最早见于里耶秦简7-1背,年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十一月,即公元前222年11月,这枚简牍对研究秭归历史意义重大,说明秭归此年或此前已置县。对秭归更具价值意义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八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三枚简牍,分别为9-1127+9-1920、7-12背、8-1516背,在9-1127+9-1920简牍中,我们首次见到了“姊归”这种写法。秭归为秦置,县名在秦简中的写法自然最有说服力。公元前222年11月至公元前221年1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耶秦简四次载有秭归之事,公元前222年11月的7-1背写作“秭归”,公元前221年8月的9-1127+9-1920写作“姊归”,同年11月、12月的7-12背、8-1516背又写作“秭归”,说明这两种写法在当时是并存的。同时,里耶秦简中写作“姊归”的情形还见于10-1538,虽不确定其具体写成年代,但进一步证实两种写法并存。里耶秦简属秦朝迁陵县这样一个县级地方政府的公文档案,而迁陵县与秭归县分属洞庭郡和南郡所辖,相距千里,我们所见到的“秭归”肯定不是最早的县名,相应的,“秭归”也不一定是县名的最早写法。能弄清两种写法孰先孰后出现当然最好,即使按现有材料,也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我们确切知道了两种写法在秦代并存。至西汉,两种写法继续并存。西汉简牍中9处载有“秭归(姊归)”,其中,公元前186年的荆州张家山247号汉墓456号简、公元前128—120年间的长沙走马楼汉墓0107+0095简、公元前116年前的松柏汉墓35号、47号木牍等6处均写作“姊归”“姉归”。里耶秦简和西汉简牍均为秦汉时期记录政府日常管理运行的公文档案,准确性、可靠性、严谨性自然很高。两种写法在秦朝公文中并存,在西汉公文中继续并存,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仅凭汉字通假是无法解释的,必有深层原因。
大凡地名,一般都有特定意涵,县名更不例外。秦汉出土文物中的20个县名只有“秭归”和“姊归(姉归)”两种写法(因文字自身演变而有变体),没有第三种写法。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从两种写法中去探寻县名的来源。
“秭”在古代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作数词,指数目大。《尔雅》云:“秭,数也。”《说文》曰:“五稷为秭……一曰,数亿至万曰秭。”是以“秭”又有“积”之义,《广雅》:“是‘秭’为‘积’也。”一为鸟名。宋玉《高唐赋》有“秭归思妇”之语,“秭归”“思妇”皆为鸟名,“秭归”一般写作“子规”。除此之外,“秭”字没有其他含义,也无其他用途。郭沫若先生认为“秭字不能解”,正说明按“秭”的本义在县名中解释不通,以此入县名很奇怪。“秭”字早就存在,《诗经》之《周颂·丰年》《周颂·载芟》均有“万亿及秭”诗句,当时人们自然清楚“秭”的本义。古人取名是非常慎重的,按常理,不会将“秭”与“归”拼凑,取一个既无意义又让人费解的名字。秭归为秦置,而里耶秦简中“秭归”“姊归(姉归)”两种写法并存,说明它们意思相同,可通用。《尔雅·释亲》曰:“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姊”比“秭”更有意义,很明显,“姊”才是名县意图所在。我们推测,县名最初用的是“姊”字,“秭”则仅为“姊”的通假写法,而不是相反。“秭”在县名中除“姊”的含义外,没有其他含义。也就是说,“姊归”才是最初的名字,是本名。这就驱散了后世笼罩在“秭”字身上的迷雾,使其露出了真容,原来“秭”不过是“姊”的“替身”。
为什么是这个“姊”呢?秦汉简牍并未留下任何信息,如果不对照后世文献记载,我们其实也不明其义,若对照文献记载,一切就豁然开朗了。传世文献、辞书,如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七·归州》、李昉《太平御览·州郡部·归州》、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第一》,以及《康熙字典·秭》、《辞源·秭》等,引述袁山松记载时均称“‘秭’亦‘姊’”或“‘秭’同‘姊’”“‘秭’与‘姊’同”等,而秦汉简牍中的“秭”与“姊”恰恰就是相同相通的,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二者相互印证,说明“秭”确与“姊”同。“秭”既同“姊”,而“楚人谓姊为媭”,那就证明王逸注释无误,袁山松、郦道元记述可信,女媭确为屈原之姊,屈原放流前曾暂回乐平里老家,女媭特地赶回来劝喻,此后置县时因此取名“姊归(秭归)”。当代楚辞学者聂石樵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屈原论稿》中曾经说过:“屈原有个姐姐,名叫女媭……后人多产生怀疑,我们认为在没有充分证据以前,不能轻易否定古注。”现在,支持古注的证据出现了,从而为这场千年纷争划上了句号。
解决了“秭”的问题,“归”也就迎刃而解了。《说文》曰:“归,女嫁也。”除此之外,还有返回、归还、趋向、归纳等义。在出土的秦汉文物中,有“秭”“姊”“姉”等写法,“归”则仅有一种写法(因文字自身演变而有变体),意思很清楚,就是返回、归来、回来的意思,在县名中用作动词。“姊”为名词,作主语,“归”是动词,作谓语,意思通畅明了。
三
其实,秭归县名源自女媭还有一个重要物证,可与秦汉简牍相互佐证,只是今不存。这个物证就是女媭庙,袁山松、庾仲雍、郦道元等都有明确记载。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二》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关于秭归来历记述后接着写道:“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从上下文看,这段文字应是郦道元的记述。他接着说:“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俱存,指谓此也。”由此看出,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也有类似记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则引东晋庾仲雍《荆州记》说:“宅(屈平故宅)东北六十里有女须(媭)庙。”唐朝欧阳询《艺文类聚》亦引庾仲雍:“秭归县有屈原宅,伍胥(女媭)庙,捣衣石犹存。”
“犹存”“于今俱存”说明原田宅、女媭庙、捣衣石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庙为后人所建,捣衣石则是女媭当年用过的),袁山松、庾仲雍作记时还在,郦道元作《水经注》时也都还在。秭归人大概不会给不存在的人修庙,袁山松、庾仲雍也没必要捏造事实写记。庾仲雍事无可考,袁山松在《晋书·袁瑰传》中是有明确记载的,说他“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著《后汉书》百篇。其祖父袁乔曾在荆州任职多年,袁山松后亦任管辖夷陵、夷道、佷山三县的宜都郡守。夷陵与秭归接壤,袁山松曾到过夷陵县的陆抗城,即今宜昌市南津关一带。南津关为西陵峡的出口,入口则在秭归县境,距乐平里不足十公里。袁山松既写《宜都山川记》,又知道屈原是秭归人,不可能不到实地考察。袁山松、庾仲雍、郦道元所提到的女媭庙,就是证明女媭确有其人的重要物证,如果当时有“文物”这个概念,女媭庙就是他们见到的文物。据秭归县编著的《日月同光——秭归县屈原文化物质遗产》,清代康熙年间当地秀才李世选、李植父子重建过该庙,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普九”时还被用作学校教室。这就有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因为秭归于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才始建纪念屈原的屈原祠,也就是说秭归是先建庙纪念女媭,后才建祠纪念屈原,足见女媭在家乡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分量之重,以她的名义取县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秦汉简牍到东汉刻石、从东汉王逸注释到东晋袁山松、庾仲雍记述再到北魏郦道元引述,脉络清晰完整,相互补充印证,至少证明了这样几个基本事实:屈原确有一位贤姊叫女媭;屈原放流前曾暂回乐平里老家,女媭听说后特地回娘家劝喻;“姊归(秭归)”因女媭得名。这个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就因它被赋予了万千情思,承载着秭归人民的精神情感,秭归民间至今流传很多与女媭相关的感人故事。
屈原有女媭这样一位贤姊,秭归还因她得名,理所当然就是屈原故里了。至于秭归县名来历的其他说法,均不可信。
(来源:秭归县屈原文化研究院,刊于《屈原文学》2026年秋季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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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2版。
来源:秭归屈原文艺
作者:马尚朝
编辑: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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