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心读史，慧灯照人

——龚旭东谢宗玉谈话录

龚旭东：宗玉，首先要祝贺你的散文新著《千年弦歌》出版。在为“致敬岳麓山三部曲丛书”审稿的过程中，我曾拜读过两遍《千年弦歌》，非常喜欢，觉得是这部丛书中特别有个性气质的一本。看得出，这本书你下了很大功夫。

谢宗玉：辛苦龚老师给我们把关纠错，也非常感谢你的喜欢。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高地，没了解前，我总以为这里什么都写尽了，写透了。比如说，江堤老师的《山间庭院》，我早就听说了。心里想，江老师既是作家，又是岳麓书院的研究员，仅此一书，就让人“前面有景道不得”。接受这个任务后，《山间庭院》自然成了参考书目，这才发现江老师以感性印象为主，以空灵抒情为主，这本书不算文化随笔，更像是散文诗，不是我心里想要的哲理思辨、文脉分析、理性研判，由此我发现岳麓山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

后来把几十部参考书翻了一遍，这种感觉更强烈了。目前关于岳麓山的书籍，大多数是一些资料汇编，称得上学术专著的都很少。即便有，也多是述而不作，罗列历史过往，阐述前人的生平或观点，缺乏作者的“歪理邪说”，或者说“真知灼见”，不足以彰显这座名山的性格与气质，也不能借这座山探讨湖湘文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而我正想做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便主动要求担纲《千年弦歌》的抒写。

我认为，文化随笔应该勇于表达独特观点，只要论述合理、逻辑自洽，便足以立论。至于对错，则交由读者评判。传统文化若要与时俱进，为各时代贡献知识力量，就必须不断被挖掘、解析与重新定义，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实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明和文化其实一直是流动的、鲜活的、丰富的，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单一的。

作为《致敬岳麓山三部曲》写作团队的一员，我深知黄耀红老师文笔细腻，擅长抒情写景，由他撰写《万年青翠》再合适不过。王开林老师文字里胆气纵横，豪情汹涌，加上他多年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人物，他写《百年群英》，必定会事半功倍。如果说《千年弦歌》“有个性气质”，可能是因为我总想写出前人未曾写过的观点、感受和情愫。

龚旭东：这正是我喜欢的东西，没有思想的文章很可怕。在我心目中，你就是一位在思想意识上不断精进的作家。你的散文创作是本色当行，总是引人注目。其实你的小说也很有特色，长篇小说《末日解剖》对人性的揭示就颇有独到之处，而这样的写作又与你曾经的职业紧密相关。可惜你写得不多，大家也关注不够。

谢宗玉：提起这个，我又得感谢龚老师了。谢谢你的鼓励与肯定。

《末日解剖》以《伤害》为题在《芳草》头条发表后，曾得到过广泛关注，谢有顺、洪治纲、陈平原等大伽还专门组织文学博士在国内多家重要期刊进行评论。云大评刊还专门组织“圆桌会议”给予研讨。关键是，这些我都是事后才知道。说起这个，真怀念十几年前的文学氛围，然后默默感念那些曾无私帮助过我的人。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的小说大多以警察与罪犯为题材，我一共写了二十几个中短篇小说，《收获》《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都有刊发，也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也入选过中国作协所编的年选。除《末日解剖》外，我还出版了《贼日子》《黑色往事》《蝶变》等多部长篇小说。我的小说，都有较深刻的主题和较复杂的人性剖析，只是我不满意自己的语言表达。坦率而言，如今潜心撰写文化随笔时，我才意识到以往的创作缺乏耐心，有些草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我的青春与精力。离开公安后，我再没写过小说。说起来挺怅然的。

龚旭东：呵，想写就写，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率性而为，往往更见心灵闪光。你最开始的散文集《遍地药香》，表现对大自然植物灵性、生命成长史、乡土记忆与家园情结的感悟，有着一种极为质朴、纯正、本真、诗意的生命意境。

谢宗玉：《遍地药香》其实是我的第三部散文集了，因为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又是专题散文集，还开过研讨会，所以省内人知道得多一些。但省外人可能更熟悉我2003年出版的《田垅上的婴儿》和2004年出版的《村庄在南方之南》，那两本书虽然没有主题，比较分散，但都在大刊发表过，很多文章也进了年选。特别是在《天涯》发表的那组《雨中村庄》，不但得到大伽写评推荐，有几篇还入选过湘教、沪教和苏教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田垅上的婴儿》还全票通过了“二十一世纪文学希望之星丛书”的终评，因“非典”延误信息，我把书给了别的出版社。书的销量不错，当时还有大量盗版。

那时有不少评论家，将我与西北一位散文家并在一起评论，那个作家，我也特别喜欢，他的语言很智慧，很哲理，很诗性。一把干枯黄沙，他都能秒变心灵温泉。如你所言，我的乡土散文，若有可取之处，大约就是本真吧。因为是对少年时光的追忆，感伤里也透着诗意和明媚。

迟子建老师认为我的散文“最大的成功之处，即在于情感表达上倾向于朴素”。蒋子丹老师说我的文字里“包容了一种超然物外让人羡慕的大气”。史铁生老师说我的散文”是把一条朴素的路铺向自己情感的历史和心灵的眺望”。张炜老师认为我的感想与记录“是独一份的，别人无法重复。与街市上风行的花花绿绿的纸片界线分明”。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我的散文比较质朴、内敛、淡然。

有位新疆作家说《遍地药香》放在她的床头，不断读，不断翻，结果书被翻得蓬蓬松松，差不多都厚了一倍。有位七十多岁的邵阳作家，因为喜欢我的文章，一口气给我写了一万多字的评论。之后重新抒写他在小城成长的点滴光阴，与以前的文风截然不同。书一出来，就被认为是他这辈子的代表作。

谢宗玉《千年弦歌》

龚旭东：你的散文集《与子书》，通过书信形式展开与儿子的对话，深入揭示和反思父子代际关系的现实处境，从富于自身生命体验的独特视角出发，关注人性与情感的养成与发展，探讨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与人生意义，散文创作境界为之一变。

谢宗玉：谢谢龚老师还记得这部书。现在重提，内心有一种隐痛。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孩子的世界，变化太快，跟我们的世界完全不能重叠。我的人生经验对他实在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这本书反而能看出我对孩子的思想输出，过于急迫和霸道。好为人师，不是一个好习惯。当然借这本书，我的确把自己对情感、性爱、婚姻、家庭、人性、责任、幸福、成长等人文观念的思考，认真地梳理了一遍。

私下以为，它更像一部关于情感与婚姻的哲学书。我儿子只是个收信工具。而选择一个小孩作为倾听对象，讲起道理来，就会有一种大言不惭的松弛感，书信体能让我更准确地表达自己内心想法。当时在《今日女报》开专栏，很多妈妈追着看，结集出版后，收获了更多粉丝。

可惜现在跟青少年谈情感、性爱、婚姻，因为种种原因多有禁忌。曾有一个读过我文章的初中生对他的妈妈说：“叔叔写的这些，都太小儿科啦，我们这代人，对这些的看法，可比你们生猛多了。”看，我们的教育多脱节啊，我想紧追他们两步，都被叫停了，事实上现在的青少年早已一骑绝尘，跑到我们看不见的远方去了。而我们好多青少年类图书，依然停留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念里，原地打圈，一本正经说套话，疏离得很，孩子根本不买账。

龚旭东：呵呵，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你才想跟成年人谈电影？你的电影思想随笔集《时光的盛宴》，文风再次一变，在对经典影片的咀嚼、回味、思考中，激情充沛、文气强烈地展露出思想文化思辨的政论性、锐利性和开阔性，同时又具有一种独到的思想诗性，大大拓展了散文随笔创作的边际。

谢宗玉：嗯，这是我写得最畅快的一部书。一边天昏地暗看电影，三年看了近两千部电影；一边天马行空写影评，完全是无拘无束的。不管是思想，还是文风，都最接近我的本性。在《随笔》开影评专栏，编辑老师也说我开辟了一种新的影评范式，思维与思想不停地在电影内外跳跃着。与其说是在评论电影，不如说是借电影在评价整个人文社会，让人看得很过瘾。

我也是在写影评时，才发现自己的性格并非只有乡土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质朴与憨纯，我也有很尖锐、很宏阔、很高远的一面。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这应该是湖南人的共性，只是很多人没机会以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那时正当壮年，难免文气浩荡，激情澎湃。现在想来，这可能会影响思想的冷冽与冷峻，但利于共情，所以也收获了不少读者。只是那种快人快言，直抒胸臆，没有半点保留的写作方式，现在行不通了。当然，作为文化思想的传播者，下笔之时，的确得慎重。那时还是过于孟浪了。

龚旭东：感觉你是打一枪换一个赛道，这回又有新气象。给岳麓山定制化创作的《千年弦歌》，可能是你写作中较少也很难得的体验与经验。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岳麓山千百年来重要人文人物的历史梳理，对历史人物人生经历、思想与作品的品读，更是你与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心灵的对晤、交流与发现。

谢宗玉：确实是这样的，我关注政治、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东西多一些，历史文化则关注得少。之所以接这活，就是想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前些年，去地方上采风，写了几篇文化随笔，得到了一些朋友认可，这让我有了信心。也是写进去了，才发现里面可写的东西真的很多。

做学问就怕认真，偏偏我就喜欢较真，一头扎进去，什么权威都不信，只信自己的所看所思。写出来的东西，从文学艺术上讲，不说有多好，可往往能让人耳目一新，文章总有一些我以为很重要、很别致的东西，被我捕捉到了。就仿佛古人每每带着别人去逛他的豪宅，而单带我去庭院一角，逛他的青草池塘，感受很是独特。读者看我的书，相当于我反过来做了向导，带着他们去游古人的隐蔽池塘。

龚旭东：好像是这么回事，比如你写杜甫、韩愈，写罗典、欧阳厚均与曾国藩的师生之情等，都别具匠心，跟我以前看到的文章确有不同。

谢宗玉：是的，比如说，人家说，杜甫在湖南只能用四个字形容：老、病、穷、愁。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杜甫在长沙至少过了一年从容而充实的采药卖药生活。

还有，韩愈在麓山写的那首长诗，为什么情感复杂，忧欢难测。他住在青灯佛寺，却写了一首耐人寻味的干谒诗。如果将他滞留星城的背景，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倾向挖掘出来，长诗的种种微妙，便一目了然。罗典、欧阳厚均和曾国藩等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只要沉下心，细细品味历史背后的人性，自然能得出一个更中肯的结论来。

龚旭东：正因为这样，我总觉得，你的这部作品已经溢出了定制化要求，进入了一种更加自由不羁的、精微而广大的心灵驰骋意境和写作境界之中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对此相信你一定颇有感触与思考。

谢宗玉：谢谢龚老师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在史书中浸洇久了，自然能与那些历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种平等视角。将历史人物当朋友看待，就不会对他有低到尘埃的道德崇拜，而是只将他当一个会喜怒哀乐的人来写，不再是简单的功过是非，要写他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比如写杜甫，诗圣杜甫并不存在一定要占据绝对道德高度的理由，我写了杜甫性格中的诸多缺陷，反而把杜甫写活了，让读者更喜欢有血有肉的杜甫了。

当然，文化散文中，历史人物相对容易写些，难的是根据一鳞半爪的片章或典故，推导出当时整个社会思想、风潮及时尚的走向。这一块，对国内的作家，目前好像还是空白？比如我的《佛树因何结儒果》《佛光里的潇湘》，就是将某个原点撕开、扩大，然后呈现当时社会风潮的全貌来。不一定正确，但至少开了一道思想文化的新口子。更多人探头进来，自然会各有各的发现。人文学科是由一幅幅缤纷的画展拼凑成的，绝不能统一口径，一旦那样做了，人文学科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龚旭东：嗯，这让我想起宋代名将李纲那首《宿岳麓寺》，你能从这首被人们忽视、淡化甚至切割的诗歌中，钩沉出真实的历史现场和诗人忧愤、苍凉、悲壮的心绪，从而还原出大时代背景下两宋之际长沙经历的一段惨史，让人为之目眩。

谢宗玉：是啊是啊，这首几十句的长诗，现代编者居然只保留他赞美麓山甘泉的四句诗，连管窥一斑都说不上。待我找到整首诗歌时，整个人都呆住了。相对麓山其他诗歌来说，这首诗气质迵异，它描写的是潭州兵连祸结后的悲惨状态。此诗的存在，像一粒琥珀，将那段人间地狱般的至暗岁月，给永久鲜活地保存了下来。

我不明白编选者到底出于什么心理，要把这首诗给肢解了。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吗？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觉得，这首诗不但不该雪藏，反而得将它雕刻在长沙最显眼的位置才好。平民百姓读了，会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仁人志士看了，自是忧患挂心，警钟长鸣，从而力争上游，永不懈怠。

龚旭东：我记得审稿时，《千年弦歌》中还有一篇《污名之问》，是为唐代诗人宋之问辨污正名的，十分独到，可惜最终似乎没有收录进来。这样的文章，因其回避了四平八稳，反而精彩异常，即算是一家之言，在文章本身也应该是言之成理的，而且很出彩的。

谢宗玉：其实这类文章还有几篇，都被甲方给拿下了，没办法，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在我看来，文章从麓山入手，于别处用力，那些旁逸出来的有趣内容，反而能增加读者对麓山的新鲜感。可惜理念不同，甲方不认可。这些文章，等以后出新文集了，看能不能找个主题，收录进去。

作家谢宗玉

龚旭东：《千年弦歌》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四个部分都围绕岳麓山的千年文脉有内在逻辑地展开，但将每一辑内的各篇文章摊开品味，又会发现其中颇有一种真挚而率性，苍郁而灵动的气息贯穿始终。这与你从岳麓山这个独特的切入口进入长沙历史、湖湘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姿态有关，也与你不按以往历史叙述的套路与现成结论去套路这些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有关。你所说的，是你自己咀嚼过的、思考过的历史内容及其意味。你时时体现出一种问题意识，不断向历史材料也向自己设问，甚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经过自己的考证、思考之后，有所得就说，得多就多说，得少就少说。例如《佛树因何结儒果》，从岳麓书院源于佛寺这一历史事实深挖下去，探究佛教与儒学的生存发展路径，颇为别致。

谢宗玉：个性化可能既是这本书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跟《时光的盛宴》比起来，这本书的遣词造句，收敛多了，也讲究多了。但还是能看得出我强烈的个性来。好在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作家，在客观分析中，夹杂一些主观感情，也无可厚非。好在，我一直强调，虽然我有问题意识，但我不保证我推导出来的结论都是正确的。我只是让读者看到，这件事，这个现象，还有另一种解读。《佛树因何结儒果》一文也是我自己较喜欢的，和尚办学招儒生，原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坑，我却顺着小坑挖了一口深井。这对岳麓山文化往纵深发展，其实很有裨益。按我最初的设想，这本书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文章，那样的话，我有信心写出一部很不一样的书。只因与岳麓山方的理念有偏差，书才变成现在的结构体系，算是一种折中吧。

龚旭东：尽管这样，《千年弦歌》仍是一部有思想含量与学术含量的散文，在散文的优雅外衣下潜藏着一种深切、郁结、雄放、不羁的情怀、态度与笔锋，有一种属于你谢宗玉特有的忧郁、忧患、忧愤却又温情、温暖、温润的气息与气质，因此，它溢出了定制化的要求，是必然的，也特别宝贵。

谢宗玉：再次感谢龚老师的溢美之辞，但愿读者不会失望。这部书能出来，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些专家，三番五次给我们开研判会、改稿会。岳麓山方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做成这样一套书，也功莫大焉。麓山的领导有大格局、大情怀。我能躬逢其会，非常幸运。这本书至少可以让文坛和熟悉我的读者，再给我贴一个标签。这样一来，我就有如下标签了：新乡土散文作家、犯罪与悬疑题材的小说作家、热衷政治思想探索的影评家、青少年情感教育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现在加一个湖湘文化随笔作家。哎，想一下，这并不是好事，口子开得太多，容易半途而废，很难成功。不过也没事，率性而为嘛，至少自己痛快了。

龚旭东：这个不用担心，写作本就是想写就写，从心所欲。这部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你特别用功、努力地以与岳麓山相关的古代诗歌作为重要的历史材料、作为梳理岳麓山千年文脉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切入口，作为一条主要线索与脉络，而且屡有自己的心得体悟和独到结论。如《佛光里的潇湘》，从本土诗僧齐己和本土儒生李群玉的视角切入，探究唐代儒、佛消长对湖南文化的启蒙与革新，这是以往人们注意得不够的。

谢宗玉：是啊是啊，前面也有提到过。我发现故纸堆里的原创作品，值得我们重新去审读挖掘。以往做研究的人，可能是思维固化，也可能受已有结论的限制，不愿推出自己的新发现。而后来者，没耐心看原创作品和第一手资料，只拿着前人的研究论文来统计分析，这样一路叠加，就很难再有新观点。

我们作家如果能从风花雪月的日常琐碎和西方小说的吉光片羽中挣脱出来，认真对待古代那些旧史料和原创作品，文化散文和随笔，其实还是能够出现一些崭新气象的。我读着那些资料，有时也会被自己冒出来的想法吓一下，耐不住好奇，顺藤摸瓜去求证，竟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就比如《佛光里的潇湘》，文章披露的其实是一个宏大命题，只是我没有精力趁势扩大我的思考范围，不然做一本书、几本书，都有可能。我认为经典的科举模式是新兴官僚阶层与皇帝斗法的结果，科举的兴起，的确是针对门阀士族，受益的却是新兴官僚地主阶层，至于底层百姓，则基本排除在外。但以往知识传递给我的印象，科举是冲着寒门子弟来的。还有，佛家哲思才是潇湘黎庶的心灵启蒙，也很可能立论成立，值得花大功夫去探究。

说实话，有一刻，我都想入高校谋个职，像教授们一样拿到科研项目，然后好好坐坐冷板凳，认真研究学问。我甚至怀疑自己选错了方向，不该做作家，应该做学者。现在因为有些急就章的味道，再加上老担心读者喜不喜欢看，看不看得懂，所以写起来，总有很多表达上的顾忌。

龚旭东：宗玉是文学家，当然本能地就会从文学进入历史，追寻湖南历史长河中的文脉，因此在《千年弦歌》中单辟出一辑“诗话流芳”也就顺理成章了。这里面也满是对诗与史的独特咀嚼与品味。如《一首古诗里的潭州悲歌》对长沙城的至暗时刻，对宋朝历史中屈辱、荒诞、悲壮、苍凉的人与事作出的钩沉、发出的浩叹。如《江天暮雪的打开方式》将自然景色与社会嬗变相关联，展示出古今人们感受自然、观照人文的审美心绪与意趣。而对心灵与情感的关注与表现，从本质上造就了这部散文集的文学品质。

谢宗玉：是的是的，作家想要呈现的东西，跟学者还是有些不同。作家从故纸堆里打捞东西，总想让它染上自己鲜明的个性，然后尽可能多地推送给最广大的读者，以达到感染或普及的目的。

龚旭东：千百年来，岳麓山的每一处，其实都沉淀着历史长河中的无数烟尘与光华。你希望挖掘和揭示的，是你以自己的体验与视角追溯和晤对过的历史场景中历史人物曾有过的体验、心绪与情感，可谓慧心读史、慧眼拾珠、慧灯照人。

谢宗玉：呵，龚老师读书好，又是火眼金睛，能得到您的认可，我也就有信心继续下一部文化随笔的创作了。我可能会坚持自己的这种创作风格，不说在文学上能取得多大成就，但如果继续下去，我想我的文化随笔，必然带有自己的辨识度。能自成一家，我就满足了。至于更多外在的东西，已没有足够的心气去追求了。

龚旭东：好期待读到你下一部文化随笔。时间刚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谢宗玉：好的，谢谢龚老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应邀做这场对谈。

作者单位：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