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先知李卓吾

文/姜天剑

明年就是李贽诞生500周年，但不知世间有几人记得！

秋风萧瑟，湛蓝的天空里鸽群在自由翱翔。站在通州西海子公园的李贽墓前，我对着青碑灰冢出神，想起李贽故乡泉州那蛰伏在狭窄街巷里的旧居。他从彼处走来，他从此处离开，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他生命扁舟在风浪里时隐时现，一如他身处的时代……

遥想他幼年丧母时该是多么悲伤与无助，当他26岁中举时该是多么意气风发，当他为了微薄的俸禄辗转于河南、北京、南京时该是多么沉重，当他与焦竑、耿定理、袁氏兄弟论道时该是多么酣畅淋漓，当他临民姚安时该是多么的从容睿智，当他流浪于湘楚孤村野寺时该多么落魄孤独、当他剃发于龙湖时该是多么五味杂陈，当他自刎于诏狱时该是多么痛苦决绝。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他“非庄非老，不儒不禅”，就如传统的绝壁上破岩而出的一棵歪脖子松树；他的活法与死法都与众不同，他的思想和人生都是一个传奇。他给后人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给予的答案，不能被忽视，也难以被定义，故而数百年来只能笼统地把他称为“异端”。

在李贽所处的时代，他被称为“异端”理所当然，因为对于当时牢牢掌握着全社会绝对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的儒家精英来说，李贽的思想已经不是简单地冒犯，简直是一种无情的揭露与彻底的颠倒。所以他的著作在明清两代屡遭禁绝，《四库全书》对李贽也作了全面否定和不遗余力地恶毒攻击抹杀，即使他的挚友拥趸也难以预计到他的精神将会为下一个时代的先声。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他“出之过早”；也被他事实上的后继者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斥之为“刑戮之民”“小人之无忌惮者”，并认为李贽及其代表的泰州学派，败坏士风，对明王朝的覆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权且不论这一指责恰当与否，至少可以说明，对李贽与顾、王等思想家似乎并不宜用“早期启蒙思想家”之名笼统视之。

李贽的思想就像那天上的金星，伴着旧的时代的余晖落幕时叫长庚星，伴着新时代霞光升起又叫启明星。有清一代，李贽的作品虽然被列为禁书，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如一股涌动的暗流，戴震、袁枚、龚自珍、魏源等人依然深受其影响，继之对专制的君主和教主发起了尖锐的抨击。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东渡日本求强国之道的中国学子，竟然发现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导师吉田松荫对李贽推崇备至，李贽的思想成了日本维新派志士求变图存的重要思想资粮和攻城利器。于是严复、邓实、黄节、邓秋枚、吴虞等诸多改良派、革命派的思想家们纷纷翻出了李贽这个“出土文物”，作为西学东渐、思想转型的内应。李贽死后300年，山河破碎、饱受欺凌之后，更多的后学才逐步意识到李贽思想的价值，传统之积重难返至此，不亦悲乎？即使时至今日，李贽思想的影响似乎仍然局限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和文学思潮领域，还被标上各种西式的标签，与欧洲的启蒙诸贤进行比较；上身西装下身马褂的李贽，仍然似被闲置于历史展览柜里的一件怪哉，与国人相当隔膜。

几百年来，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看到了、读到了李贽思想对传统的革命性与颠覆性，但是他是凭什么去对固若金汤的传统发起猛攻，却鲜有人说透。人们记住了他的“童心说”“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儒者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却似乎仍没有找到他立论逻辑起点。这或许是虽然李贽思想斐然成章，却历几百年仍然未能深入普通人的重要原因。

数百年以来，中国晚明以来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家并不少，如前所述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还有后来的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等，但李贽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立论的起点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以人为本”。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孟子的“民为邦本”，是历代圣君贤相推行“仁政”的重要方略，任何对民众的残虐都会被史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民本”思想虽然一贯以慈眉善目示人，但是稍经推敲就很容易发现，民本思想是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秩序而采取的统治方针；正如一个牧民爱他的羊，不是因为尊重羊，只是因为羊是他的财产，是羊毛、羊奶、羊肉的来源。而人本思想则完全不一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强调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及感性存在，人不是为天理而存在，如何去满足具体的、感性的、活生生的人的合理欲望才是天理应有的内容。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要迟至19世纪中期才由费尔巴哈所提出，并为马克思所继承发展。而李贽则是中国思想史上人本主义的先驱，他要求把人当人看，明确提出“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光辉论点。

民本与人本，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天悬地隔，一个是以群体为出发点，是以社会为本位，另一则是以个体为出发点，是以个人为本位。

李贽的人本主义在其哲学思想上体现为，以《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元气辩证论作为出发点，推出自然人性论这一关键的理论基础，以“童心说”为旗帜，将人的自然情感、生理欲望、个体利益与诉求从程朱理学先验的“天理”中“拆篱放犬”，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并提出“人即道，道即人”“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建立起了他的人学本体论，这个“人”既指“首出庶物之资”的气质性的人，也指“绝假纯真”“自作主宰”的精神性的人。

李贽的“童心”并非懵懂无知的赤子，而是摆脱了传统的“闻见之知”蔽障，勇于作出独立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勇敢而诚实的人。他努力破除儒门对于孔子的偶像崇拜，从孔子从道德神坛拉下，还原为一个血肉丰满、有待有望的先贤。他强调“行不离知”“知不离行”“知行相须”的知行统一观，并由此进一步提倡“实学实行实说”，为打破程朱理学业已十分严重的空疏、迂阔、教条、僵化，从认识论上进行了廓清，为价值与真理的多元化，为把社会功利作为认识真理的标准做了理论的铺垫。这种脱虚向实，是对明末“无所不假”的普遍虚伪的有力反击，也成为有清一代朴学的先声。他把这个归纳为“道不虚谈，学务实效”。这是对个体经验久违的回归。这既有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也是对之的突破，时人誉之为“又创特解，一扫空之”。

在伦理思想方面，李贽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一语点破了道学家们讳莫如深的“人必有私”的基本事实，指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虽盗跖不能无仁义之心”。肯定了个人追求自己合理的私人利益是善而不是恶，他明确提出“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在对“率性”的解释上，朱熹把这个“性”解释为“天理”，而李贽则解释为至诚无伪的天性，这是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的条教禁约的彻底翻转，承认每一个人个性的差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态度与生活道路的自由。他公然反对长期以来的“女子小人论”“红颜祸水论”，并提出“大道不分男女”，初步展现出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价值倾向，提倡妇女解放，如他主张妇女有求学问道的权利，寡妇有再嫁的权利，反对宋儒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对逼迫寡妇守节殉死提出了强烈谴责。他对理学家们奉为圭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主张“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人格平等；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这种平等与自由的精神虽然还只是一种“平生不爱属人管”主观自在。但这种平等观对李贽并非灵光一现，翻阅他的著作随处可见。在李贽所主张的伦理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幸福，这才是人本主义最直白有力的陈述。现在这些于我们都不过常识，但在几百年前等级森严的社会该是多么振聋发聩。那些作为利益既得者的儒门官僚与皇帝该有多么恐慌和痛恨，所以他们要从肉体和思想上消灭、封禁李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政治思想方面，李贽以人本主义的攻城锤对“蔑视人、践踏人、不把人当人”的专制体制发起了更为直接、更为猛烈的攻击。李贽曾先后担任过京官和地方官长达二十五年，看透了专制统治本质上是一种假仁假义的特权人治，根本目的是要保护专制统治集团的特权与私利。他悲愤地揭露“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官吏们不过是衣冠大盗，在公堂上大讲破私立公，后堂却坐地分赃。而统治者开科取士，不过是想“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不过诱你作他奴才耳”，所以他不遗余力的呼唤“豪杰精神”，希望藉此恢复民族的刚强、血勇。李贽把人民的福祉作为至高的政治原则，他主张“因乎人”“恒顺乎民”的至人之治，这其实就是一种人民的自治；他接受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观点，主张为政者要象舜帝一样“好察迩言”。这些主张看起来与“民本主义”者差别不大，但是他却做出一些更为根本的规定，即“夫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尔”“小民之外，又何者为天下计”“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他把抽象的“民”，落实到了具体的每一个人。正是基于以上观念，所以他才有条件的肯定了蜀汉的谯周和五代的冯道，肯定他们在乱世中尽可能使黎民免遭涂炭的作为。

在经济思想方面，李贽认可“民以食为天”，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生财有道，则财恒足，理财亦不外修身大道也”，批判“……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如何能够实现“足食足兵”是李贽最为关心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所以他说：“不言理财者决不能治平天下”。晚明商品经济的壮大，在东南地区催生了一个新的工商阶层，李贽为商人抱不平：“且商贾亦何可鄙也？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提出了近似于现代市场自由竞争的理论，鼓励人们“勤俭致富，不敢安命”，并主张要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达致“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各遂千万人之欲”。这是人本思想在其经济思想方面的直接体现。但是在论及民族危难时期的财政问题时，他也与儒家传统的立场相左，赞成在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重征商税”，他对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均输之法”、盐铁专卖表示了赞同。表面来看这只是在谈论历史，如果联系明末的社会现状，就会知道，晚明江南的士大夫和富商巨贾积累了天量的财富，却不愿缴税分摊成本，以舒缓国家的财政压力。这是导致晚明社会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李贽的人本思想并不能与后世的个人主义划等号，他在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同时，希望实现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平衡。

在别人的眼里，李贽是“异端”、是斗士、是思想家，但是在他自己眼里，他或许只是一个修行者。他如此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他没有理由不看重自己的生命，他确实在诏狱中仍然寄望万历皇帝能够认真去读一读他的作品，能体会他“志在救时”的良苦用心，但最后他却选择了用剃刀自刎。有一位老朋友曾经问我：“李贽为什么要自杀？”我当时没有回答。我想也许李贽认为被迫自杀是对自己思想最好的践行，是人生最好的归宿。他早在九年之前就跟学生汪本钶预言过“吾当蒙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由此可见，那时他就已经抱定了以身殉道的决心。他自己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凡为学者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他贯通儒、道、释三教，所珍爱的早已不只是这有限的肉身，而是那经过深思的“自作主宰”的灵魂，只有这样的灵魂才能“与天地作配于无疆”，从而融入永恒的宇宙；他为生命找到了更为深刻的根本，完成了精神的超越。他和苏格拉底一样，以主动结束生命完成了对自己学说的血祭。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李贽的思想遗产极为丰富，在此只能挂一漏万进行概括，但这些足以证明李贽是我国人本主义的先驱者，是我国从专制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长夜的第一道闪电，转瞬即逝的闪电。更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本土原生的思想，比为现代社会奠基的西方的启蒙思想还早上近两百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自由与平等并非泊来品，而是中华文明内在的应然要求。当然，李贽的天才批判思想，还不成体系，虽不无深刻却又相当稚嫩，更谈不上可行的社会转型方案。故而还远不足以撼动两千年的专制统治根基，真正能惊醒俗儒迷梦的只有西方坚船利炮的轰鸣。这是李贽的宿命，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必然。历史的道路百转千回，谈不上线性的规律，却有总体的方向：正义与自由要求在越来越广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

李贽的一生，弃官、弃家、弃发，直至弃命，以向死而生的决绝，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令人惋惜的图腾。

（文中图片皆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