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种新可能

——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刍议

文/孙大坤

2024年《延河》杂志刊发的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指出，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¹新大众文艺的勃兴，表面上看是受惠于技术进步和媒介融合带来的便利，更深层的动力则在于长期以来国家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持续投入，以及经济建设成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反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借助于互联网的普及和新技术手段的发展，大众得以更便捷地表达自己的切身经验和真挚情感，不仅促成“写大众”向“大众写”的根本性转变，也使得文艺作品的传播方式由单向刊发转向多向互动，更使得文艺的价值取向由偏重娱乐消遣转向精神建构与公共表达；创作者的个体经验与时代议题由此也得以相互交织，人民性的核心价值立场更好地体现出来。

纵观新大众文艺实绩，散文创作尤为突出。其实，早在“新大众文艺”这一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提出之前，范雨素、陈慧等少数几位“素人作家”的散文创作已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关注²。彼时她们的作品更多是因为创作者的身份而被贴上“素人写作”“底层写作”的标签，或者是因为题材的亲历性而被划入非虚构文学的范畴。随着“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素人作家开始涌现并得到系统性的扶持，其中散文创作者尤其突出，比如2026年3月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的新大众文艺专场邀请了王瑛、胡静、关英贤等六位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走进《中国作家》编辑部并参加现场改稿，其中有五位从事散文创作或者非虚构写作，足见散文创作在新大众文艺中的突出地位。

新技术、新作者与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的新生态

新大众文艺首先意味着创作者的扩容。具体到散文领域，笔者以为，散文创作之所以能够在新大众文艺创作中凸显，与散文本身的文体特质密切相关。

自新文学发轫以来，中国现代散文创作蔚为大观，不过较之于小说、诗歌等文类，散文在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上相对不够成熟，文类的定义和评价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争议，有待建构更加完备的自主性理论话语。³不过，也正因如此，散文创作在新大众文艺中显得尤为突出。首先，相较其他文类，散文文体限制少，语言形式也相对自由，叙事、抒情、议论兼容并蓄，极大降低了普通写作者的创作门槛，为大众书写提供了适宜的文体载体；其次，散文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既可书写个体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也可介入社会现实，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天然契合新大众文艺个体发声、公众共鸣的内在逻辑；再者，散文的篇幅长短皆宜，文本形态开放，能够与图像、音频、短视频等跨媒介形式深度融合，既适合碎片化阅读，也能灵活适配移动传播的需求。可以说，散文既是传统文学体制中最具弹性的文体，也是新大众文艺中最具活力的文类。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也助推了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的繁荣。过往，根据一般的写作规律，创作者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写出来的作品还需要经过特定的渠道，历经“创作——评审——发表”的系列流程，才能进入公众视野。但是在今天，任何普通大众在工作之余，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或者戴上耳机，就可以在电脑、手机上打字或用语音转换，记录下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发表自己的体会和意见，然后再依托触手可及的媒介空间——创建微信公众号、注册微博或小红书账号、发布抖音或快手短视频——进行发布，而不必期待投稿过审、等待杂志排期；读者只需动动手指进行检索，就可以快速地找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作品。⁴写作、发表门槛的大幅降低和阅读入口的便捷化，使得外卖员、环卫工人、货车司机、农民工、退休人员等非职业写作者得以进入公共写作空间，开创出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的新局面。

如果说早前范雨素的一夜成名是当代文坛的例外，那么今天“劳者歌其事”的写作已经成为常态：江苏泰州的小馄饨店主常玫瑰，正如她的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她一边做着小买卖，一边在店铺内完成上百篇散文的创作⁵；来自甘肃的李文丽在工作之余创作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做家政》，记录了自己多年来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职业经历，更将眼光扩展到家政女工群体的生存现状和自己的成长心路⁶；出身豫北的货车司机牛二哥，在运货跑车时装卸货物、加油加水、服务区休息等工作间隙写下了《货车司机牛二哥》，完成自己在车轮上的时代见证⁷；以“外卖诗人”闻名的王计兵在2026年发表了以母亲名字命名的非虚构文集《成珍》⁸；除此之外，还有清洁女工王瑛、天津民间入殓师韩云、女外卖员王晚⁹……可以说，借助新技术的出现和新大众文艺的东风，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纷纷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曾经作为大众散文理想的“劳者歌其事”，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显示出真正落实的迹象。这些朴素直白、生命在场的新大众文艺散文作品，不仅引发了广大读者在经验和情感层面的深度共鸣，也显示出新大众文艺记录和表现时代风貌精神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这些素人作家的涌现，既展示了新大众文艺浪潮中“新大众”作者群体的创作潜能，也体现出文艺创作的新生态。传统的文艺体制生态呈现出专业作家和大众作者的二元结构，这在相当程度上映射出以往社会各阶层之间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均衡，以及社会分工和文化身份的相对固定。过去，素人作者在从事散文创作时，或者因文化素养不足需要专业作家的补正，或者在写完有限的经验之后便难以为继，又或者因从事文学创作而使得本职工作难以兼顾。即便是对于今日的新大众文艺散文作者而言，这些情况其实也不鲜见。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新的创作生态可能正在出现。一方面，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系统和日渐普及的高等教育已经使得大众的文化素质相比以往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不断进步的新技术手段也使得大众的学习、创作和发表都愈加便利；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大众的劳动状态和社会身份也变得愈发灵活，过去那种专业/业余、精英/大众的二元化文化身份区分，在部分创作者那里，开始被一种更加灵活、混合的状态所取代。¹⁰这样的发展趋势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加强，因此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文艺散文的创作主体，需要以一种朝向未来的眼光去想象一群“新人”作者。一位从事体力工作的普通劳动者，可能同时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既对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朴素的情感，也能够将之精准地描绘和细腻地表达，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学之于他们，可能只是对现有生活的补充，而不是一份需要重新操持的职业。

“向下扎根”和“走进日常”：新大众文艺散文的题材转向

如前所述，新技术的兴起极大地扩充了新大众文艺散文的创作群体，普罗大众也开始拥有记录日常生活、表达个体经验并将之展示于人前的自信，这也助推了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在取材范围上的有效拓展。经由这些作品，越来越多人们熟视但不确知的社会、职业领域逐渐得以向大众敞开。比如，几乎每一位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都少不了要和快递、保洁、网约车司机、菜场小贩、建筑工人等群体打交道，然而在此前的当代文学场域中，来自这些普通劳动者第一视角的亲历性叙述是缺席的。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的兴起，使得读者能够看到他们基于切身经验和感受写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由此带来了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的另一个特征，即创作视角整体性下沉，从书斋玄思、文人雅趣转向劳动现场、市井烟火、基层生存。其尝试以微观个体的具体经验折射宏观时代变迁，展露出一种“向下扎根”和“走向日常”的纪实精神。

对于上述情形，有学者指出，其中显示出的是新大众文艺从“现实感”到“人间感”的旨趣变化。¹¹具体到散文创作这一领域，则表现为创作者多为素人，写作多以亲历性、原生性、非虚构为特征，摒弃过度修辞与刻意抒情，以真诚直面现实。这种转变可以概括为以普通大众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源头的价值导向，从精英趣味向寻常世界的结构性拓展，以往被忽视的日常经验也获得了典型化的可能。

其一，劳动叙事成为散文新的审美增长点，流水线、工地、菜场、送餐路、快递站等具体职业场景进入新大众文艺散文的审美视野，构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劳动散文”谱系。这类作品直面身体劳作的艰辛、生存压力的沉重，同时又展示出底层生命的坚韧和朝向未来的乐观，将劳动价值、职业伦理与生命尊严熔于一炉，形成朴素而厚重的美学风格。例如，借助“菜场作家”陈慧的描绘，菜场这一过往文学图景中常被忽略的板块得以照亮。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陈慧提及自己从小被家人保护得很好，2004年嫁到余姚并进入菜场之后才逐渐了解生活中现实的一面。但是，她的创作并不是那种在苦难中激发勇气的常见套路，在她的笔下，虽然菜场诸人也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而发生摩擦，但市井百态、人情冷暖的背后最浓郁的底色却是普通人成长中所经历的内心挣扎和面对困境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与勇气。

其二，都市经验与公共议题深度融合，都市漂泊、职场压力、代际关系、情感困境、心理健康、生态关怀等内容，从私人话题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公共经验。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文本在微观个体情绪与宏观社会问题之间建立具体性的联结，实现“小我叙事”与“大时代关切”的统一，进而彰显出强烈的现实感与公共性品格。比如《擦亮高楼》的作者王瑛是以清洁女工身份为大众所认识，在从事保洁工作之前，她是一位幼儿园教师，退休后为了帮孩子还房贷才重新踏入社会，进入保洁行业。她作品中的叙述虽然从表面上看多是个人笔记，但背后却映射出职业身份的社会落差、代际之间的经济关系、故乡和都市的空间转换、工友群体在生存和尊严之间的艰难平衡等复杂却又普遍的社会议题，王瑛的个人经验也由此生发出深远的公共意义。

其三，乡土书写呈现出现代性转型的趋势。很多新大众文艺散文的作者来自农村或者小镇，在当代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入都市，乡土和都市之间的“居间”经验也是他们绕不开的话题。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乡土散文创作突破怀旧式、田园化的抒情范式，转向对城市化、乡村振兴、人口流动、文化变迁的纪实与反思。东莞基层体育工作者章新宏所作的《从江右到岭南》入选了花城出版社2025年推出的“新大众文艺丛书”。书中记录作者与其工作地东莞结缘的奇妙经历，作者借助回忆亲人以及家乡饮食等风物，抒发自己对故乡的怀念¹²。李文丽《我在北京做家政》一书包括“我在北京做家政”“我和我的姐妹们”“来处和归途”三个章节，前一个章节是作者职业经历的记录，后两个章节则饱含了作者对同在北京打拼的异乡人的同胞之情，以及其与家乡和过往的精神和解。¹³

总而言之，新大众文艺散文题材的日常化转向，本质上是文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新大众文艺打破了高雅/通俗、精英/市井、乡土/都市的二元对立，将普通人的日常劳作、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提升为文学表现的核心对象，推动新大众文艺散文成为记录时代、见证生活、凝聚情感的“人民文体”。

从纯文本到跨媒介：新大众文艺散文形态的开放与创新

文化生态和技术手段的变革往往带来文类的推移兴替，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即是如此。亨利·詹金斯指出，文化生态的变化常常体现在新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和专业化媒体相互交织、制作人和消费者相互作用。¹⁴过往文化生态下的散文传播主要由期刊、图书主导，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相对有限，现今伴随互联网融媒体的发达，便利的发表途径和即时的评论互动体验已然打破过往纸媒“写作-发表-阅读-评论”链条的垄断，这两套系统成了相互补充的存在。这种便利同时为专业作家和新大众文艺作者所共享，而后者往往因为草根的身份尤其容易引发舆论。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某位素人写作者偶然间在互联网上爆火，继而又向期刊、图书等传统纸媒发展，并经由体制性力量（比如作协、大学等）的肯定，完成时代典型的认证。在这一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如何从互联网上诸多平台的海量作品中脱颖而出。因此，众多新大众文艺散文的写作者，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已然拥抱了新的跨媒介形式，这种对新形式的适应同时也造就了文学在互联网上平台化、算法化、社交化、互动化的网状传播。与之相应的是，新大众文艺散文从纯文本走向多模态、跨媒介、超链接的开放形态，文类的边界被重新定义，文体创新呈现多元化趋势。

第一，微散文与碎片化写作开始流行。对于很多从事体力劳动的新大众文艺散文的创作者而言，工作之余的短暂闲暇就是他们创作的时刻，时间和空间上的客观限制也造就了其作品语言凝练、直击情绪的风格。与此同时，这种百字至千字级体量的微散文，又适配移动阅读与社交传播需求，便于在公众号、朋友圈、微博等平台转发，也易于大众接触并参与评论。比如微博曾经有140字的篇幅限制，但因为是极具公共影响力的舆论平台，所以汇聚了大量的微散文写作者；又如抖音等短视频平台2025年出现了“老辈子文学”热潮。¹⁵就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而言，数字媒介带来的新形式规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接受方式与文本形态，碎片化、轻量化成为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不过，这种趋势在提升散文传播力的同时也存在浅表化、快餐化、思想稀薄等风险。

第二，跨媒介散文的多模态表达。互联网可以说是新大众文艺散文传播最重要的平台，配合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的发展，散文的传播已然超越单纯的文字形态，与摄影、插画、配乐、视频、弹幕、手账等结合，形成“文字+视觉+听觉+互动”的复合文本。图像散文、背景音乐散文、视频随笔等新形态都强化了新大众文艺散文的场景性、可感性与传播力。此外，在很多现代生活的常见场景中，比如通勤、家务劳动、一日三餐等，“听文”已经取代了“看文”，成为大众主要的信息获得方式，这也对新大众文艺散文的篇幅、叙事节奏、文字风格等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总之，新大众文艺散文已经从过去单一的“默读文体”变为可听、可视、可分享的综合文艺形态。

第三，非虚构写作对新大众文艺散文的深度渗透。新大众文艺强调真实、现场、实证与反思，这也推动其散文创作向纪实化、调查化、口述化拓展。尤其是在一些特定领域中，或者对一些特殊身份认同的少数群体而言，非虚构理念引入这些群体的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就会尤其凸显这些群体特殊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与社会关怀，个人叙事由此具备了社会史与文化史价值，其散文作品的思想重量与现实介入能力亦得到提升。

当然，文体开放并不意味着新大众文艺散文可以无限泛化。在跨媒介、碎片化、大众化趋势下，守住散文的文学性、语言质感与精神深度是文体创新的底线。我们不妨对新大众文艺散文的此种变革趋势抱有更多的信心，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新大众文艺突破传统艺术边界的尝试的核心还是要使多样化的艺术形式朝着能容纳、表达人民意志的方向努力，并且其可能性最终来自人民的选择而不是技术的规范。¹⁶

余论

在新大众文艺的视域中，散文这一文类从创作主体到题材范围再到文章形式都显示出扩容和创新的巨大潜能，并且已经取得若干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新大众文艺散文创作仍存在一些困境。首先是总体数量激增，但精品的增幅在比例上并不与之相匹配；其次，流量至上的价值导向存在侵蚀文学自律的可能，部分写作为迎合算法与大众情绪，以煽情、猎奇、人设营销博取关注，散文的真实性、思想性与艺术性被削弱；再者，文体边界模糊与规范失范，跨媒介与碎片化写作导致散文与日记、随笔、文案、短视频脚本的界限不清楚，看上去比从前更散，更难形成具有共识性和规范性的学术讨论话语。

但是，我们更该意识到，文学变革的实现终归要靠新形式文学作品的整体性登场，而其实绩往往出乎理论倡导者的意料。不过就如贺桂梅所言，新大众文艺不仅是一个现实性范畴，同样也是一个理想性概念。¹⁷面对当前新大众文艺散文发展的新趋势，在核心价值的引导上，规范性的指导和统筹十分必要，但对于具体的文体形式，我们不妨多些耐心和包容之心。相信在全民文化素养普遍提高的背景下，中国大众深刻的社会体悟和厚重的人间情感，终归可以依循着“我手写我心”的创作冲动，在更高层面实现散文创作的新发展。

注释：

1.《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年第7期。

2.相关作品参见范雨素：《我是范雨素》，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2017年4月24日；陈慧：《在菜场，在人间》，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3.参见吴周文、陈剑晖：《构建中国自主性散文理论话语》《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4.比如2025年12月15日，广州大学教授张河清在抖音平台发表悼文《怀念挚友刘一周》，纪念自己因公殉职的大学室友刘一周，该文全文仅两千余字，但朴素文笔中蕴含的真挚情感和家国情怀却感动了万千网友，积累点赞数突破1400万。

5.参见常玫瑰：《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

6.参见李文丽：《我在北京做家政》，读者出版社2025年版。

7.参见牛二哥：《货车司机牛二哥》，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

8.参见王计兵：《成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

9.参见瑛子：《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花城出版社2025年版；韩云：《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版；王晚：《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10.如叶祝弟指出，新大众文艺促进了精英与大众的融合，作家“破圈”和素人写作推动了文艺与社会的双向奔赴。参见叶祝弟：《新大众文艺生产的三重逻辑》《文艺研究》2025年第11期。

11.参见周志强：《新大众文艺：从“现实感”到“人间感”》《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2期。

12.参见章新宏：《从江右到岭南》，花城出版社2025年版。

13.参见李文丽：《我在北京做家政》，读者出版社2025年版。

14.［美］亨利·詹金斯著，杜永明译：《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0-31页。

15.所谓“老辈子文学”，指的是互联网上老一辈人用质朴文字记录生活的文化现象，其特点是感情真挚、不加修辞，在此仅举两例加以说明：一是前文提及的张河清教授怀念已故大学室友的文章，二是农民工安三山的《我的母亲》。2025年7月9日，山西太原一名短视频博主在街头用1000元让人挑战写作历年高考同题作文，一位农民工大爷接受了挑战并抽到了1957年高考作文题《我的母亲》，现场作文后经博主发至网络引发广泛关注，并获得《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转发与好评。

16.参见齐晓红：《重构人民性：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与可能》《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6期。

17.参见贺桂梅：《新大众文艺如何是“新的”》《文艺研究》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