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与“新大众诗歌”中的社会性认同问题

文/杨金翰

“新大众诗歌”与基层群体的“稀缺”处境

2024年，《延河》杂志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2025年6月12日，《诗刊》社、湖南省作家协会举办首届新大众诗会；同月20日，《诗刊》社召开“新大众诗歌暨中国诗歌网十周年研讨会”，以“新大众文艺”为核心的“新大众诗歌”被正式提出。可以说，“新大众诗歌”的出现是政治、媒介、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大多呈现出“作品创作-网络传播-读者接受-政治推动-新大众参与”的周期性过程。目前，“新大众诗歌”的代表多指向基层群体：余秀华、王计兵、陈年喜、郭金牛、许立志、温雄珍、小海、范雨素……他们的共同特征为：来自基层劳动者群体，通过网络媒介发表作品，在公众中影响广泛。

这种“基层写作”现象在当代有自己的文学回应，兹举数例：2005年，柳冬妩编选的《打工诗歌选》汇集广东和深圳等地打工者的诗歌；2014年，农民、“脑瘫诗人”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爆网络，其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销量超过10万册；地质队钻工张二棍2015年参加《诗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旷野》《入林记》《搬山寄》；矿山爆破工陈年喜，因尘肺病被迫转行，其作品《炸裂志》广为流传；2022年，外卖员王计兵的短诗《赶时间的人》经媒体人陈朝华转载，全网阅读量超2000万次……基层群体的写作还以地域、群体的形式出现，如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在2014年成立“新工人文学小组”，涌现出范雨素、李若、刘玲娥、李明亮、小海、徐良园、郭福来等写作者，并结集出版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大口呼吸春天》。¹2025年12月，东莞市文联与花城出版社联合推出“新大众文艺丛书”，收录烧烤工温雄珍、清洁工瑛子、石材厂工人曾为民等六位基层创作者的作品……

诚然，“新大众诗歌”的外延远不止基层劳动者。基层群体之所以最先、最容易被看到，并被当作“新大众诗歌”写作的代表，除了他们身上可能具备的吸引人的故事，也不得不提及其社会性：他们处于社会中相对更加基础、广泛的阶层，并可能拥有人们生活体验各种指数的“极值”，写作者可能面临自身精力、时间、空间、资本等缺乏的问题。王计兵曾说，他“都是在生活的间隙，比如等餐、等电梯、等顾客这些时间写作”，“用语音功能记录生活，然后把语音转成文字，也就是创作诗歌”。建筑工人王海峰在《夜行记》中写道：“白天，我属于瓦刀，砖块和柴米油盐/夜晚，跟随一支笔/在一页页白纸上行走。”他的全部白昼交付给劳动，夜晚才有片刻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矿工诗人陈赫回忆矿井下的处境：“说一句话，就吃进了很多粉尘/但即便如此，配发的防尘面罩他也从没戴过——/因为他知道，呼吸是多么可贵/因为在地下挖掘的人，更不愿被捂住。”²对诗人来说，呼吸尚且艰难，更何况表达与写作。陈于晓则记录了父亲的打工日记：“‘晴。早6:30出工/晚6:00收工。工钱40元’/‘雨。早7:00出工/晚6:00收工。工钱40元’。”日记本是孩子早年没有写完的作业本：“我没写完，剩下的页面/被父亲填满了。”³书写条件的匮乏，让记录诗歌的媒介都只能来自他人的剩余。

基层群体以有限的时间、精力表达切身生命体验。这类似于美国学者穆来纳森与沙菲尔所说的“稀缺”——一种持续性的“拥有少于需要”的感觉⁴。它既意味着物质或精力的匮乏，也影响着人的认知与行为方式，使人更难以被看见和纳入公共话语的空间。因此，我们亦需关注写作者在“稀缺”处境中从“无名”走向“有名”的社会性行为：署名。在“新大众文艺”时代，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公共空间署上自己的名字，从私人世界进入社会性认同之中。

署名的认同机制：“身份认同”与“个体认同”

署名，让写作者从匿名的劳动者转变为有名字、有身份的言说主体，从而进入一种社会性的认同政治。署名首先为写作者提供“身份认同”，这和“新大众文艺”实践存在的“共同体”愿望相关。诗人在作品后署上自己的姓名，试图在离散的社会经验中重建可被识别的“我们”。斐迪南·滕尼斯将传统的“共同体”界定为基于血缘、地缘、精神亲缘的自然联结，人们因“本质意志”而结合，这是不言而喻的、直觉性的。⁵然而到了现代，“共同体”的说法更多是修辞意义上的，因为传统意义上天然、稳定的共同体瓦解了，我们今天说的共同体，往往是共同体原意的反面。在具体实践中，“身份认同”成为共同体的替代品。⁶

北京皮村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其参与者白天劳动，晚上聚在一起学习写作。在他们被报道、其诗集公开出版前，工人们的事迹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他们本是沉默的大多数，署名让他们获得公共性的身份认同，被更多的人看见。张慧瑜在《大口呼吸春天》的序言中称之为“文化志愿者与喜欢文学的新工人共同创造的文学交流空间”。⁷人们出于共同的热爱、被倾听的需要相聚于此。工友之家就是大家的“港湾”，外面的世界则是“大海”：“只有港湾，对，只有港湾/才能让航船有片刻的安眠/那温馨的感觉就像游子回到故乡。”⁸这是一种超越现代社会契约关系的情感联结，带有传统共同体的自愿性质，但又体现出现代社会需面对的处境：没有传统的地缘性、血缘性，作为个体的参与者，需要考虑生存经济、物质利益、可能面临工作调动而离开线下团体的风险，它依赖个体持续、主动的参与。人们处于“漂泊—寻找归属”的状态，正如陈年喜笔下的打工者，“像流水一样奔涌/看见他们带着旋涡溯流而上/或流向遥远的下游”。⁹流动，正是共同体瓦解后的社会症候。

今天的“线上共同体”也具有流动的特征。在新媒介、技术的加持下，“人人可诗”的愿景初步成为现实。它依赖虚拟连接，缺乏传统共同体那种稳定的相互义务和长期在场，是一种“临时性的聚合”，成员可能因一次次热点事件汇聚又随之散去。这种现象加剧了我们对“身份认同”的渴求。在“流动”的现代，通过署名确认“我”是社会中的“谁”、确认“我”属于哪一群体，这些成为一种弥补“共同体”失落感的社会性仪式。齐格蒙特·鲍曼提醒我们，今天热衷讨论的“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在共同体的坟墓上生根发芽的”¹⁰，它既是共同体瓦解的症候，也是人们试图重建联结的努力。

此外，当丰富、具体的人被确认为某一团体、“基层职业诗人”的身份，读者就更可能抱有其诗歌会呈现群体故事、职业生活的期待，而他们对非职业题材、形而上问题的书写可能被忽略。像陈年喜，其诗《炸裂志》广为流传：“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¹¹这里的“炸裂”已超越了对矿工的职业描述，指向生命本身的重组。诗人对生命的超越性的思考，并不能仅凭借我们对他们大众身份的固有认知来解读。因此，署名，在通过“身份认同”获得公共性的同时，也包括“个体认同”的层面。署名署的是个人的名字，而不是仅署上“新大众诗歌代表”“外卖诗人”“矿工诗人”这样的身份。世间百业，其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经验、语言习惯。麦金泰尔指出，我们都是“作为某种特殊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进入各种环境的，但身份不是静态位置，而是动态的叙事过程。¹²即，署名对作者的“身份认同”标签不是固定的，“烧烤工写诗”这一现象和“她是烧烤工，应该写关于烧烤的诗”不构成因果关系，而是说，诗人的生命轨迹、人生经验包括了“烧烤”这一事件，混在很多其他生活事件之中。目前，很多因为“身份”和“作品”而获得流量和关注的诗人，还没有获得真正的“个体”的认同。当我们习惯了通过职业和访谈对“新大众诗歌”代表人物的分析作“叙述性的解释”，认为他们总是嵌入在某些故事、社群之中，就更容易忽略职业信息、访谈文字之外的部分¹³。

当个体通过“身份认同”被发现，读者对其“个体”而非“身份”的重新发现也势在必行。例如，广东东莞烧烤工温雄珍，其诗集名为《在炭火上安居》，但她的写作超越了烧烤架的具体场景，触及更广泛的生命经验。比如她写母亲：“忽然觉得你很沉/无论我怎么用力/也无法把你从地上抱回床上/你的目光很空很远/完全不像在我瘦小的怀里/就在那一年/你种了多年的桔子树开满了花/把山野涌成了花海。”温雄珍的写作题材多样，她的很多关于“烧烤”题材的诗歌甚至是她拥有了“烧烤工诗人”身份以后才写的。又如家政工范雨素的《久别重逢》：“我分不清有缘千里来相会/和久别重逢/我分不清人生长恨水长东/和不肯过江东。”她的诗也不限于“育儿嫂写诗”的身份标签，涵盖了个体对离散、归乡等母题的追问。这些作品呈现的复杂经验，让署名者从典型的“新大众”身份解放出来。

此外，对“个体认同”的忽略还可能带来审美判断与道德同情的混淆。当代社会关于“自尊”的观念，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一个会创造、有能力的内在自我，每个人都可以“赞美我们的独特种族、民族和文化”，“欣赏我们的身体、性别和性”。但与此同时，“并非人人有这般美德”。¹⁴我们说“人人可诗”，是指关于表达权利的主张，而不意味着人人的表达都是好诗。桑德尔指出，“缺乏实质性道德参与的政治，会产生一种贫瘠的公民生活”。¹⁵当“新大众诗歌”大量进入公共空间，我们若因“新大众诗人”的身份而回避对其作品本身的审美判断，则会面临虚假的文学政治，也就无法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文学空间。在艺术鉴赏领域，仍应秉持文学自身的审美良知，从而建立“新大众诗歌”的审美尺度。

（本文节选自2026年第3期《文艺论坛》杨金翰的《署名与“新大众诗歌”中的社会性认同问题》）

注释：

1.张慧瑜：《序：劳动者的诗与歌》，选自陈年喜、李若等：《大口呼吸春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2页。

2.本书编委会编：《补梦的人：打工人的诗》，浙江摄影出版社2025年版，第11页。

3.同上，第16页。

4.［美］塞德希尔·穆来纳森、［美］埃尔德·沙菲尔著，魏薇、龙志勇译：《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5.滕尼斯将人的结合区分为“共同体”与“社会”。亲属、邻里和友谊分别体现了血缘、地缘和精神亲缘等共同体形式。共同体以“本质意志”为其精神基础，这种意志沉淀于人的中意、习惯和记忆之中，因而使成员之间的联结呈现出近乎自明的、习惯化的特征。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3、146—159页。

6.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7.张慧瑜：《序：劳动者的诗与歌》，陈年喜、李若等：《大口呼吸春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页。

8.陈年喜、李若等：《大口呼吸春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49页。

9.张慧瑜：《序：劳动者的诗与歌》，陈年喜、李若等：《大口呼吸春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3—14页。

10.［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1.杨炼、秦晓宇编：《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页。

12.［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朱慧玲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13.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朱慧玲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275页。

1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刘芳译：《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94—95页。

15.［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朱慧玲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页。

*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团项目“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究”（项目编号：25SGC15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