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获奖两首诗

文/刘起伦

我是1988年春天开始尝试业余诗歌创作的。学院的一纸命令，让我从一个为学员讲授《高等数学》的教员成为训练部机关的教务参谋。写诗，为了提高自己写作水平，也是想找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填充一个单身干部无聊的业余时间。照我中学同学、诗人聂沛的话说，搭上“80年代诗歌理想主义的末班车”。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几年下来，我的诗作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星星诗刊》《诗神》《诗林》《湖南文学》《创世纪》等刊和湖南本地一些报纸副刊。我想，再努努力、发发狠，或许可以跻身于早我若干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在诗坛拥有一定声名的中学同学聂沛、聂茂、罗鹿鸣这个行列了。

1993年6月，我在订阅的《诗刊》杂志上看到一则启事，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举办“人民保险杯”诗歌大奖赛，截稿日期为当年的10月底。“应该去试试，”我对自己说，“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反正不交参赛报名费。没获奖最多损失八分钱邮票和一个信封、几张稿纸。”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清醒得很，必须拿出点像样的作品，纯粹碰运气是不可能被运气砸中的。但一连两个多月都没写出一首让自己满意的诗作，就想放弃。

我清楚记得，9月22日这一天早上，像往常一样，我坐班车从家属区到位于市郊的单位上班——我妻子1992年下半年随军调到了长沙，学院在家属区给我分了套营干公寓。家属区离单位有七八公里，那时道路不像现在这么好，坐车得走二十来分钟。坐在摇摇晃晃的班车上，没来由突然想到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以前的中秋，如无特殊情况，都会请两天假，回祁东乡下陪父母过节，而此时我双亲已去天堂两年多了，继而联想到乡下生活，想到那时作为生计的一种方式，母亲每个月都会酿造米酒，以换钱换米。点点滴滴，一时涌上心头。心念一动，何不为母亲写首诗呢？诗题也从脑海蹦出：《酿酒的农妇》。于是，母亲酿制米酒的过程，特别是蒸馏制酒的画面在眼前生动浮现，诗句便像导流管的酒一样汩汩流出。腹稿完成时我很激动，我想，何不用这首诗去参赛？

我们都是坐班车到单位后，直接冲进食堂吃早餐，然后开启一天工作。这一次，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出一支铅笔，飞快将腹中诗搬运到稿纸上，然后才安心去食堂用餐。早餐毕，再回办公室，将诗读一遍，对几个词句做了点修改，然后用钢笔认认真真誊写在方格纸上，再找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装进去，写好信封，跑到军人服务社——丝茅冲邮电所在此设立了代办点，每周一、三、五上午办理邮政业务。将信件交到那个熟悉的邮政人员手里，剩下的事就是等待结果了。我之所以没有用“期待”这个词，是确实不敢有什么期盼。如果征文结束，结果揭晓，获奖公告上没有自己名字，这事便无声无息过去了。如果硬要说有所期待的话，那就是如能侥幸获个纪念奖，就谢天谢地了！

接下来，该工作工作，该下班下班，下班后和战友或乡友隔三差五聚一聚，喝点小酒，偶尔也写一两首小诗。两个月后的一天，突然莫名其妙想到王燕生老师。燕生老师当过铁道兵，做上尉时转业到地方，在长沙结婚生子，工作多年后调到《诗刊》做编辑。尽管只见了一面，但我们之间有种天然的亲切感。他是《诗刊》刊授学院院长。我们自1992年5月刊院组织的“乐山诗会”见面后，已一年半时间了。那天我和他通了长途。接通电话后，王老师第一句话是：“起伦，恭喜你！”“恭喜什么啊，老师？”“你获得了‘人民保险杯’诗赛三等奖！”说实话，燕生老师不提“人民保险杯”，我已经忘记自己投过稿。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幸运，能获三等奖。

人，有时就这样，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当我知道自己获了三等奖后，便向燕生老师提出一个“不情之请”，希望他帮我说说话，让我能参加颁奖典礼。征文启事写得明白，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二等奖获得者全部邀请参加，同时邀请部分获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作者参加。我对老师说：“我还没去过北京呢。”

通过电话后，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表面上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其实，此刻应该有人分享我这个喜悦才对，但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想让单位领导和同事知道我获奖的消息。上次，我应邀到四川乐山参加诗会，就有个别人私下议论，说一个学员队的队长（我1991年7月被任命为学员五中队队长）跑去参加诗会，不务正业，完全罔顾我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担任队长后，将一个原先比较落后的队带成了先进队的事实。我的喜悦硬是憋到下班回到家里时，才掏出来与妻子分享。谁知我妻子说了句让人咋舌的话：“说不定王老师眼睛看花了，多看出一横来，你获的不是三等奖，是二等奖呢。”过了半晌，我才回她：“你将一个全国性大奖赛说得好像喝米汤一样容易？这是你们小学给学生评小红花吗？”妻子是小学数学老师，又是班主任。

1994年元旦过后没几天，我收到了诗刊社寄来的挂号信，是参加颁奖典礼的邀请函。要求1月17日到北京饭店报到。邀请函是统一印制的那种，没标明获得什么级别的奖。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提前向部门领导请了三天事假，又偷偷摸摸跑到学院招待所订票室订了16日下午出发的票：T2次，硬卧。这是一趟长沙始发，北京终点的特快。等我到车站候车室时，发现我们部门一位副职领导和学术参谋刘炳琪也在。他们是去汇报工作，正好和我同车次同车厢。虽然有些尴尬，但也无伤大雅，我如实将此行目的相告，并请求他们为我保密。

列车向北奔驰，我们在硬卧车厢住了一晚，第二天醒来，已到河北境内。我向车窗外望去，呀！是白雪覆盖的一望无际的平原。这景色一下就将我击中。要知道，从小生长在丘陵地带的我，开门见山，喊一嗓子马上能听到回音。此前往北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岳阳，哪见过如此辽阔平坦的大地！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意义是如何理解的？他们承受苦难的耐力又怎样？他们的心胸会更宽广些吗？如果站在旷野里吼一嗓子是什么感受？只觉得有诗意绵绵不断地向我袭来。“我要写诗！”心中有个声音在说。这句话又从我口里传出，同事也听到了。而我的行李——一只空瘪瘪的牛仔双肩包里——有一支钢笔，但没带纸。正急得抓耳挠腮，炳琪真够意思，赶紧将自己兜里半包软“白沙”香烟掏出来，拆下封皮给我。我便趴在车厢小桌板上写起来，写得很顺手，几乎一挥而就。写完了，我站在过道向炳琪朗诵。朗诵完，我对炳琪说：“这首诗，一定要发到中央级刊物！”那时真是年少轻狂，蚂蚁打哈欠，口气大得很啊。不过，幸运的是，这首《平原》和后来创作的六首诗合在一起，以组诗形式，发表在《人民文学》1996年9期，总算让夸下的海口没有落空，没成为笑柄。现在回忆此事，倒为自己年轻时那没来由的自负感到羞愧。

1月18日，我早早起床，去宾馆餐厅吃早餐。上午的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举行，是不能迟到的。《诗刊》好多老师也都来饭店吃早餐。我见到了王燕生老师，非常开心。老师也开心，对我说：“起伦，不错啊，能够在这样的大赛中获二等奖。”我一听，想必是老师弄错了，忙反问：“不是三等奖吗？”“《酿酒的农妇》不是你的诗？”“是我的呀！”“二等奖！”燕生老师说得笃定，而且边说边从包里拿出刚印刷出来的《诗刊》1994年1月号，翻到获奖作品专辑，我的《酿酒的农妇》果然排在二等奖作品栏目里。与其说有惊喜，不如说有惊讶。上次和老师通电话后，我对妻子说获奖的事，她还说或许老师眼看花了，说不定是二等奖呢。真是太魔幻了！

颁奖典礼隆重而热烈，穿插了一些文艺节目，比如梅葆玖先生的京剧片段《贵妃醉酒》。当晚央视晚间新闻播放了颁奖典礼盛况。单位有同事看到我领奖时的画面，待我回到学院后，来问我。我矢口否认，说肯定看错人了。这是后话。

关于这次大奖赛，我想补叙的，是参赛的广泛性、踊跃性与评比的严谨公正性。李小雨老师写的大奖赛侧记里有全面的表述：“大赛收到近三万份稿件，遍及中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士、澳大利亚、挪威、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十几个国家的海外诗人也寄了参赛作品。”“为体现公正性，大赛办公室釆取登记编号后隐去作者姓名、再交编辑进行筛选，100份为一捆，随到随分随看……于茫茫诗海之中寻觅珍珠。共选出600份初评稿”“初评稿又经双方编辑轮流签署意见，再次筛选出近200份复评稿交给评委。14名评委认真审评并依次投票打分。最后，将每篇诗作的得分相加，依次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20名、优秀奖100名……”评选过程确实值得称道，令人信服。在饭店吃早餐时，王燕生老师还悄悄告诉我一件事。一个很有名气、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研究所领导的诗人也参赛了，什么奖也没获得，很不高兴。“这是评委们评出的结果，谁也改变不了！”燕生老师说。

返程，没有同事同行，我一个人。但我去时那只瘪瘪的双肩牛仔包，因装下一个硕大的景泰蓝奖杯和一本获奖证书而变得满满的。这让我觉得有了底气似的，内心变得饱满。要知道，再过十来天，便是我三十岁生日。这个奖算是对自己生日一份献礼吧。

回忆美好往事总是让人愉悦，同时又感叹时光过得太快。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回眸，或许诗情依旧，而青春早已无影无踪……

刘起伦，笔名起伦。军事学硕士。1988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解放军文艺》《小说月报》《当代》《星星》《天涯》《西部》《芙蓉》《湖南文学》《湘江文艺》等刊，曾获《诗刊》《解放军文艺》《芳草》等刊物诗歌奖，参加过第十六届“青春诗会”、第七届“青春回眸”，以及全军小说创作笔会。出版散文随笔集、诗集、中短篇小说集数种。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