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母亲

文/王新程

1

母亲庚子年腊月初九往生。母亲去世后，我们把她安顿在官渡滩后的柏树林边。那是一个高高的土坡，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官渡滩村寨。正月二十七，是母亲的“七七”。 “七七”也叫“毕七”。在我们老家，人离世后，只有过了“毕七”，才算真正断了尘世之念，安心前往乐土。所以“毕七”也算得上是告别的大日子。到那天，亲戚们都会赶来烧“七”。头天下午，我就从北京赶回老家。“毕七”那天早晨，我们去墓地给母亲烧“七”。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七七四十九天了。虽然农历正月还没过完，但今年春天来得早，母亲的坟上还是新土，但土里已冒出细嫩的青草。一切都在消逝，一切都在生长。这世界生生不息。母亲正在成为大地的一部分。

2

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她格外宠我，我五岁时都还吃奶。那时候是大集体，母亲每天早晨下地出工前，就坐在阶沿上，撩起衣襟，我人站在院坝里，头拱上去就吃奶。母亲那时候的奶，已经没什么滋味和营养了，但我就是断不了。近晌午，我又寻到母亲劳动的地边，爬上一棵桐子树，坐在树杈上，等母亲抽空过来喂奶。

有天我在树下吃奶正香，冷不防头顶上一声怒喝。我抬起头，见队长正恶狠狠地盯着我。原来母亲离开久了，队长很生气，就寻过来，训斥我的母亲，训得母亲直淌眼泪。队长恶狠狠地骂：“放不下奶头的娃儿走不远！”我吓得不敢哭出声来。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怕队长、怕干部。

当晚回家，母亲就用锅烟灰拌了煤油抹在奶头上。临睡前我掀开她的衣襟又要吃奶，被那狰狞的样子吓得大哭。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就不敢哭出声了。我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母亲坐在床头，就着煤油灯纳鞋底，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一个劲儿地淌泪，觉得被母亲抛弃了。从那夜起，我就断了奶。

那是我与母亲的第一次离别。

3

多年以后，我跟母亲聊起这事，她说那晚她也很难过，感觉跟儿子分开了。她半夜起来看我，见我脸上还有泪水，梦里还在伤心地抽噎。

我的母亲生了三男一女，最后成活了我们姐弟三个。起先，在我的头上，是还有另外一位哥哥的。只是那位哥哥在半岁时得了病，没养得过来。母亲从此得了心口疼的病，经常没来由地心疼和惊慌。我出生后，她像是得到了补偿，但同时又怕把我弄丢了，半夜里常常惊醒过来，用手探我的鼻息。

我两岁时有次得了病，发烧几天，几乎不保。母亲去邻村请医生。那位乡村医生行医之余，竟学做了道士。遇到病人，一般先治；治不好，转身就换上道士的衣服，做道场替亡灵超度。我母亲去请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人家做道场。母亲顿觉这是不祥预兆，大哭起来。那位身着道袍的医生问她是请医生还是请先生。我们那里，把道士、占卜的、算命的、看阴宅的都称“先生”。母亲哭着说儿子病了，请医生。那位医生兼道士说把眼下这场道场唱完才有空去给我瞧病。母亲急得又大哭，一边哭求医生赶紧救儿子的命。医生让她报上我的生辰，说先测测八字。一测，又问了是个男孩，连说“不怕，不怕”，让母亲先回家，他唱完道场就过去。母亲只得一边哭一边回家。当天晚上，那位医生真的赶来了，他给我烧了灯草，灌了汤药，烧就退了。接下来几天，我吃了那位医生开的药，就痊愈了。病愈后我一直很虚弱，母亲就又让我吃起了奶。这样就一直吃到五岁才断奶。

断奶这事上，母亲很坚决，也可能是被队长那句“放不下奶头的孩子走不远”吓怕了。她一不做，二不休，断奶第二天，就给我肩上挎个布包，让我跟着哥哥姐姐去七八里外的村小，挤坐在哥哥旁边一起听课。我听老师讲得有趣，就忘记了吃奶这事。

这样，我一断奶就上了学。到秋季开学时，我正式成了黎家村小一年级学生。

4

一生都向土地俯首，把力气和心血都给了土地，土地却并未回报她。生产队里劳动一天，一个男子十分工分，她只有七分，跟老人和半大小孩一样。队里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姑姑到我们家，走了两个钟头山路。家里的晚饭是苞谷面稀饭掺四季豆叶。父亲用筷子搅了搅，见稀饭里都是四季豆叶子，看不到多少苞谷面，把碗往桌上一顿，脸就黑了下来。他说妹妹大老远来，不应该放这么多四季豆叶，应该多放点苞谷面。可是哪有多的苞谷面呢？其实姑姑一进门，母亲就拿着碗准备找邻居借一碗米。但她临出门时拿着碗立在门边，自言自语，“晓得别个有没得”“借了又哪个时候还别个哦”，犹豫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没去。父亲那晚的怒火很久不停。母亲坐在灶前垂头抹泪。姑姑劝了母亲，又劝父亲，最后也哭了。

每到四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吃的都吃光了。山里有枇杷，村人就剥枇杷树的皮，连夜用锅炒干，用石碓舂成粉，混点草叶捏成粑粑蒸熟了吃。没过几天，山里的枇杷树皮都被剥光了。屋后有棵柿子树。母亲想柿子跟枇杷一样都是好果子，柿树皮也该能吃吧。于是剥了柿树皮，也和了草叶蒸成粑粑，头一个先端给饥饿的老祖母。祖母吃了一口，就被噎得差点死过去。母亲吓得手里的碗掉在地上，给我的粑粑也掉地上了。我虽然又饿了一顿，但总算躲过一劫。

为了一家人活命，母亲悄悄在房前屋后和地角种了南瓜、黄瓜、玉米。黄瓜刚打出指头样的胆儿（我们那里把作物果实初长叫打胆儿），南瓜才开花，玉米的腰上刚冒出一缕细嫩的红樱，就被大队干部巡查到，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大队干部连铲带拔，骂骂咧咧，十分凶狠。我捡起石块就要砸干部，母亲抢下了石头。我冲上去就要咬干部，母亲抱住了我。她说扯掉几棵庄稼是小事，伤了人就是伤天理了。

不让人活命算不算伤天理呢？那时的我不明白。

5

母亲常说人一世不好过，要学会低头。

哪里只是学会低头呢？她长长的一辈子都是低着头熬过来的。

她一生中跟父亲吵过两次架，都是因为我。

第一次是我十岁那年，大年三十上午，我没上山放牛，想用干草和麦秸敷衍一顿。父亲不同意，我就顶嘴，他就打我。我性子特别倔，任他劈头盖脸地打，一声不吭。父亲更气，让我跪下，我不跪，他操起扁担又打我，我就往后山跑，他在后面追。我没有去处，就往姑姑家走。走了两个多小时，沿途见人家都在放鞭炮过年，而我却被赶出家门。我边走边哭，走到姑姑家时，眼睛都哭肿了。

初一早晨，姑姑送我回家，见母亲坐在门口抹泪，一见我们，就赶紧迎上来。父亲站在院坝里，悻悻地，想过来搭话，我横了他一眼，不理他。父亲把我赶走后，母亲非常生气，跟父亲大吵，大年三十的年夜饭都没做。她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整夜都在哭泣。

母亲看到我，哭着说：“一个人不晓得认输，不低头，这一辈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谁说我一辈子不低头呢？多年以后，她在我怀里咽了气。我把她放平，长久地跪伏在她床前，额头贴地，想倾听大地传来她离去的足音。她的儿子曾经那么骄傲，以为只要努力，就无所不能。但命运挫败了他，夺走了他的母亲。这个失败的儿子，在母亲临终时刻，终于向命运低下了头颅。

6

算起来，我比村里的孩子多吃四年母奶，得母亲的恩情比别人深。拜母亲所赐，自两岁那次生病痊愈后，我就正常了。砍柴、挑粪、打猪草，比别的孩子麻利，且力气大。上学下学每天十几里山路，我赤着脚也比别家的孩子跑得快。在学校无论语文还是数学，样样都考第一。冬天里寒风凛冽，我单衣单裤，不打喷嚏不咳嗽。有时候惹恼了父亲大人，他拿竹刷条抽我，打得再狠我也不吭一声。一句话，我像官渡滩所有的男丁一样，粗糙、皮实、生猛地成长起来了。

我本来可以像村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念了小学，再勉强念个初中，等骨头养硬，就下地劳动，成为一个种地的好把式。再娶上一房丰肥的媳妇，养一群儿女。人到中年时也许会随着打工潮去广州或者深圳，去工地下苦力，搭钢架、制模，或者进厂里旋鞋跟，以种种劳苦的方式挣点血汗钱，然后回到官渡滩，扒掉老房子，在旧屋基上起个楼房。

但我念书实在机灵，父亲觉得念书这事也算靠谱，无心插柳，说不定这还是个正途。

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可以说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非常敬重念书的人。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个学生，她把我的学习也看得很重，连带着对我也客气起来了。

每天夜里，我在油灯下做功课，她搬张小板凳坐在旁边，静静地缝鞋子。她埋头仔细地抽针纳线，无休无止。我有时候抬起头看她一眼，正遇上她也正看着我，母子俩眼神在交会间，我仿佛得到了鼓励和期许，于是又安心埋头学习。

遇上有雨的日子，生产队不出工，母亲留在家里，做一些平时因为忙碌而顾不上的活，裁豆子，剥苞谷，补衣服，缝鞋子。山里女人的一双手，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放了锄头镰刀，又拿起锅铲针线。她坐在门边，埋着头认真地干活。我在她身旁的小木桌上看书、写作业，娘儿俩共同就着门外的天光。那雨天的天光，也是不甚明亮的。母亲坐在门边，在天光的映照下，像一幅剪影。直到暮色降临，屋檐水嘀嘀嗒嗒地响，天渐渐暗下来。我忽然就有些懊恼，有些焦虑也有些哀伤。焦虑是因为成长如此缓慢，那哀伤，是感到时间易逝，与母亲相伴的一天，随着暮色降临就要结束了，而下一个雨天又不知何时到来。

不管怎么说，童年的雨天，是我和母亲的节日。

7

村小在离家七八里外的地方。我放学时遇雨，穿着布鞋蹚水回家。母亲非常愤怒，抓过竹鞭就朝我抽打——村人想打孩子的时候，那竹鞭就像长在手上那么方便——我满腿泥水，被打得双脚乱跳。姐姐大呼，“弟娃儿快跑！”我偏不跑，仰着脖子任她打，一声也不吭。想到她夜里千针万线缝出来的鞋，被雨水一泡，就层层烂掉，我也很后悔，一边挨打一边流泪。

那是我上学后母亲唯一一次打我。

自那以后，无论天晴落雨，我上下学都打赤脚。一出门，我把鞋脱了放到书包里，撒开腿就跑。跑到学校门口，再穿上鞋。姐姐心疼我，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人的脚就得沾地，沾泥土，泡雨水，大地补人啊。

多年后我为人父，对着星子一样的女儿，含在口里都怕化了，遂想起童年沾满泥水的双脚被母亲打得乱跳，想到从此后我赤脚在那条路上跑了五年，风雨无阻，想到她说赤脚走在大地上是大补，就有些疑惑：我或许是真得了大地的补养恩赐，年过半百，我从没穿过秋裤、棉靴。大冬天里，当人们穿戴得严严实实，像熊出没，而我干练抖擞，从不畏严寒、怕疲劳。

这是你给我的恩惠，母亲。

有一次，父母来京。周末的午后，我忽然轻狂，拿出我的一些证书给父母亲看。母亲看那些大大小小、印制精美的各色本本，就很喜欢，说那布好。她拿在手里反复摩挲，粗糙的手擦挂得证书的缎面扑哧扑哧地响。我告诉她每个本代表什么，她就又茫然了。父亲认得那些字样，于是又很得意。我笑说这点出息都是二老打出来的。母亲似乎这才记起她也打过我。她似乎有些糊涂，喃喃地说：“啷么会呢，我啷么就打你了呢？”她一边说，一边摊开手看，仿佛不相信她的手曾经握起过竹鞭子，抽打过她的儿子，一时间好像非常惭愧的样子。

8

母亲还有一次跟父亲吵架，是因为我年少时的亲事。

土地下户后，一家人总算能吃饱了。人一吃饱，就有了不一样的理想，甚至有些好高骛远，具体就是，十五岁那年，家里为我说了一门亲事。

我们那地方，一直以来时兴娃娃亲。村里好多孩子十五六岁就订了亲，两家走亲戚，要走到双方到了婚龄，扯了证并行嫁娶之礼。也有的订了亲，等不到婚龄，也通过郑重的嫁娶成了家，生儿育女。证不证的，就不管那么多了。

我的对象是个害羞的小姑娘，比我小半岁，长得很漂亮。她的父亲在乡里工作，是很好的家庭。就亲事论，这在全乡也数一数二，我们家算是高攀了。下了聘礼，就算结成了亲家。那年春节，我这个未婚小女婿，由父亲带着，去小对象家拜年。我的父亲很满意我们跟这个富裕家庭结亲，他指望我的岳父日后能提携我，顺带帮补帮补我们这个家庭。一家人就这么怀着希望，把这亲事走下去。

但拜年时出了一点状况，毁了父亲给我设定的好前程。正月初二，我穿上新衣服，背着背篓，由父亲领着去拜年。背篓里装着拜年礼物，有系着红纸的猪腿、糍粑、粉条、酒，还有给小未婚妻的新衣服。说是给未婚妻的衣服，其实也就是稍大码的童装，我记得是件桃红色的小外套，衣领滚着莲，胸前绣着好看的花。一切都正常，甚至是喜气洋洋，却被我上个厕所就把事情搞砸了。

那天吃过晚饭，我上厕所，踩虚了脚，掉进了粪坑。我在坑里喊，“救命！”父亲和我的岳父听到喊声跑出来，见我正在粪池子里扑腾，惊呆了。他俩把我捞上来，父亲带我到河坝冲洗，一边冲洗一边骂我丢人丢到家了。我穿上岳父借给我的衣服走回他家，站在院坝里，不肯进门。我浑身发抖，身上还有一股臭味。我觉得糟透了。天快黑了，院子边的菜地里，白菜顶着白雪，立在暮色里，说不出的寒冷和孤寂。暮色从天而降，像要把黑而老旧的寨子吞没。寨子周围全是黑乎乎的大山，你不知道世界在哪里，世界也不知道有这么个黑乎乎的寨子。这时，我看到那个小小的未婚妻正掀起窗口的塑料薄膜悄悄打量我。我又羞又恼，无地自容，真想转身逃跑。

因为这个意外，当晚父亲决定带我回家。一出家门，我就跟父亲说要毁婚。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本来就气，一听又骂。

夜里我躺在床上哀哀哭泣，像五岁那年断奶时那样哀伤。母亲半夜里起来，听到我的哭声，她也流了泪。母子俩就那样相对而泣。母亲忽然大怒，这怒火不是朝我，而是朝父亲。母亲暴躁地跟我父亲大吵。她一边哭一边骂我的父亲，骂他狠心，把儿子往粪坑里推。这一骂，把父亲也骂得软了心。天亮后，父亲觍着脸去了媒人家，请媒人去女方家商量退婚。几天后，媒人带来了岳父家退回的礼物：小未婚妻的新衣服，用剪刀剪成了片片；腊猪肘里被戳了许多洞，洞里灌了煤油。

这退回的礼物让母亲很久闷闷不乐，父亲更是好些天都不理我。

我母亲从不负人，但在儿子的亲事上，她是终于负人了。在乡间，一家姑娘订了婚，又被退婚，是丢家族面子的事情。母亲对此一直怀着愧疚。好在人家家底旺，姑娘又实在漂亮，不久就有好人家去提亲，那户人家比我家强，儿子也比我长得俊，对方挣回了面子，气也消了。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如果当年“粪坑之变”后，没有母亲的坚决卫护，现在又会是怎样的呢？

9

二十岁那年，我参加工作，在一个乡的财政所当农税员。报到那天早晨，父亲跟母亲一起送我到车站，再搭车去那个乡报到。母亲早早为我打好铺盖卷，搁在背篓上，用绳子扎紧拴牢。背篓里还放着洋瓷面盆、茶缸、口杯和几件衣物、几本书。母亲躬身背起背篓。我要背，她不让，说莫把我衣服弄皱弄脏了。那天我穿戴齐整，白衬衫、灰裤子、白跑鞋，肩上挎了一只人造革的灰皮包。从外形上看，还是一个干净斯文的学生，但在心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工作干部了。我跃跃欲试，父亲也很兴奋。父亲常年走村串户，比村里人多些见识和主意，对俗世的普通生活，也有一些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他头脑明白，也善谈，无论跟什么人相处，在进退上，他都能保持恰当的分寸。那天早晨我们一边赶路，一边听父亲侃侃而谈，他恨不得这一路把满肚子的见识和主意都倾倒给我。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嗯嗯”答应。母亲背着铺盖卷跟在后面，一声不响。

去车站的路有十几里，其中一段要经过我家的一片庄稼地。走到地边时，母亲说她要去地里砍边，让父亲送我。砍边是犁地前的一道重要工序，就是把地边的蒺藜和野草砍下来烧在地里，把地边收拾干净。砍边一天下来，人的手常常被勒得满手茧节，指头、手掌被棘刺、草叶割扎得鲜血淋漓。

其时父亲正说到兴头上，就提出让母亲一起送我去报到，不急这半天。母亲说，“我先砍干净，你从车站回来，明天正好套牛犁地了。”父亲不耐烦地说：“就半晌午，那些刺藤和丝茅能长到哪里去？”母亲低头柔声说：“耽搁不得呢，白露眼看就要来了。白露一到就要下荞种。”

父亲就不耐烦了，他挥挥手说：“去嘛去嘛，你去嘛。”

母亲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她从肩背卸下背篓，换到父亲肩上。我说我背，她还是不让。父亲背上背篓气哼哼地走上前了。

母亲帮我把书包的包带理正，迟疑一会儿，说：“去了那边，要勤快，力气使了力气在。”我赶紧答应“嗯。”她又说：“莫做强人，莫出头。”我赶紧又答应。她想了想，再说：“要有良心，”说完这句，她顿了顿，又说，“莫像从前那些干部。”多年前的情景又回来了。我郑重地说：“妈，不会。”她就转了身，拐进旁边的小路。

我追上父亲，他不满意地说：“我还不晓得你妈，她就是怕见人，不敢跟人说话。由她，由她，我们走！我们见世面去！”

父亲还在不住地说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看见母亲沿着小路下到沟底，顺着一条土埂进到我家地里。那时候是九月，苞谷已经掰过，苞谷杆也已砍倒，束成捆，有的垛在地边，有的盘在乌桕树干上。土地空了下来，也歇息下来。等白露一到，就下荞麦种，开始新一轮的耕种和收获。秋风起了，山里有些凉。风顺着沟头吹下来，浩浩荡荡吹到沟尾，满沟是波涛一样的风声。地里的乌桕树、油桐树枝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风过了一阵，又来一阵。丝茅、野高粱、灌木伏下去，又回起身来；又伏下去，又回起身来。我的母亲走进地里，风吹来时，她趔趄了几下，等风过去，才又站稳。

土地一年四季被庄稼覆盖，只有这时候，才裸露了出来，满沟满岭都是板硬扎实的褐色。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母亲在地里忙碌，她暗黑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成了指肚样的点在地里动来动去。最后，融进了无尽的褐色土地，看不见了。

那是我与母亲的第二次离别。

自那以后，我在路上一步一步朝前走，从乡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地区，又从地区到市里，最后到了北京。我的母亲她一直留守在地里，与土地相互厮守，相互消磨，相互损耗，相互依靠，相互养育，相依相存。

后来我读到许多赞美乡村的诗文，那些文辞华丽的文字赞美土地，赞美农民，赞美金黄的果实，那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让我觉得非常矫情。真正的乡村哪有那么多美？是母亲让我知道，庄稼的长成，是农民把泥土掰开揉碎，一点点吞下去。那些苞谷、大豆、稻谷、小麦，是他们喉咙里长出的果实。

10

那些年，真是顺风顺水，样样努力都有收获。我从县里调到地区，又从地区调到市里，最后，从市里调到北京。其间，又几度下派、挂职，一步一个台阶，可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母亲以一个农妇的秉性，把这些都归结于祖宗和土地的庇护。她认为这都得益于祖坟葬得好。我每进一步，她都要父亲买丰厚的纸礼，郑重地烧在祖坟前，以谢祖上荫泽护佑之恩。我从市里调到北京，她甚至拜谢了土地菩萨，她觉得这都是来自土地神祇的福祉。

我每到一个地方，我的父母都要前来探望。每次到机场接他们，看二老一人拉着一只行李箱，风尘仆仆出来，脸上挂着日光晒出来的笑容，爽朗得就像秋天地里的庄稼。一到家，母亲就从箱子里一件件往外掏她带的宝贝，风萝卜、腊肉、香肠、豆腐干、鲊海椒，她把地里一年四季产出的宝贝，悉数带到儿子跟前。李红很喜欢这些东西，女儿春语也十分雀跃，她拍着手说奶奶把农家乐搬到家来了。

父母来家的时候，我每天推掉应酬，下班就回家，陪父母聊天，跟母亲下厨房做她带来的土菜。有天进了家门，就闻到香味，我寻着去厨房，见灶上的铁锅里扑哧扑哧炖着腊肉风萝卜，母亲正埋头在砧板上切豆干丝。豆干丝是我们家乡的特产，自制的豆腐熏了一个冬，熏得又绵密又铁实。豆干先是打成薄片，再切成麻绳细的丝，煮在汤里，柔韧细匀，汤像牛奶一样浓白香醇。切豆干丝是考验技术、也考验耐心的一项手艺。平常人家很少吃，只有讲究的人家或者宴席上才有这个。我非常喜欢吃，母亲每年就熏不少豆腐干，千山万水带过来，做给我吃。但她年纪大了，手不灵巧，眼睛也不好了。那天她切得十分认真，也费劲，像一个笨学生在做一道难题，切得战战兢兢的，但那场景让我十分安心。窗外的天光照进来，照在母亲身上，窗前的母亲成了一道剪影。我站在厨房门口，仿佛年少的时光又回来了。

11

我刚去北京时，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有时候也好高骛远。工作的种种优越之处，我很享受，京城的那些排场也让我过瘾。起初父亲很为我得意，他看见经常有人围着我奉迎，这中间，又有人对我毕恭毕敬。他认为我有头脑，有出息，很长他的面子。母亲却不怎么说话。过了些时间，两人都有些忧心忡忡。

有天深夜里回家，天下着大雨，父亲窝在沙发里打盹，母亲坐在沙发的另一边，两手交握着在膝上，像是有些不安。我换了衣服，在她身边坐下来。她显然有话要说，但似乎没想好怎么说，犹犹豫豫的，忽然说：“我们从地里出来不容易……我们不图热闹，图扎实。（那些人）跟我们无亲无故的，天天黏着……还不是想把你裹坏……你要是被裹坏了，我啷个办呢？”

我有些好笑，笑母亲小题大做，也笑她不懂世界，不懂人情世故。这其实就是成功呢。想不起当时我说了句什么话，母亲一听，忽然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我们从泥土长出来的人，就要有泥土的样子……你想要学坏，不如回家跟我种地。”

现在想来，那个夜晚真是惊心动魄。她以一个母亲的直觉，敏锐地嗅到繁华处的危机，又以一个农妇泥土般朴素的智慧提醒了我。而我真的是后知后觉。我惊异于她的智慧的同时，也惊异于她的果敢和坚决，以及她取舍进退的原则。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父亲送我上车。他说，你妈昨晚没睡，哭了一夜。我心里一惊，又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李红不小心得罪她了，或者是春语调皮？父亲说：“不是，儿媳跟孙女都好得很。你妈没文化，讲不出啥子道理。我也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世上有两种角（读脚)色(酉阳话，狠角色的意思），一种站得高，一种扎得深。我是个农民，也经事几十年，道理放哪里都一样——站得高的不如扎得深的。站高的时候有人捧……但我们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扎扎实实。”

我急流勇退了。我申请调离先前那个炙手可热的岗位，换到另一家单位。新的工作平静、扎实，但也十分艰辛。我非常卖命，同事们也十分努力，几年功夫，一个年收入1800万元的单位，就被我们拉扯成28亿元收入的业内知名企业。35岁那年，我成了部里最年轻的正司局级领导干部，并且多次被评为先进。

我在新的单位，每每签下数十亿一笔订单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官渡滩的地里种苞谷、种红苕、种洋芋、种青菜。秋天里她提着竹团篼在地里捡豆荚，豆子落进土里，她小心地一粒一粒抠出来淘净晒干。她跟父亲吃简单的饭菜，穿朴素的衣裳，待人处事温静安详。父亲试图用一把苞谷籽和一仓苞谷籽跟她打比方，让她知道我为国家挣了多少钱，她完全不得要领。在她有限的认知里，百元、千元乃至万元有多少，她是知道的。超过了这个数，她就茫然了。

她种出的粮食和瓜菜，一袋一袋地托人往城里带给孩子们，新米、新豆、土豆、萝卜。吃不完的豆角青菜，她晾干腌制成干菜、酸菜，带给我们。她知道儿女的胃，想念的还是故土长出的东西，她的双手晾制的东西。这些东西温养慰藉了我们的肠胃，也塑造了我们的品格。无论走得再远、再努力，都不敢再轻狂了。

一条航线穿过官渡滩上空。每每听到高空中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大地上的父亲和母亲就抬起头来，眼望着白鸟样的飞机越过官渡滩后山，向北飞去，父亲就会确定地说：到老幺那里去的。母亲往往同意他的意见，因而总会附和一句：“是到幺儿那里去的。”

12

2017年，我打算辞去公职，自主创业。五一假期，我跟李红回官渡滩看父母，把这事也报告他们。

父亲耳朵几乎听不到。我走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说，我想离开部里，自己出来做点事情。

母亲看了我一眼，显然有些不信。她说：“你不当官了？”

我笑笑：“你不是说，当不当官不要紧，要紧的是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情吗？”

母亲说那是。又问：“你想做点哪样事情嘛？”

我说，想做点更实际的事情，老百姓更需要的事情。我用官渡滩人打工或者开店的事情给她打比方，她忽然就明白她的小儿子要自己摘掉国家干部的帽子，与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无异了。她一下就哭了，边哭边说：“原来你要当个体户，要打工，你要把工作都打脱……我辛苦盘（供）你读书……”看到她伤心的样子，我也很难过。李红耐心地劝她，我要做的事情是怎样的，会有多少人受益，我会怎么快乐，对我们这个家庭会怎么好。但她仍然哭泣不止。

哭了好一阵，她忽然使劲抹了把眼泪，说了句硬气的话：“如果你打工挣不到钱，就回来种苞谷。你在前头打窝，我在后头帮你点种、盖肥，饿不死人。”

李红忽然眼含泪花。

从官渡滩返京，我就辞去公职，成了一名“个体户”。

新的公司正常运行后，我请父母来公司看看。父母看了办公楼，看了公司里勤奋阳光的年轻人，又看了我的办公室。父亲又很得意，他坐在我办公室的大转椅上，啪啪地拍拍桌子，确定我不会回官渡滩种苞谷了。母亲不说话，她朝我笑笑，笑着笑着，泪又流出来。

13

我从记事起就知道母亲经常肚子疼，每次发作，家人就给她吃子弹壳里的火药，我们叫“药面面”。

那时候，山里穷，也落后，人生病，几乎不请医生，也不买什么药治，唯一的药就是子弹壳里的“药面面”。我们那里天高皇帝远，水深山长，山里人常“撵獐”，就是用自制的火药枪打偷袭庄稼的野猪、獾、山羊或麂子。火药枪用的子弹，是自家炒锅熬硝，制成火药，用火纸包了，卷成手指头的形状，看起来像子弹——这种自治火药枪很多年前就禁止了——但威力很猛，无论野猪、獾、山羊或麂子，遇到一粒这样的子弹，肚子立刻就开了花。村人也有因火枪走火，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村里好几个缺胳膊少腿的，就是这火药枪造的孽。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常常想起母亲的腹痛，想起她和村人每每病痛就吃下的“药面面”。火药真能治腹痛吗？是因为它的名称里，有一个“药”字，村人就认它为良药，还是火药里的硝有治疗作用，抑或，硝这个东西有麻醉功能，服下就能镇痛？小时候想到这事，觉得十分神奇。成年后再想起，心里已经没有了神奇，只有悲怆。我只有一次次祈祷，我的父母乡亲，他们因为病痛而多次服下火药面面的肠胃，会坚固得如铜墙铁壁。

算起来，母亲是2019年年底得那个病的。姐姐带她到市里的医院检查。我当晚也飞到重庆。也是凑巧得很，值班的是位年轻医生，他给母亲做完检查，确定地说：阑尾炎。

我们抽紧的心一下就放松了。荒唐的是，我们当时都没想到转到另外的医院复诊，现在想来，潜意识里也是不敢复诊，生怕新的检查结果将这个结果覆盖，我们侥幸得来的幸福被注销。现在想来，我们多么荒唐，多么轻信，简直是苟且偷生的一种。一家人简直是欢天喜地地陪她治疗阑尾炎。住了几天院，临近春节，我们就陪她一起回老家过春节。

春节期间，疫情爆发，风声鹤唳。遥远偏僻的官渡滩村寨却犹如一条夹缝，父母儿子在其中偷享人世之欢。虽然为疫情焦虑，但暗地里又为这意外得来的相守感到庆幸。

谁都没想到，噩运已经来到身边。

大年初二，李红接到单位命令要提前回北京。嫂子单位也要求全体职工返岗待命，于是哥哥带着他们一大家子也回了重庆。只有我得以继续留在父母身边。那是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来，在母亲身边待得最久的一次。

14

我跟几位堂兄弟和表兄弟到不远的林子里，用电锯锯倒一棵棵巨大的松树。巨大的树从高处慢慢倒下时，发出轰然的声音，我们像年少时一样欣喜。我们剔下树枝，束成捆，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用小皮卡一车一车运回家，卸在院坝里。表兄弟们回家后，我在院子里劈柴，劈好的柴块码在屋后的屋檐下，树枝则一捆一捆立在吊脚楼下。

母亲不停地端来茶水、醪糟水、油茶汤要我喝。那段日子，我也尽情地向她撒娇，每天不停地向她要吃的，要吃腊肉，要吃豆干丝，要吃酸鲊鱼，要吃糍粑，要吃油香。凡是小时候觉得美味又难以吃到的东西，我都一遍一遍地向她索要。她也乐此不疲，一样一样做好，盛在碗里递到我手上，看着我美美地吃下去，她脸上是特别满意的笑容。父亲则不断招呼我歇息，说我这身子骨在城里多年，经不起累了。我猛地劈开一块很大的松树头子，大声问他：“哪个说的？”父亲也满意地笑了。

等我吃饱喝足，母亲就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干活，直径两尺多的松树木段在我的斧头下一分为二，再二分为四。不一会儿，柴块就劈了一大堆。父母眼里都是欣慰的样子，好像我刚长成，刚好能给家里干活。好像我从未娶妻生子，我跟他们从未分离。

这个工作我一共做了十多天。接下来，我砍了竹子，给菜园圈了新的篱笆，又把院墙边歪斜的台阶也修好了。父亲也很得意，有亲戚来拜年，他就跟人家夸：“看吧，我的儿子在村里，也是一个好把式呢。”

整整一个月，我挥汗如雨，耐心又细致。我把柴垛码到屋檐高。等过了六月，这些柴火晒干了水分，就是上好的烧柴了，树枝用来烧锅，柴块烧火塘，父母在家，取暖、炊煮，够他们烧上一年了。

哪知道我准备的满壁劈柴，最后竟作为她葬礼上制作宴席的烧柴了。

三月里，疫情得到缓解，重庆开始复工复产，我也要回公司了。出发时，母亲往我尾箱装吃的，糍粑、香肠、腊肉、青菜、萝卜、蒜苗、小葱，塞得满满的。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她在院坝里朝我摇了摇手，脸上笑着。汽车一转弯，我就从后视镜里看见她抹起了泪。

15

9月14日，姐姐打电话，说母亲腹痛。我的心一下就狂跳起来。命运来向我们索债了。

姐姐在电话里继续说，母亲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告诉她，送到县里的医院检查，初步诊断是结肠癌。姐姐当夜就送母亲到重庆市人民医院复检。我第二天早上也飞到重庆。重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华是我的老乡，也是亲戚。他握着我的手，使劲捏了捏，没说话，我就明白了。我努力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请他告诉我真实情况。他说晚期了。

李华扶住我的肩膀，想让我安定下来。我向他道了谢，提出想自己静一静。那时已是深夜，我走到医院的院子里，抬头仰望夜空。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的时候，我都会仰望星空，浩瀚的苍穹和寂静的星辰让我平静，也给我安慰和鼓励。但那夜重庆的天空见不到一粒星子，城市的辉煌灯火把天空染得一片昏黄。市声嘈杂，汽车川流不息，真是众声喧哗、鱼游沸鼎啊。那一刻我觉得人世汹涌，浪涛像是要把我打翻、吞没了。

我像一个溺水者，浑身是汗，非常虚弱。李华来院子里找我，我看到李华的嘴唇在动，而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漂浮在水上，无声地散了。我抓住他的手，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但人已经被恶浪打翻了。

16

手术方案敲定后，我整理好情绪，与姐姐哥哥一起温和地与母亲讨论病情。我们告诉她，检查到她的肠子上长了一个小疙瘩。这么多年，她一直肚子疼，可能就是这个小疙瘩在作怪。现在要做个手术，把小疙瘩切除。“是微创手术，”我伸出小指头给她比画，“就开这么一个小洞，缝一两针。”我确定地告诉她。她很平静地看着我，点了点头。

手术那天，一家人都守在医院。进手术室前，母亲紧紧拉住我的手，不松开。我俯下身去，脸贴着她的脸，轻轻哄她：“就是微创手术嘛，一会儿就做完了。我们在外面等着您。”她这才松开我的手，被护士推进去了。

我们焦急地在手术室外面守候。我起先陪父亲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父亲也是心不在焉，不断转过头去看手术室的门。我心里揪得慌，全身发冷，就请姐姐过来陪父亲坐着，我站起来走动一下，走暖和起来。哥哥发现我说话牙齿在打战，就递给我一瓶水。我抓过来就猛灌下去，一瓶水落肚，还是落不下心，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十分仓皇。父亲烦了，又不好发作，就说：“你给我坐一会儿嘛！不要在我前面晃来晃去的！”我就挨着他坐下来，还是坐不住，就把哥哥的孙子淘淘从嫂子怀里抱过来，放在腿上不停地颠着，假装逗他玩。

手术进行两个钟头的时候，护士忽然推开手术室旁边的玻璃窗，大声叫母亲的名字。我们都吓了一跳。哥哥反应过来，原来不是在叫母亲，而是叫病人家属，是叫我们。我们赶紧奔上去，围到窗前，护士端给我们一个托盘，盘子里是一坨漂白发硬的东西，像是卤煮过的肉食。我脑子忽然就晕了。护士告诉我们，那就是母亲直肠上切下来的病变部分，她一边说一边用镊子翻动给我们看。我赶紧扶住哥哥，不让自己倒下去，眼泪也一下就冲了出来。

手术进行三个钟头的时候，李华打来电话，说手术很成功。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抓住父亲的手，告诉他，妈的手术很成功。父亲听不见，只踉踉跄跄跟我们到手术室门口等母亲出来。

手术室门打开了。护士推着母亲出来了。我们奔上去，围在母亲的移动病床边，帮着护士推。母亲腹部缠了厚厚的绷带，身上插满了线管，输入的和排出的都有，连着血浆袋、输液袋、心脏监测器、止痛泵、引流袋、排泄袋，管子里流着血浆、药水、渗出液等各色液体，监控仪器上各种颜色的灯和图标不停闪烁。那些管子和绷带，像绳索把母亲捆绑住，让母亲像是一头困兽。母亲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也惨白着。我紧紧抓住她的手，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她的脸像冰一样凉。我眼泪滂沱，稀里糊涂沾了她一脸。护士喝斥：“家属不要影响病人情绪！”我哪里止得住泪？父亲不断用手背揩我滴在母亲脸上的泪。

我们把母亲接回病房，帮护士把她在床上安顿好。嫂子和姐姐手忙脚乱地给母亲塞热水袋，添被子。

母亲睁眼看着我们，非常疲倦。我忍住泪水，脸贴在母亲脸上，轻轻地叫她，但是她答应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开口说话，说的第一个字是“冷”，第一句话是“好想给医生说声谢谢，但就是说不出来。”她84岁的高龄，动了这么大的手术，遭受巨大的痛苦，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致谢！

17

哥哥姐姐整天待在医院。嫂子也请了假，负责张罗一大家人外加亲戚朋友的吃喝，收拾完毕，就用保温桶盛上汤，拎到医院来，一勺一勺喂给母亲。夜里一大家子围在母亲床前，热热闹闹地聊天。看着这一大群儿孙，母亲虽然难受，却很欣慰。

父亲白天在医院，当着母亲的面，跟家人也是有说有笑，爽朗得很。夜里一出医院门，人就萎了。起初家人对他瞒着真相。但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会猜不到？有天夜里我下楼送一大家人回家，临上车时，父亲忽然走过来抓住我的手，颤抖着，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我把他的手捏紧，安慰他道：“爸，妈这病不是么子大事，这里医疗条件也很好，挺过这一阵就好了，您不要担心。”父亲忽然老泪纵横，他哽了几哽，才说：“道理我懂，……你们也都尽心了……我就怕她挺不过去……”夜里他在马路边像个孩子那样大哭起来。

18

手术后，母亲又做了化疗。化疗很折磨人，哥哥姐姐都不敢让她做，但母亲特别坚强，凡是能让她治好“肚子里的疙瘩”的办法，她都接受。做完化疗她吃不下饭，趴在床边呕吐，胃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吐了，呕出来的只有胆汁，其状十分痛苦。呕吐完，她躺回枕上，脸上又泛起疲惫的笑容。

我把苹果切成薄片，用牙签插上，喂到她嘴边，轻轻蹭她的嘴唇。她只好张开嘴，用牙齿咬住努力咀嚼，艰难地吞下，我就看她胸口急遽起伏，像又要呕吐的样子。她努力憋住，终于没有呕吐出来。平息下来，她转过头，朝我笑笑，有些不好意思，有些愧疚的样子。

化疗后需要加强营养，她又没有胃口。附近一个酒店有燕窝卖，三百多块钱一盅。我们买给她吃了十多天，她从嫂子嘴里打听到燕窝的价格，就不肯再吃了。于是我们从网上买批发的燕窝，告诉她一盅只要三十多块，她答应吃，但已经吃不下了。

19

医院在枇杷山上，站在窗前，可以俯瞰整个渝中半岛。有些黄昏，我给母亲披上衣裳，扶她站在窗前，看长江和嘉陵江在朝天门交汇，两江环绕，城市像在这口热锅里熬煮。这座城市经历了一场新冠疫情，又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水患。我们看着江水滔滔而来，包围这座城市，又浩浩荡荡而去。母亲不住地叹息。

母亲求生的欲望特别强，医院的要求她都特别顺从，输完一瓶水，护士换药的时候，她总要问：“还有几瓶？”生怕护士遗漏了。一天的治疗结束后，她又要问明天几点钟开始，要输几瓶，还要吃什么药？所有的医嘱她都严格遵守，十分听话。要她吃东西，她也都答应，勉强咽下去，又吐出来。然而她这样积极英勇，还是抵不住一天天衰微下去。

我们都以为她切除了病灶，身体里就彻底没有那个做祟的东西了。做化疗时，我坐在床边，看着晶莹的药水一滴一滴进入她的脉管，心想残留在她身体里的病毒就会一点一点退散，这样，几轮化疗做下来，她又是我们好好的母亲了。

现在想来，我们真是轻狂。我们都天真地相信，人间再难的事情都有办法解决。我们也为此做好倾尽一切的准备。但人心终究大不过世事。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下去，让我们一点一点地放弃希望，最后向命运低下了头。我们明白治疗没有任何用处后，最后只希望治疗作为减少痛苦的一种方式，希望她走得安详一点。

我在病床边支起一张陪护床，姐姐夜里就睡在母亲身边。母亲入睡前，姐姐跟我分坐在病床的两边。母亲半躺着，她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坐卧不宁，不停地折腾。等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娘仨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母亲说我小时候一直让她提心吊胆，生怕我化了。我一直不断奶，她只有把奶头放我嘴里噙着，她才心安。直到我结婚，她才安心下来。娶了亲的男人，命运就换了一轮，从此她确信我不会丢失了。

她身子弱，说起话来尤其费力，有时候说了半句，下半句要好一会儿才续得上。刚说完，忽然又难受起来，要折腾好一会儿，重新消停下来，才又想起，咦，说到哪去了？于是姐姐就把她忘掉的话续上。

姐姐说到我小时候雨天蹚水上学，打湿了布鞋，母亲用竹鞭抽得我双脚跳。姐姐笑问母亲：“当时啷个又忍得下心呢？”母亲说：“我没读过书，不会讲，娃儿一泼烦，就动手了。官渡滩哪个娃儿不是打大的？没打坏就好。”说完她歇了一会儿，就抬起右手看了又看，像是怪罪那只手似的。那只手青筋毕露，落满了浅褐色的老年斑点。腕上套着医院发的印有二维码的手环，手背上静脉血管里扎着留置针头，用胶布粘着。

我强做欢喜地说：“古语说棍棒出好人。要不是妈老汉打得好，说不定我早变坏了呢。”

母亲静静地说：“我的儿女我晓得，啷个都不得变坏。”

母亲说到我第一次离家去乡政府工作。那天早晨，父亲跟我都欢喜得很，但她担忧，我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那里的人都是干部……我在他们中间，会不会孤单？他们会不会给我气受？会不会挨他们的整？

我赶紧告诉她，我工作几十年，也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每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有贵人相助。母亲就说：“要记恩，我们不做忘恩负义的人。”我说放心吧，我是懂得感恩的人。母亲说我放心。

有次说到我当初毁婚的那个姑娘。她说她当时也很舍不得，担心毁了这么好的亲事，再找不到那么好的姑娘，那么好的家庭了。但我那夜哭得很伤心，伤心得不像个男儿汉。她也心软了，管他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再说儿子不疤不跛，也不傻，好歹总能找到个媳妇。实在找不到，她养我一辈子。

这是她最后一次说到养我一辈子。我的眼泪就出来了。

夜越来越深，母亲实在累了，她半躺在床上，不说话，但眼还睁着。姐姐跟我坐在旁边，都舍不得睡去。重述旧事，这短暂的欢愉让我们感到安慰。但我们都明白，最后的日子快要来了。

20

2021年1月初，女儿春语回国，在上海隔离结束，就直飞重庆看奶奶。走进病房，刚叫一声“奶奶”，祖孙俩都哭了。

女儿打小就跟奶奶特别亲，奶奶也尤其疼她。庚子多难，人世艰辛，正当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母亲却遭此罹难，其时又正值国外疫情大爆发，母亲自己忍受病魔摧残，却又非常担心春语，每隔几天就要我跟春语打视频电话，要看到她的孙女笑吟吟地出现在手机里，她才放心。她听一位来探望的亲戚说板蓝根和双黄连治疗新冠有效，就叫我赶紧打电话让春语买板蓝根，买双黄连，戴两层口罩，不要出门。其时，祖孙俩都深陷困境，却只为对方揪心。

祖孙俩见面让人落泪。春语像对小孩子那样俯下身去抱奶奶，奶奶却费劲地想从床上欠起身来抱春语。最后还是春语把奶奶抱在怀里，两人搂着哭泣不止。

当晚春语留下照顾奶奶，让我们回家睡个好觉。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医院。春语已帮奶奶梳洗过，喂奶奶喝了粥，护士正打吊针。春语很乖巧很贴心，一边照应着奶奶配合护士，一边鼓励奶奶。小护士由衷地说：“妹妹真乖，奶奶你好福气。”吊针打好后，母亲躺在床上喘息了会儿，对小护士说：“我是福气好。我有三个儿女，七个孙子，四个重孙，他们全都好得很。我两个媳妇对我，就跟女儿一样亲。就连我这小姑子，也跟亲女儿一样。”她歇了歇，又说：“我这辈子，是满意了。我对儿孙，也满意了。”

21

母亲仍然努力地挣扎求生。但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了。医生善意地放弃了治疗，让我们带她回家。我告诉母亲“疫情又严重了。”在重庆怕被感染，先回官渡滩老家。她疑惑地看着我，像是不舍似的，好一会儿，才点头同意了。

车开到家门口，我想把母亲背进家门，但她坚持自己走上去。亲戚们强作欢颜，聚在我家里迎接她回家。她好像也受到激励，那天夜里在火铺上坐到九点钟，对来看望她的亲邻笑微微的，但已经没有什么精神说话了。

那以后，陆续有亲戚和朋友来看望她。她已经形销骨立，并且开始了最残酷的疼痛。当疼痛袭来时，像烈火要将她吞噬，她像一片叶子蜷缩起来，紧紧咬住嘴唇，不呻吟一声。几天里，她痛的时间越来越长，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镇上有位医生朋友叫梁秘，跟我们家有些私交，离得也不算远。哥哥就请梁秘住到我们家，母亲痛的时候，就给她打杜冷丁，梁秘还帮着我们兄弟暗中筹备母亲的后事。

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母亲能坚持到春节，大家陪她热热闹闹过个年。

1月9日那天，我必须回北京处理一件事。恰好有位朋友弄了一条很大的甲鱼给母亲送过来。那天母亲精神不错，要我扶她起来到火铺上坐坐。我陪着朋友在火铺旁边的桌子上一边喝酒，一边在火塘里烤土豆和粽子吃。母亲斜靠在板壁上，安详地看着我们。朋友让我吃一个粽子，我刚吃过早饭，不饿。母亲这时发话了，她说：“再吃一个吧，你自小就喜欢吃粽子，那时候难得吃到呢。从官渡滩到北京，路远，吃饱点，经冷。”我一直严格控制体重，很自律。那天，母亲说完那句话后，我拍拍肚子，让母亲看：“妈，我一点也没长胖，对自己从不放松要求。哪怕是一个粽子。”她就不言语了。

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关心我的饥饱冷暖。

22

1月18日清晨，嫂子打来电话，哽咽着说母亲病危。我立即从北京赶回老家。

母亲已经昏迷了。我俯下身握住她的手，大声地叫她，好半天，她才睁了眼，看看是我，艰难地说出一句话：“搬盘你们了。”在我们老家，搬盘就是为别人奔波劳顿费周折的意思，相当于“给你们添麻烦了”，是含着愧疚之意的。

这是母亲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皮包骨头，躺在床上，她全身的骨头硌得自己疼。我们姐弟三人轮流坐在床上，把她抱在怀里，她才好受点。疼痛袭来时，她又蜷缩起来，不住发抖。那时候，我整个人也散了，不知自己怎么才能活得下去。

我们抱了两天两夜。她一直深度昏迷，已到弥留之际。我抱着她，感觉她的身体轻得像羽毛，而灵魂正在抽离逃逸。我用脸摩挲着她的脸，一声声叫她，想把她的魂唤回来。

1月20日半夜，她终于睁开眼睛，费劲地打量围在她身边的人，又看清抱着她的满脸是泪的正是她的小儿子，她费力地蠕动着嘴唇，想要说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慢慢地，她眼角就有泪渗了出来，最后流了满脸。

1月21日下午4点13分，母亲她把身体留在我的怀里，灵魂升了天。我为她阖上双眼。

23

她躺在黑漆的棺椁里，穿着绣了华丽花朵的黑绸裤衫。她的膝盖风湿消失了，偏头疼消失了，心口疼消失了，手臂麻木消失了，腹痛消失了，她拼了命与之搏斗的癌也消失了……她嘴唇微抿，眉目安详，容颜沉静，像是出走多年，终于回到故乡。

葬礼那天早晨，我们跪伏在她的墓穴前，看着一铲铲黄土纷纷落下，把她掩埋。大地接纳她的一位女儿回家了。这是人世播撒进大地深处的又一粒种子。从此她成为大地的一部分，与大地一起滋养和孕育，一同经历四季、雨水，一起承担耕种、收获，一起包容，一起忍耐，一起希冀。在她长眠的地方，会长出新的庄稼、草木，新的悲伤和幸福，以此养育一代又一代儿孙。

24

我们乡间，把人到最后称“百年”。我惯常数理思维，简单认为，人就是要活到百岁。半生为人，我在人间学会了吃苦，学会了争取，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承担，却一直没学会离别。我粗略计算，在人间，我跟父母还要相守二十多年。我想，到我的父母百年时，我就有七十岁了。七十岁的人，可以说历尽沧桑，是学会别离的时候了。我风尘仆仆朝前赶路的时候，想想我在人世，还有父母的目光看着我变老，意志变得更加坚定，心却变得更加柔软。想想就觉得人生无尽。

但母亲不等我。

周末的午后，我去厨房，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洁净的灶台上。母亲她不在窗前“笃笃笃”地切豆腐丝了。刀板洁净，刀具铮亮。一只蜜蜂从窗外飞进来，在玻璃窗上嗡嗡嗡，老找不着出去的地方。

院里的丁香开了。她曾跟父亲在春天的午后坐在院子里为丁香和菜花争论。父亲说丁香比菜花香，但没得菜花有用。母亲却说丁香虽然没用，但长在儿子的院子里，就是有用的。这个春天的午后，院子里没有了父母的争论，只有丁香香气馥郁，呛得人眼泪夺眶而出。

清明我回官渡滩，开车经过一片土地，就是我第一天上班，父母送我时，母亲半路上拐进去劳动的那片土地。我把车停下，站在路边久久凝望着那片地，但不见母亲从地里直起腰来，也不见她抱着一束荞麦从棬子树后走出来。

官渡滩门前的桥上人来人往，我站在桥头，见不到她从人流里回过头来，笑着叫我的名字。我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也不曾看见她坐在门边的天光里，低头缝鞋、补衣、裁豆、拣种。

夜里，父亲一个人偎在火塘边，默默地烧水、煮茶、吸烟、咳嗽，她不在父亲身边，为他烧火、添水、点烟，在他流着泪咳嗽时替他捶背。我坐上汽车开出家门，她没有在尾箱里装满糍粑、香肠、腊肉、青菜、萝卜、蒜苗、小葱。我习惯性地看后视镜里，她没有站在路边望着我离去。大地接纳了她，再不打算把她归还我了。我们在灯下慢慢聊起她，她仿佛又在灯影里默默地看着我们。

父亲像一棵树。山里的男子都像树，笔直，高挺，外壳粗糙，坚硬。没有什么能够摧折，除非砍劈。即使与刀斧相遇，也会发出斫斫之声。与父亲们相比，母亲们则像是草本植物，像高粱、苞谷、小麦、稗子，甚至像丝茅。对，丝茅。丝茅最早出现在《诗经》里，后来它又有了一个好听又好看的别名——苇，这些都让这种植物具有了古老又清澈的诗意。但是，你若到了我们老家，在中国西南山地，在那些坡坡坎坎，在山坳，在岩脚，在林边，在地角，在河畔，在路边，到处都长满了丝茅。你会发现，诗意跟丝茅一点都沾不上边。在我们那里，丝茅是很普通很卑贱的植物，漫山遍野都是。我们也不叫它苇，都叫丝茅。它茎秆粗壮，比芭茅高，叶片粗粝，叶边锋利，秋后连牛都不敢下口。寒冬里，丝茅独自在地下蓄茎，春冻时醒来，悄悄冒芽，抽茎，拔节，吐穗，倾尽一生长出看不见的籽实。白露时节，满山芒穗，白茫茫一片。秋风起了，芒絮纷飞，让人落泪。她一生柔韧，沉默，百折不回，干旱再久它也不枯，雨涝再深它也不溺。风暴来时，她伏下身去；风暴过后，她又挺起身子。到老了，她顶着一头白穗，倒伏在地，最后腐朽在泥土里，滋养新一轮生机。

她就是大地上的一株丝茅，是我的母亲，讳名樊玉香。

王新程，土家族，重庆酉阳人，曾任中国环境出版集团董事长，公开发表作品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