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短篇小说《伯爵猫》的上仰倾角

文/李云龙

南翔短篇新作《伯爵猫》，收录在由作家出版社刚推出的同名集子当中。

这个小说，不必刻意划归为具有浓厚哲学思辨色彩的叙事之作，因为它的象外之旨包括了一个极易错过却理应十分注意的重要命题：短篇架构要有“上仰倾角”，当与人的魂魄清直、自奉净洁等共轴。

《伯爵猫》实现了这种抬起上仰，既贯穿时代，又跨越时代。

小说故事发生的场域是“当下”， 节候是“当令”，人物聚散是“当前”。故事核心人物“娟姐姐”创办的“伯爵猫”就要关张。那些曾齐集此处的读书种子、爱书人士以及其他各色人等，就要分开了。店里让大家各自登记需退还的“预存余额”，或选取心仪书籍以作冲抵，但最终没有一个人登记清算，钱数还较此前多了一倍。

文本的响亮或哑默几乎都和“娟姐姐”们所处“时代”有关：娟姐姐自述读完小学家里还没有一本课外书，看见别人手里的书，心痒难熬，并缘此生出自卑与嫉妒；律师讲他跟“伯爵猫”的结缘，在店里两次分享读书和三次分享电影的经历；作家用插叙方式介绍电工得闲去各式店铺装灯、修灯，由是找到了经济补充的汩汩溪流，也能一天消费一包软中华……

初看上去，这些人物情状均显得萧疏平淡，但南翔通过此类似乎并不起眼的“烟销日出”，在你意想不到之处开闸引流，让河水激荡且生发出巨大音效，集合起那些亮点跳跃的片段，令其成为实质性的小说光源，牵掣拉拽起一些碎片化的零散点滴，从春霭日边蓦地显形。

“脸黑发稀”的老刀、“戴长舌帽的窄条脸”陆工……“伯爵猫”里登场的人物，既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构型，也是社会、时代文化构型的不同细胞微粒。当晚到场的二、三十人的交流，不管是诚恳也好，感伤也罢，都是凫起鹰飞，“欸乃一声山水绿”。

更不可思议的是，跨越时代和小说“伤别离”的情愫竟然也有关联，这又是“伯爵猫”的不同寻常之处。离去，难免让人伤感，让人觉得不圆满。而这种不圆满又恰恰是世间常态，小说家又是怎么将这些不圆满置换成“上仰倾角”呢？

第一，娟姐姐守住一家书店十六年之久，“店里的伯爵猫都换三代了”，但围绕马上就要闭门歇业再难重启的“伯爵猫书店”，几乎所有人都以灵魂倾诉与真情告白来表达惜别之意。小说家让书店“最后的晚餐”成就了那些普通人多元又麇集的游移性“在场”，成就了公序良俗的个体呈现，成就了《伯爵猫》本身如风雨晨夕却绵密圆通的小说特性，尤其是成就了跨越时代的情感连缀。一如博尔赫斯所奉信条，“我知道我文学产品中最不易朽的是叙述”。而南翔带着人间真情的这种文学经营（“叙述”），也将趋近博尔赫斯的“最不易朽”。

第二，摆脱了既有的理论规制，移除了学科格局的显性遮蔽，貌似影像简明的《伯爵猫》，其实涉及多维的文化构成、深度的文化转型和曲折的文化进路。小说家正是凭极细的观察孔——“伯爵猫”，望见了疏堂广宇、月转参移（文化多维）；由水沸茶声处，听出了河流的澎湃（深度转型）；由素色造象，探清了街区场景（城市收贮）的谢幕与重建（曲折进路）。其脉动是除旧布新，是沉入“细密如鱼子酱一样的士多店”及“小蝌蚪”般的书店的挺身立起，是“四下里瞟一眼就晓得高低贵贱”的胸臆卷舒。

第三，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家的“图谋”，言寻常，防断折：娟姐姐办伯爵猫，读者响应；书店消亡，大家婉叹。这些文学现实的发生，更多摆在明面上。而真正需要深想一步的，是小说为什么借“老刀”提到两位杰出女性：彭小莲与黄宗英。作家其实一直坚持以“老刀”之口道自己心事：“她的书，她的文字，可真是好。那么深的感情，都藏在里头”“这本书一直摆在我的案头，每当翻看，就像是在跟她对话”。当作品把人的深刻省思和珍贵情感自然地渗透到全部文本里边时，它便具有了广泛的、超单体和超时代的价值。

我甚至认为，《伯爵猫》是典型的文化、文学样本，它适切体现了社会根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组合视阈：通过或浅或深的挖掘，借俯察市井园池，对一座新兴城市的心灵梁柱，进行了专项衡估——架构、线条、立面、净高等等，那些由“伯爵猫”磁场吸力牵动而建造起来的人事气象、烟林风物，“带着某种不确定的内向性”，避过肆意泛滥的消费狂潮，摒弃欲望原色，迤逦而出。小说在波澜不惊又汹涌奔腾的时间点，在高情远致与轻薄狎昵的分割段，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阐释，达到了倾角上仰：它是一种清理，也是一种涵养，往者难谏，来者可追，濯其顾盼，洗其襟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