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眼/摄

读一首诗，读一段史（组章）

文/远人

风格的继承，内心的剖白

——读张九龄《感遇》之一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在琳琅满目的唐诗总集、选集中，清乾隆年间的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是影响力无与伦比的经典选本。其开篇之作是张九龄的这首《感遇》。

选本体现编选者的眼光，也体现入选者的风格和水准。

张九龄的水准在这首诗中有极为独到的体现。

句为五言，诗为八句，看似五言律诗，一读才发现，其诗体为五言古诗。所谓“五言古诗”，是汉魏时期出现的诗体，既无规范格律，也不讲究平仄，唯一固定的，是每句五字的格式不变；还因它既非汉代乐府歌辞，又非唐代的近体律诗和绝句，故称五言古诗。三曹七子都是此中高手。

从这里来看，蘅塘退士以此诗为选本之首，用意当是在寄托自己雄心的选本中，呈现出唐诗发展的清晰脉络。

时代总与时代相连。诗歌的变化也不会空穴来风。从《诗经》的四言到汉魏时期的五言就是一种变化证明。明代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中谈到五言诗时说道，“予撰五言诗，于魏独取阮籍为一卷，而别于邺中诸子；晋取左思、郭璞、刘琨为一卷，而别于三张二陆之属，陶渊明自为一卷；宋取谢灵运为一卷，附以诸谢；鲍照为一卷，附以颜延之之属；盖予之独见如此。”

这段话既表明了王士祯对汉魏六朝时五言诗的见解，也明确了在当时取得五言诗成就的诗人和他们的地位。谈到唐五言诗时，王士祯语气从容地继续说道，“唐五言诗，开元、天宝间大匠同时竝出。王右丞而下，如孟浩然、王昌龄、岑参、常建、刘昚虚、李颀、綦毋潜、祖咏、卢象、陶翰，之数公者……”一众名字中，偏偏漏掉了张九龄。前人的选取自不必苛求。王士祯提供的线索倒是能看到，五言古诗在唐时的继承不可谓不深广。据说，蘅塘退士尚撰有一部叫《蘅塘漫稿》的论著，该书如今虽佚，但他还是以文本的编选方式确认了张九龄在唐时的五言位置。

就该诗来看，建安风味浓郁。不过，张九龄毕竟不是模仿前人，只借前人体裁，以表己心。从“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的开笔可见，张九龄不无一种风骨之气引导内心，人一旦为之“欣欣此生意”，便可做到“自尔为佳节”。这既是张九龄的洒脱，也是大唐的时代洒脱。接下来“闻风坐相悦”的“林栖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九龄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内心已使他发现“草木有本心”，这就是一种气节的体现了。不须美人折，气节当自吐芬芳。

所以，从这首诗中，读者能见出张九龄虽处宰相高位，却不同流俗。而且，愈在高位之人，愈在漩涡中心。张九龄虽颇得玄宗赏识，朝中李林甫究是奸相。不学无术之人，自忌恨才情满腹之人。李林甫终逮住玄宗欲用“目不知书”的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当面劝谏的时机，居心叵测地说道，“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礼。”终使玄宗擢牛仙客为“知政事”。当时被张九龄举荐为监察御史的周子谅愤而劾奏牛仙客后，玄宗大怒，将周子谅流放瀼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县上思县），年近花甲的张九龄也以“举非其人”之罪被贬为荆州长史。从这里再读《感遇》，的确能见出张九龄始终如一的端正人品。以内含建安风骨的五言古诗体来表达，是最好的方式，还是以新意推动诗歌变化的方式。对蘅塘退士来说，选该诗为首，也就一举奠定了自己选本的清洁风格。

一生铸就的诗歌时刻

——读崔颢《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一句“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的绝对之言得无数后人共鸣后，崔颢和这首《黄鹤楼》的地位日益提升。就诗歌本身来看，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乃至李白登楼读过后琢磨良久，不得不来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而扫兴搁笔。李白这句话见于未必能当正史来读的《唐才子传》，作者无非想说崔颢的该诗水准，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李白作品看，其《登金陵凤凰台》虽有模仿之嫌，却不无一争长短之意，至于另一首《鹦鹉洲》，则是完全的因袭之作了。从这里看，《唐才子传》的记载还未必就是空穴来风。

不过，即使崔颢写出了这首令李白也为之叹服的七律，也不等于他的全部作品都达到质量惊人的地步。除了这首《黄鹤楼》，崔颢传播稍广的恐怕就只剩下《长干曲》第一首所写的“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了。这不免令人疑惑，崔颢凭什么写出《黄鹤楼》这样的不朽之作？

《旧唐书》作者为崔颢撰传时，只三言两语地写有“崔颢者，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卒”几句，无非交代崔颢中过进士，虽然有才，却是无德，平时喜欢赌钱喝酒，娶老婆只娶漂亮的，脾气一来，动不动就休妻，乃至前后娶了四个老婆，至于仕途，只混了个司勋员外郎的小官。另外，崔颢的幸运是死得及时，若哪怕再多活一年，便将遭遇天下动荡的“安史之乱”了。

传记短是其次，读后给人的主要感受是崔颢实为平凡之辈。好在，《唐才子传》多了一个关键句，“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句中的“江、鲍”，即南朝时的江淹和鲍照。从闺情走向慷慨，可见崔颢诗风确是大变。这就说明，不论崔颢早期诗质量如何，其人生终究经历了羁旅天涯的四方漂泊。崔颢虽活在开元盛世，却不等于盛世会取消人该品尝的各种滋味，尤其对崔颢这样自负才高，却处处不得意的文人来说，内心总易被某种尖锐挫伤。譬如当他“一窥塞垣”时，“戎旅”造就的游子情怀便自觉不自觉地盈满胸腔。“戎旅”即军旅。大唐边塞诗繁盛，就因边关战事频仍，崔颢笔下的边塞诗不缺，但在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覆盖下，几乎未有名篇，也恰恰是王昌龄等人对边塞军事和异于中原风光的过度关注，忽略了作为人的边塞军人，实则都有共同的游子身份。

崔颢的过人之处，就是抓住了自己的这一身份。所以，当他登临黄鹤楼时，虽已离开边关，却终究不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经年累月的漂泊，终于使他在“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面对中，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游子情怀进行了一番彻底抒发。而且，此时崔颢，已到“忽变常体，风骨凛然”的晚年，这就等于他将自己作为诗人的全部“俊才”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集中书写。

今人总说写出佳作的写作者是因为“心到神到、意到笔到”，从崔颢该诗可以想象，当他历尽江南塞北的无尽艰辛，面对黄鹤楼外的苍凉薄暮时，毕生经历都在向他提出“乡关何处”的千古之问，当他只以代表时光流逝的江水作答时，就能体会崔颢内心的尖锐到了无可压抑的迸发时刻。这就是无数人所说的“诗歌时刻”。

崔颢流传至今的诗歌不到五十首，从明代杨慎一句“崔诗赋体多”可知，即便被时间湮没，其生前创作的五律七律也不会很多，但这样的“俊才”往往不能忽略，就像张若虚写《春江花月夜》一样，他们需要的只是一次“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命运瞬间。为一首诗而生的诗人和为千百首诗而生的诗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诗歌要求的，是诗人得永不磨损地保持最尖锐的内心感受，哪怕它会沉睡，但迟早会苏醒，迟早会赋予一次惊心动魄的爆发降临。

（节选自2024年第2期《湘江文艺》远人《读一首诗，读一段史（组章）》）

远人，197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化》《创世纪》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千余件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诗集、传记等个人著作30余部。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