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我来到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两年以后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从此，我的人生就与文学艺术相伴相随。大学毕业后，不管是在衡阳医学院教大学语文，还是调入湖南省文联担任《理论与创作》执行主编，文学艺术都是我的衣食之源。我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总会用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激励自己，相信走出这个困境明天一定会更好。文学艺术让我衣食无虞，有了接续奋斗的力量；也让我精神不怠，有了继续前行的信心；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文学艺术都是我相依为命的“亲人”。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乡下能够读到的文学书籍很少，但我父亲在矿山工作，矿里的图书室可以借到一些文学书籍。大约在我9、10岁的时候，暑假时因为干不了农活就跟着父亲去矿山，在图书室里我借到了长篇小说《剑》，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朝鲜战争题材，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志愿军侦察兵王振华深入敌后侦查的细节，小说情节紧张、悬念重重，那些侦察兵很勇敢、很机智，常常化险为夷。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对文学像着了迷一样，想方设法去找小说看，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残缺不全的也好，只要弄到了文学作品我就如饥似渴、不舍昼夜去读，有些字不认识也没关系，跳过去，赶紧把故事读完。乡村的夜晚最常听得到的是虫子鸟儿们演奏的“交响乐”，但偶尔也能看到电影，农闲的时候还能看到皮影戏，这能让我兴奋好几天。那些文学作品、电影、皮影戏是我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启蒙课，它们开启了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

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到处找小说看，为了尽快读完，有时晚上打着手电筒躲在被子里看。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读到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当时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还没有公开出版，但已经在年轻人中悄悄传抄了，小说写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历程，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他们的爱情故事。那个时代爱情小说还没解禁，不能公开传阅，后来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把这种手抄本叫做前文本，虽然没有公开出版，但是它确实传播量很大。2006年参加张扬先生《第二次握手》（重写本）的研讨会，我分享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读这部小说的感受，当时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理解，十分好奇又被主人公这种痛苦的爱情深深震撼，对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科学报国十分敬佩。小学阶段看小说和电影最关心的是故事情节里有没有打仗，会不会把敌人打死，情报送出去没有，把敌人的哨兵干掉没有；初中阶段看小说和电影开始关注人物的命运、情感，也常常随着人物的命运而心生喜怒。文学艺术丰富了我的想象力，形塑了我的情感人格。

湖南师范大学诸多师友的引领，更使我沉醉迷恋于文学艺术的圣殿，幸福快乐地依恋着文学艺术度过了黄金岁月。印象中有位老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学生不想当作家的不是好学生；你们三五好友可结社写诗，把自己的诗朗诵给大家听，互相切磋、互相提高。在师友们的热情鼓励下，我参加了朝暾文学社。那时校园里文学氛围很浓，如果谁的作品发表了，哪怕是在校报发表了，得了几毛钱稿费那都是要请客的，请客是一种荣耀，不是惩罚，他有资格请客，说明他的作品见刊了。现在担任湖南省作协主席的汤素兰比我高一个年级，她就是文学社的主将。我们班上加入文学社的还有龚鹏飞同学，他当时在《诗刊》《飞天》等刊物发表了诗歌，得到“龚诗人”的雅称，在学校里名气很大，到处受人追捧。韩少功、骆晓戈等学长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是我们当年在校园追过的星。那个时候写诗的人多，特别是对朦胧诗、对新诗的现代化讨论得很热烈，有人为之叫好，称赞为“崛起的诗群”；有人恨得咬牙，贬之为“令人气闷的‘朦胧’”；我则十分喜爱，到处找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抄录，以能背诵最新读到的朦胧诗作为骄傲。

我从心底里感谢大学里的老师们，特别是几位教授，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关怀和教诲，我能否执着一生沉醉于文学艺术的殿堂是不可想象的。

给我们讲授先秦文学的是饶东原老师。他博学多才脾气又好，课堂上总是耐心细致慢慢开导我们。给我们讲解《离骚》时，他条分缕析出文中共35层之多的思想内涵；他要求背诵并默写《离骚》全文，至今仍让我受益不尽。背诵和默写名篇给我们打下了一些文学底子，老一辈学者很多人古文功底很深，应该与读私塾的时候先生要求背诵打下的底子不无关系。记得那时我们寝室里有一个背诗接龙的娱乐项目，简直可称之为现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萌芽，你背一首他接一首，接不下去的人拿钱出来买臭豆腐大家一起吃，学习娱乐美食三不误。

教我们唐宋文学的贝远辰老师，他给我们讲李商隐的诗歌，那么晦涩难懂的诗，他给我们解读得意趣盎然；他给我们讲杜甫诗歌和李白诗歌的区别，培养我们的鉴赏能力。文学鉴赏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种文学鉴赏能力是需要老师引进门的，从一句诗里面，老师能够给你分析和解读很多深蕴其中的含义和情感。我至今仍清晰记得贝老师给我们讲杜甫诗歌里的一句“百年多病独登台”，他逐字讲解，“百年多病”，就是对一个老人来讲，对于一个身缠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讲；“独登台”就是孤零零地登高望远怀乡，七个字勾勒出一幅画，犹如愁容满面郁郁寡欢的老人只身登高怀乡图，揭示出诗人悲催愁苦的暮年；杜甫坐着破船在长江上漂泊多日，如果又年轻身体又好，他一定扫去在破船上颠簸的倦意，意气风发地上岸去见见朋友，要几碟臭豆腐、喝几杯酒，豪情满怀吟唱“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而这时候恰恰诗人已不再年轻，身子病病歪歪，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孑然只身、登高回望，他不由得凄然感怀：何处是故乡，还能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贝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深刻体悟到了杜诗的魅力，真切感悟到了“诗圣”杜甫的艺术创造力。

周寅宾老师给我们讲授明清文学。他和吴容甫老师同时开《红楼梦》选修课，像是两个教授打擂台，一个在三楼上课，一个在四楼上课，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班，大家一会儿跑到三楼去听，一会儿跑到四楼去听，都讲得很精彩，不知如何选择是好。周寅宾老师重考据，讲《红楼梦》的版本、评点者及续作者，讲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讲曹家是怎么衰败的，最后他怎么去写作《红楼梦》，他的朋友是谁，他写了初稿以后和谁去讨论，讲曹雪芹晚年生活如何艰辛，“何人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听得我们泪眼婆娑，诗穷而后工的道理我是从曹雪芹这里明白的。

还有讲授现代文学的叶雪芬老师，讲起鲁迅、郭沫若、茅盾如数家珍，讲到湖南老乡叶紫、丁玲、田汉特别动情；叶老师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邀请我们到上游村1栋她的家里去做客，大家相约一起去请教，没有少吃叶老师准备的零食；从知识到零食叶老师只有奉献没有想过回报，中华古代文明绵延不断不能说与教师这个传承者高标的道德执守不无关系。给我们讲授当代文学的有蒋静老师、汪华藻老师和舒其惠老师，蒋老师讲文学思潮，汪老师讲作家作品，舒老师讲戏剧电影；蒋老师讲第四次文代会对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让我终生难忘，我后来还专门做过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课题研究，就是受到蒋老师的启发；蒋老师对周立波很有研究，他把周立波和受他影响的湘籍作家命名为“茶子花派”，湖南文学可称“派”，蒋老师有首倡之功。

我还要说说我的美学老师杨安仑教授，他著有《美学初论》，现在书店里应该买得到这本书。上课的时候，他两个口袋是满的，左边的口袋里全是一根根香烟，右边的口袋里全是一支支粉笔。他上课的第一件事是先从右边口袋里掏出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当天讲课的内容，上一堂课讲到第几章第几节，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一堂课接着讲。他讲课没有讲稿，讲台上一张纸都没有，他一边从左边口袋里掏出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一边又从右边口袋掏出粉笔不断地板书，不断地讲解。譬如讲美的本质，他讲，朱光潜是怎么说的，蔡仪是怎么说的，李泽厚是怎么说的，然后就是杨老师是怎么说的，当然杨老师是最正确的，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吧。当时没发教材，我们就把他的讲课要点记录下来，我现在还保留了美学课堂笔记。后来我对比了一下，他的《美学初论》就是给我们讲课的那些内容。杨安仑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那个年代正是武侠小说盛行的时候，家家户户电视机播的是《射雕英雄传》，杨老师说中文系的学生要多读文学名著，不要看武侠小说；他说你们正是形成美学观的时候，正是确定美学趣味取向的时候，不能让武侠小说把审美标准降低了，只有经典名著才能让你们建立健全的美学观。他说了以后我们必须得听，因为你不听他上课会点你的名，会问你最近读了什么经典名著，答不出来就尴尬了。武侠小说属于类型小说，杨老师不怎么看得上，他认为类型小说是低于经典名著的。但是北大著名的文学史大家严家炎教授，在北大中文系专门开了一门武侠小说选修课，他认为武侠小说还是有相当强的艺术性，不能够全盘否定，这是严家炎先生的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了“美学热”，当时讨论美学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讨论ChatGPT一样，今天讨论AI诗歌、AI音乐、AI美术一如当年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在那个时代氛围的感染下，在杨老师的影响下，我开始读黑格尔的《美学》，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得半懂不懂。有一天我到老师办公室去请教，正好樊篱老师在，他给我解释半天我还是没有弄太明白，他也不知道我是哪个年级的学生，他就问你怎么就看这些书呢？我说在听美学课，我想多看看课外书，他说你现在知识储备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个东西你看不懂是正常的。杨安仑老师和他那个时期的美学家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年大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某种意义上说为中华美学的传承发展、美育的社会普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到湖南省文联工作后，我又回到母校读博士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谭桂林老师，导师组成员有凌宇老师、罗成琰老师、宋剑华老师、李运抟老师。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我的“豪华”导师组，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成一家之言，在全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凌宇老师在沈从文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试论我国新时期短篇抒情小说的审美特征》就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罗成琰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谨儒雅的学者，又是文艺界的好领导，他性情耿直，凡事追求完美，你做得不好他会不留情面地批评，但他宅心仁厚，热情帮助学生找工作单位、成家立业，深得学生爱戴。宋剑华老师才华横溢又诙谐幽默，同学们都喜欢和他聚在一起，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王蒙的创作就是他给我指点的。李运抟老师喜欢打乒乓球，我在开题前去向他请教，他刚打球回来，放下球拍就给我讲俄苏文学对王蒙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王蒙的小说研究，走上研究王蒙的道路还得感谢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谭谈，2004年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王蒙创作研讨会，谭谈推荐我去参加，从此引发了我对王蒙研究的兴趣。我的导师谭桂林老师在文艺界有口皆碑，我在报考时就告诫自己要向谭老师学做学问、学做人。谭老师当时担任文学院院长，尽管工作十分繁忙，每次和我讨论论文写作、帮我修改论文他总是不厌其烦。他希望我的研究视域跳出湖南，并要有点新意，我就盯上了王蒙“文革”期间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通常认为王蒙在“文革”前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等作品，“文革”后才重新拿起笔。那么，王蒙在那期间真的停止写作了吗？历史有时候需要不断地还原真相。我从王蒙先生的夫人崔老师的回忆录中了解到王蒙在“文革”后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从贺兴安先生的《王蒙评传》、於可训先生的《王蒙传论》中知道了这部小说名为《这边风景》，但《王蒙文存》里没有这部小说，我便到旧书网去淘，找到了选载过作品部分章节的1978年《新疆文艺》和1981年《东方》，大约有7万余字。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准备用专章讨论王蒙先生的《这边风景》，有的人不同意，认为《王蒙文存》没有收录这部作品，谭老师坚定地支持我尊重事实还原历史，列专章予以讨论；这一章节最后以论文的形式刊发在《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这边风景》于2013年4月公开出版，随后获得茅盾文学奖，文艺界热议《这边风景》，我的好友《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我早早地打开了评论《这边风景》的闸门。谭老师做学问十分严谨，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我在论文中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引用了王蒙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受访谈涉及的内容，谭老师要我重新王蒙的创作谈作为印证材料，他认为用作者多年后的回忆材料不如当年的有说服力，这一件事让我谨记做学问须求严谨，对写作要有敬畏。与文学艺术相依为命永远离不开同行在文艺道路上诸多师友的教诲和帮助，我在博士论文的“致谢”中记录了自己的心声：求师谭桂林先生门下是我一生的骄傲，我在心里常常以谭先生的道德文章作为求学的理想；耳濡目染他做学问的勤奋、谨严，做人的宽容、豁达，使我对谭先生更加敬仰。不惑之年能够求学于凌宇先生、罗成琰先生、宋剑华先生、李运抟先生等诸位老师是我永远的幸福，他们对我人生的加持令我受益终生，感恩遇见，一定不负人世间最好的先生们的惠赐。求学期间，刘湘溶先生、田中阳先生、何锡章先生、孟繁华先生、贺绍俊先生、李树槐先生、赵树勤老师对我帮助不少，在董之林、毕光明、俞大翔、郜元宝、温奉桥、王春林、郭宝亮、刘起林等师友那里，我受益良多。再入师大求学是我人生的一段幸福乐章，龚政文博士、龚敏律博士、颜琳博士、易瑛博士、傅建安博士、欧娟博士、罗维博士、苏美妮博士、吴正锋博士、刘绍峰博士、张森博士、詹琳博士、赖斯捷博士、刘艳琳博士、唐东堰博士等，我们一起聆听讲座、研讨问题、互相帮助、互相砥砺，在他们那里，我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有友谊和温暖。

2002年，我从南华大学调入湖南省文联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辑《理论与创作》。《理论与创作》创刊于1988年，在全国文艺理论评论界名气不小，是核心期刊，周健明先生、马焯荣先生、朱日复先生、舟挥帆先生、谢明德先生、周江沅先生、龚曙光先生、彭诚老师都曾主编过《理论与创作》。我进入湖南省文联后担任执行主编，主编是湖南省文联原党组书记罗成琰。罗书记对我说，《理论与创作》要改版，首先是明确办刊宗旨，其次是确定工作目标。我根据罗书记的意思将原来的“跨进新的世纪，营造思想空间，兼容百家风格，追求湖湘气派”改了一句，把“跨进新的世纪”改为“坚守批评精神”，其它不变，罗书记同意了；工作目标就是守住“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这块牌子，尽快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当时刊物既缺人手又缺经费，我邀请沈念梓、刘起林做兼职编辑，后来陈善君、欧娟、唐祥勇相继进入编辑部；办刊经费则靠拉赞助来弥补。为了加大对本土作家艺术家的研究力度，我们开设了“今日湘军”栏目，先后访谈了唐浩明、阎真、朱训德、彭燕郊、李元洛、何满宗、向本贵、凌宇、谭谈、白诚仁、王跃文等作家、艺术家。到唐浩明老师家里去做访谈是我和沈念梓去的，约了几次才定下时间，访谈中唐老师的情绪不太高，结束时才知道唐老师的父亲在台湾仙逝了，他想赶去送别父亲而无法，这让唐老师陷入莫大困境；我们则十分难过，后悔不该在这个时候去打扰唐老师。到白诚仁老师家里去做访谈是我和欧娟去的，白老师习惯晚上工作，抽烟抽得很厉害，我带了好几包烟与白老师一边抽烟一边对谈。白老师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即来到湖南，走遍湖南的田野山寨采集民歌，写出了《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苗岭连北京》《小背篓》等家喻户晓的经典民歌；当时汶川大地震刚过，想到家乡人民在受难，白老师的情绪激动难平，数次掩面哭泣，访谈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才完成。去彭燕郊老师家里做访谈有欧娟、唐祥勇等人，书房本来不大，四周的书刊堆到房顶，我们人又多，挤在屋子里怕彭老师身体吃不消，原计划访谈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彭老师一谈起诗歌仿佛回到了十七八岁，他记忆力非常好，思维严谨情绪激昂，身手敏捷从书架上找来诗刊，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访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临别时他还兴高采烈送我们到门口。给阎真老师做访谈差点出了“事故”，晚饭是在文联旁边的小餐馆吃的，阎老师不喜烟酒，稍稍喝了一点啤酒；饭后在编辑部办公室，我和阎老师对谈，欧娟负责录音，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们都把手机关了；等到访谈结束时已经夜深了，阎老师开机才知道家人找他，而这一天碰巧又是情人节，害得阎老师不停地解释，我们也好尴尬。办刊是为他人做嫁衣，嫁衣做成了一线品牌，我们便快乐于其中。几年后，《理论与创作》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我进入文联做的第二项工作便是筹备成立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当时中国文联还没有成立评论家协会，各省区市文联成立评论家协会的也不多。我印象中湖北省文联和广东省文联都成立了评论家协会，名称不一样，湖北叫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秘书长是李建华兄；广东叫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秘书长是陈艳冰，感谢建华兄和艳冰的无私支援，起草协会章程等文件我就直接抄作业了。罗书记要我这个刚刚到文联工作的人来做筹备工作，对于湖南文艺评论队伍的情况我不是十分熟悉，幸好理论研究室主任林澎老师组织召开柳炳仁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在会上我得以拜识评论界的老师们，他们有湖南省作协的龙长吟先生、中南大学的欧阳友权先生、湘大的季水河先生、湖南省社科院的胡良桂先生等，一个多月后，他们和林澎老师都当选了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罗书记要我在会上发言，我知道这是加入湖南文艺评论队伍的“面试”，虽然认真撰写了发言稿，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定，承蒙李元洛老师垂爱，会后他给罗成琰书记、江学恭副书记说，你们调来的这个年轻人不错，算是通过了“面试”。当年12月，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长沙召开，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建国同志对成立评论家协会十分重视，专门给协会批了2个编制，还答应出席会议并讲话。建国部长在开幕式上讲话时，不紧不慢地翻开一个小本子，我看他没有稿子，就赶紧示意工作人员录音。建国部长读书多，涉猎极其宽广，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思考尤深。他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指出，“文艺评论要勇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一是一，二是二，是就是，非就非。评论家要说自己的话，不要说别人的话；说让人能懂的话，不要说云里雾里的话；说新鲜的话，不要说陈词老调；防止出现骂杀和捧杀两个极端。”建国部长讲了大实话，实话比套话永远更具有生命力，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话对今天的评论界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结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界缺少批评精神，“评论要旗帜鲜明，有战斗力。现在的批评，有时候是互相‘按摩’，很舒服，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媚俗溢美，一味地唱赞歌，讲好听的话，不利于文艺的繁荣。”接着他举了一个在场的专家学者多数都较少闻见的例子，“上个世纪30年代，作家阳翰笙发表了长篇小说《地泉》，请茅盾为再版作序。茅盾先生直言不讳地说，《地泉》是用革命文学的公式写的，要我作序，我就毫不留情地批判它。阳翰笙仍然坚持要茅盾为他作序，推辞不过，茅盾写了一个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地泉》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的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而且语言上也是用标语口号式的言辞来表达感情，因此，从整个作品来说，《地泉》不是成功的。’《地泉》再版时，一字不漏地把茅盾的序印在里面。”会后，评论界长时间热议建国部长的讲话，赞叹建国部长知识渊博、思想深刻，洞察文艺评论者失却批评的勇气、创作者少了接受批评的雅量。这次会议首批87名会员欢聚一堂，推选乔德文、李元洛、胡光凡、凌宇为名誉主席，罗成琰书记当选为第一届主席，江学恭、龚政文、季水河、欧阳友权、林澎、龙长吟、谭桂林、胡良桂、蔡栋、俞康生当选为第一届副主席，我忝列秘书长。会议气氛融洽，大家喜气洋洋，湖南文艺评论界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

二十多年前，我怀着对诗和远方的向往加入了湖南省文联这个温馨的大家庭，最为开心的就是能够朝朝暮暮与文学艺术相依为命。是的，与文学艺术相依为命是值得一辈子不离不弃的。

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空间的火把。人类在从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就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精神中最闪亮的火把，它给人类成长以方向、力量和温暖。当人们在困境中艰难前行的时候，这个火把是对个体生命质量的照亮，增加了生命的高度、长度和温度。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文学艺术让我们对世界、对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又给了我们前行的正确方向，给了我们理想、信仰、希望和未来。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历史，文学艺术丰满人们的精神空间，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

（此文系根据陈飞虎教授和作者在湖南大学岳麓讲坛·艺术人生论坛上即兴对谈的录音整理而成，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