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孤独是我们最大的软肋

——电影《硬核老爸》中的“公益”与“艺术”

文丨刘郁琪

唯美主义者王尔德曾说，伦敦以前没有雾，直到惠斯勒画出来后才有了雾。这话说得不合常理，却形象地道出了文艺的功能：捕捉并照亮被遮蔽的存在。世间万事，凡不被文字赋形的，存在却不能发声，确似沉落于黑暗之中，唯有被艺术照亮，才能或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电影，如《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孤注一掷》等，它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像伦敦的雾，早已存在却因司空见惯而被熟视无睹，直到为电影言说，才引发高度关注，甚至得以解决。文祥担任出品人并于近期上映的《硬核老爸》，也是这样一部捕捉并照亮社会问题的电影——它关注的是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

不过，比起社会问题电影的说法，文祥更愿意称自己的电影为公益片。他因为与周润发长相酷似，并在《让子弹飞》中扮演发哥分身而声名大噪。这份长相优势，让他赚了“一点钱”，但他说：“我长得像周润发，但我不是周润发，我要找到自己的赛道”。他找到的赛道，就是公益片。事实上，这已是他公益三部曲的第二部，前一部《正正的世界》，关注的是留守儿童，且获华表奖提名。在一个资本逐利、市场为王的时代，这份坚守公益片的初心，实属难能可贵，令人动容。作为公益片，《硬核老爸》自然不以逐利为目的，但不代表它就只是简单的宣传。细心体察，这既是一部有良心的公益片，也是一部有匠心的艺术片，还是一部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伦理片。

恰如片名所示，影片的核心主角就是老戏骨杜志国扮演的“硬核老爸”石大龙。影片开头是昏迷十四年的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缓缓醒来。植物人十四年，却能一朝醒来，或许真如片中人所说是个“奇迹”，有点不可思议。但现实生活中，确有昏迷多年却被“爱”而唤醒的报道。概率不高，却并非毫不可能。而影片中真正让其苏醒的，也是其老伴生前用老式收音机留下的“语音”——这是爱的呼唤，也是爱的力量的颂歌。它能让人感觉到老年伴侣间相濡以沫的感天动地，也可更好表现男主人公的有情有义，以及其作为丧偶老人的孤独感——他到养老院后，孤独无告时拿出的就是收音机，那里面有老伴的声音。收音机坏了之后，还设法将之修好。遗憾的是，这个颇有叙事动能和象征意味的小道具，却在修好之后“不翼而飞”，未能草蛇灰线般贯穿始终，错失了一个更好表现主人公多维情感和丰富性格的机会。其实，相比一朝醒来，真正不可思议的，是主人公醒来之后却能生龙活虎，不仅行动自如，健步如飞，还能下河救人，比年轻人还硬核。不过，考虑到影片“前史”中他是一名屡立功勋的军人——我们社会中最硬核的一批人，以及影片故事逻辑设定的需要，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诗毕竟与历史不同，它不是书写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而是按或然律或必然率可能出现的事。

令人唏嘘的是，卧床十四年之后，曾经的英雄，早已是垂垂老人，可谓英雄迟暮。儿女把他接回家里，但啥都不让他做，他顿时感觉成了家里的多余人，负气跑到街上，又发现自己早已落伍，追不上数字时代的步伐。就这样，他被一种巨大的不被需要感和孤独感所笼罩。影片相当细腻地表现了这些让他深感孤独的场景。他在房间拖地被阻止，和孙子玩游戏被劝停，在外现金购物被嫌弃，想帮女儿分忧却发现是帮倒忙。无论室内、室外，影片都不断采用大中、大近甚至特写镜头，让他的上半身或脸孔占有画框的较大部分，形象地凸显出他在逼仄空间中的突兀与多余，及在街头人群中的落寞与孤独。对于一个曾经“硬核”至今仍然“硬核”的老人来说，这是不能忍受的，他必须有所“行动”。

作为一部公益片，影片便主要顺着“硬核老爸”石大龙的行动展开，以探讨老年人的处境及如何养老的问题。他醒来后的行动或故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居家养老期间与儿女们的矛盾与争吵，然后是入住青松养老院的见闻与体会，最后是对光明村社区互助养老的参观与赞叹。如果说他是一个点，他的行动就是一条线。这种由点到线、一线串珠的行动逻辑或情节模式，最基本的动力是对更好的养老模式的追寻——三个阶段，就是三种养老模式的探索与比较。对三种模式，影片显然采取了不断转移、逐层推高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最后一种，也即光明村社区互助养老的模式是最好的——这也确实是国家正在探索的新型养老模式。但作为电影，大可不必将各种养老模式作出价值高下的截然区分，这不仅违反了艺术多负责看病、不负责抓药的不成文惯例，而且减淡了文艺作品复杂含蓄、余味曲包的韵味。此外，对每种养老模式利弊和人物性格特征的展示，多借助人物台词而非电影更擅长的画面，常留有某种说教和宣传的味道，显得有点“硬核”。

影片的别具匠心之处在于，还以“硬核老爸”石大龙为核心，带出了另外三类老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其在大街上认识的失独老人温水柱，二是在青松养老院遇到的空巢老人罗老师，三是修收音机时遇到的老卢——一个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式的老人，儿女双全，病倒在床，却无人来照看。这种以点带面的精心设计，极大地拓展了养老问题的表现面，避免了单一与单调。但不管哪类老人，境遇虽不相同，症结却基本一样，他们都陷落在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之中。孤独，是老年人生命中比死亡更大的敌人，也是我们社会中最大的软肋，如何帮助老人抵御孤独、安度晚年，这是影片的核心题旨，也是影片的最大价值。三位老人在前往光明村的路上，因导航错误而在野地迷路、就地喝酒互诉衷肠的画面，颇具动人的力量，这是主创者对老年人之孤独感的同情式理解，更是几位老人对自身孤独感的泣血式表达！

因无人关心或无法被理解，尚能行动的几位老人只能自力更生，自行想法去应对、排遣生命中的孤独。有趣的是，影片在表现老年人抵御孤独的努力时，充满了强烈的黑色幽默的味道。石大龙想和孙子聊天，却被儿媳以要中考的名义委婉劝止，孙子来看他，他喜不自胜，但孙子真正感兴趣的，却是他手机里的游戏，他见义勇为追“偷车贼”，别人骑的其实是共享单车，他对孤独的突围，不是落空，就是沦为笑话；温水柱每天在街头人流中当志愿者，一个本该休息、被人照顾的老人，却整天在阳光下照顾别人，以打发无人陪伴的时光；罗老师不惜花钱买粉丝，花钱请人甚至是小孩子来听课，以填补离开讲台的落寞和在女儿远在美国的空虚；老卢把维修赚来的钱提前包成红包，希望“引来”儿女们的探视，却如“高老头”一样，始终不能得偿所愿。这些不无幽默与荒诞的场景，将老年人的孤独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富戏剧的张力，让人想笑又想哭，它们错落有致地点缀在情节发展的主线上，构成影片中最富艺术魅力的部分。

但影片超出单纯公益片、艺术片而更具思想性的地方，是把养老问题放在一个代际冲突的框架之中，并试图做出某种超越性的理解。为此，影片在硬核老爸的故事之外，特意安排了一个与之平行展开的其儿女们的故事。如果说，硬核老爸的故事，是一个心灵无依、“孤独”无告的故事，主要以老年人的生活为主体，从老年人的视角展开；那他儿女们的故事，则是一个生活不易、心情“无奈”的故事，镜头不时进入儿女们的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影片不断让两个故事像麻花般相遇、纠缠，并让硬核老爸和其儿女因为同一养老问题发生矛盾冲突。而双重视角的设置，使得矛盾冲突发生时，让双方都有说话的机会，让双方都能被同情式的理解，从而产生出巴赫金所谓双声对话的复调式效果。这样，影片围绕养老而展开的各种代际分歧与矛盾，除了“高老头”式的老卢的故事，因为其子女故事的始终“缺席”而仍然具有人性批判的力量之外，便不再是对儿女不孝的单纯谴责。

在双声对话的复调视角中，影片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在现代性机器的裹挟之下，不仅老年人不易，年轻人同样不易，老年人的孤独，并非哪一方单独造成。硬核老爸对儿子的指责，对儿女们待己行为的不解，并非没有来由，但也没有恶意，总体还是为儿女们好。儿女们呢，对养老问题的处理也没有不对，他们同样是为了老人家好。但好意与好意的相遇，却总是导向误解与争吵——这是代际冲突中的困境所在，也是最为悲剧的地方。王国维说，世间有种悲剧，如《红楼梦》中的宝黛分离，既非社会不公造成，也非坏人构陷所致，大家都是好人，都是为对方好，结果却因不得不生活于一块而摩擦不断，这种几乎无事的悲剧，乃悲剧中最深沉、最壮观的，是“悲剧中的悲剧”。不敢说《硬核老爸》对养老问题中代际冲突的悲剧性揭示，已具有《红楼梦》的深度，但其复调式处理，确实超越了一般公益片单纯批判或歌颂的水准，而具有了更深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苏格拉底说，教育的真谛，不是把容器装满，而是把火炬点燃。其实，不独教育，电影尤其公益电影，也是如此。不得不说的是，养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是一项需要多方合力的系统性工程，绝非一部影片就能完全说清——尽管本片也试图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甚至解决问题。影片结尾时，老人们在光明村找到了互助养老的新天地，代际分歧也得到完美弥合：硬核老爸与儿女们温情地达成和解，失独老人有了象征意义上的儿子，空巢老人远在美国的女儿携着洋女婿与混血小外孙女归来。这种问题解决的方式，固然有大团圆结局的其乐融融，却略显生硬和苍白。但无论如何，影片已将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困境推至我们面前，不容我们不正视。可喜的是，它不仅被纳入国家老龄委的推荐影片，也成功点燃了大众关注的热情。而让人惊奇且极为钦佩的是，出品人文祥对自己影片的期许，自始至终也是两个字：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