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在河蓬的阿大（外一篇）

文/张永中

一

阿大，又叫大大，就是姑姑，沅水一带的当地人通常这么叫。

河蓬，是离我老家亮坨六十里外的一个不足千人的市集小镇。

一条八九丈宽的清水溪是二酉之一酉溪的源头。它的另一条经穿岩洞流出的小支流，是从野竹坪芭蕉溪屋场后枫香坳下那口水井出发的。清水溪刚从穿岩洞钻出就被迎面一堵大石崖盘成了一湾深潭，然后再被稍下游一点的另一堵石崖折成一个直弯。左右两堵石壁，一前一后，刀砍斧劈，如两扇对开的门，清水溪就在这门缝中汩汩流淌着。坐落在崖壁下的是河蓬寨和河滩上人们赶集的草蓬摊子。其实，清水溪只要再往下坚持半里，就到平坦旷阳地了，那里是一块约近百亩的田坝子。是河蓬人的菜地、粮仓。

山里谷深地狭，每一小块平地都很金贵，人们是舍不得用它来立屋造房的。宅不占地，仿佛也成了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于是山里人家的屋舍多造在田角地边，山脚崖下，或水畔沟岸。人们就地取势，利用遍地烂贱的山石木材，砌高的岩墙，垒陡的堡坎，或干脆用撑长木吊脚的办法，在崖坎上找平衡。或青瓦木楼，或干栏茅舍，挂着、吊着、密密匝匝，挤挤挨挨，层叠中有点零乱，却不显得造作，天地人都协调在一种自然秩序里。两岸的陡崖间生长着老树杂木和倒挂的绵藤荆棘之类。近水是密得透不过气来的箬叶竹篁。藤蔓悬垂于潭水之上，临潭照影，动辄数丈长。夏日里是绿瀑，秋冬则如流苏。当地人叫此景为仙女梳头。其花叶色彩和摆动的幅度与姿势，随四季的风和翻飞嬉闹于其上的鸟儿变幻着。摇曳玲珑，似叮当着声。无论远观近看，无论晴日烟雨，都呈现一种宋元山水的意韵。这就是河蓬寨。

阿大的家是河蓬寨中靠水边的一间青瓦小木屋。小屋离小溪河不到十步远，绕过卵石砌成的屋堡坎边那棵柚子树，几梯乱石阶就可到溪河边汲水和洗濯了。

二

阿大嫁到这个叫河蓬的地方，是否与这里诗意的环境有点关系，不知道。也许正如当年众多乡下女子一样，出嫁就是一种遵循生轮时序，水到渠成的过日子方式，并不一定出于爱情什么的复杂因素。

听母亲说过，阿大的爱情似乎有过一次，朦朦胧胧中就熄掉了。那时，我刚刚出生不久，阿大才十三四岁，她就从家乡来到罗依溪带我。带，是照护的意思，就是做保姆。当年，母亲是罗依溪公社青鱼潭小学的代课老师。青鱼潭是酉水河边一个小鱼村，面前是酉水河的一个大洄湾，是酉水河上放排人，编排、趸排、歇脚的地方。六十年代初的湘西，公路很少，枝柳铁路才动工，山货木材出山，盐铁粮布进山，大都靠酉水河上的行船、放排。

母亲上课去了。阿大就把我用一根裹脚帕捆扎在她背上，下到酉水河边，整天看排牯佬扎排，听他们唱山歌。那里面有很多白面的、黑壮的青年小伙子，他们是森工站的技术员，放排的排工。后来，母亲大约是听到什么风声，阿大又总爱找时间和理由去排上玩。母亲就借着一次阿大玩时，把排工一把好斧子掉到河里去了的小事件和以带小孩到河边玩不安全为由，不准阿大再单独往河边和排上去了。

阿大是在我父亲成人的四个兄弟姊妹中唯一的女子。但她并没受到过什么娇宠。她生在兵荒马乱时的湘西沅陵，名沅生。印象中，阿大是没认真读过书的。带完我，她也没去读书，就回家帮奶奶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去了。那时，家里成分高，除了公社，大队一些冬修工程组织集体劳动外，阿大能参加的社交活动和机会都很少。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加之罗依溪那一点风声，奶奶就把阿大出嫁的事记挂上了，并将眼光盯向了她的后背亲方向，也就是奶奶的娘家河蓬。奶奶家姓吕，是河蓬的望族。后来，阿大嫁的姑爷就是吕家的，按字辈还高出奶奶。

嫁到河蓬，显然是奶奶做的主，爷爷也不怎么反对。当年奶奶从河蓬上床机坡，过茨楸坪、银坪、山枣溪，下磨鹰坡到亮坨。如今阿大从亮坨上磨鹰坡，过山枣溪、银坪、茨楸坪，下床机坡到河蓬。她和从河蓬嫁到亮坨的奶奶，刚好一个轮回倒换，也是当地亲上加亲的通常做法。

三

自阿大嫁到河蓬后，有了阿大在的河蓬也就成了我们去古丈县城，或由县城回家的一个中转站。每次路过住阿大家时，阿大就会把我们让到火塘后的正屋大床上睡，她和姑爷却搭把木梯到阁楼上临时去开铺。阿大家在一栋小木屋里只有西头的一间半，另一间半是东头姑爷的哥哥嫂嫂一家的。一间半的半，就是她家与哥嫂家共享的堂屋。堂屋很小，正壁上安着“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神龛，这是乡下小户人家典型的结构布设。火塘，是一家人烤火讲话的地方。每次娘家来人，阿大都有讲不完的话。我那时小，常常是在听他们讲家常话时，看着火塘里那明灭跳闪、火星乱蹿的火苗子睡着了。然后就是被他们中的哪一个把我抱着进屋放睡的。记忆里，阿大家的火塘总是烧得旺旺的、暖暖的，被子又干净又柔和，有一股稻草香和太阳味。阿大本来在山里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嫁到河蓬来，住在水边，她就更讲究了。也有人说，阿大是冲着河蓬这股好水才肯嫁过来的。

早上，我从阿大于火塘上架锅炒菜的爆油声中醒来。阿大平时炒菜是舍不得放油的，我们来了，她放油就重，油重，菜下热锅的炸声就格外脆响。那时缺吃的，少油水，常饿。因为每次去阿大家，总能吃上油水足的菜，以至于我常常认为阿大家比我们要好过些。这话传到奶奶爷爷耳边时，他们只是苦笑一声，说，你阿大是个长情人，爱面子。

那时，阿大是初嫁不久，还穿着出嫁时的那件红花衣服。娘家人来了，她总穿着它。

后来，阿大家里有了大表弟、表妹和小表弟，日子越过越紧了。到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在公社读完完小，进中学。这个中学就在河蓬。我就半寄宿在阿大家里。

前面说过，阿大家就住在如诗如画的河蓬寨子里，一派渔樵野墅的古画意境，但现实的日子却一点没有那份诗情画意。姑爷虽是居民户口，但只在供销社里做一些挑脚送货的零杂工，收入少而且不稳定。阿大靠生产队工分分点口粮。后来承包到户，阿大份上的田地也很少，且瘠薄偏远，收成不怎么好。那年代，阿大家的生活是极其拮据，甚至清寒无助的，瓮缶常空，时时断粮，虽在场边，肉荤却不是常能吃上的。有时，姑父在河里捉了几条小鱼，或偶尔捡到水田里一两枚鸭蛋，就会拌上红辣椒炒好，要上小学的表弟吕林跑到学校里来叫我回家打牙祭。有时，遇上好吃一点的荤腥菜，阿大会让表弟捂着一个搪瓷缸把它送到学校来。至今我还记得表弟从田坎小路走过来的样子。即使如此照护我，阿大也总感到内疚，时常自责，说阿大家里条件不好，亏待了我。阿大是有旧思想的，我是她大哥哥的儿子，在家族中孙辈排男又居长。怕待见不好我，是她的心里话。其实，当时哪家的条件都不好，与许多人家一样，阿大一家也只能勉强地活着。我是被她宠着了。

四

奶奶爷爷在时，阿大最高兴的事是回娘家省亲。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从亮坨嫁出的姑娘大大们都要回家醒亲拜年。拜年的礼也很简单。一包寸金或松籽糖，一把挂面，几包纸烟。讲究点的还带上一根腊猪腿。礼货上都会贴上或扎着红纸或红布。互相拱手拜年、递烟、围着火塘喝苞谷烧酒。有年味，有肉味，也有人情味。

在家族里几位姑娘大大的姑爷中，河蓬姑爷是一个老实人。他家里出身好，历史干净，因此，阿大在他家族里没吃什么亏。阿大个性要强，人勤快，在家里完全薅得住姑爷，她算得上是家长。在家中，姑爷没管过大事，见人总是嘿嘿地笑，把一口草烟熏焦了的牙口露出来。嫁了这么一个家庭，这么一个男人，不知阿大是否幸福，但至少在那个岁月里，阿大没有因出身问题抬不起头过，更没有挨过整，也没见他们吵吵闹闹过。从这一点上，奶奶的选择是明智的，她至少给了阿大最起码的平安和尊严。

去年的秋日，雨水格外地多一点。阿大最终没有挺过这寒冷多雨的秋天。

表弟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我并没有意外。表弟们陪阿大来长沙看病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也去看过她几次，阿大见我们来，总说你们公家事忙，莫紧到过来……

阿大得的是一种呼吸方面的病，是肺上的问题，姑爷也是因肺癌而早她几年过世的。姑爷过世后，阿大就一个人守在河蓬那爿老屋，常常坐着看屋前那条清水溪和两扇大岩墙上的春夏秋冬。她怕坐车，更怕城里的那份喧闹。其实是她不想歇息，要劳作，她有一小块劳作的田地。城里没有她要做的事，无事做了她会心慌，回到河蓬她才安定、踏实。

阿大的病最终宣布不治，表弟是在她强力坚持下才把她送回家的。她怕死在城里，她要落气在她熟悉的土地上。

阿大是一个硬气的人。我们从没见她埋怨过谁，抱怨过生活。

在河蓬高中没读完，父亲就把我转到泸溪去了。我离开了河蓬，直到我进大学，有了工作单位，成了家，我就再没有专程去过阿大家。很多时候，阿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问候的存在。偶尔通通电话，一两句简单的话，都是她的关心和问候。对于她，我是谈不上孝的。但我知道，她心中一直疼爱着我们，念记着我们。她，却从没有想到要我们给她什么回报。只要我们有一点表示她都会很感动，甚至有点惊惶。记得一次过节，我爱人买了一件衣服给她，见到后，她又是高兴又是不安，连说，你们还想到我，你们还想到我。并见人就炫耀，这是我侄儿和侄儿媳妇给我买的衣服，这是我侄儿和侄儿媳妇给我买的衣服……

是的，阿大对我的爱是天然的，从来没有想到回报的。这就如甘霖天露的滋润，像涓涓溪流的浇灌，只有一个单向给予，从无返顾。我们唯有好好地做好公家事，好好地成长才是对她的报答。

其实，阿大是有很多难处的。姑爷身体不好，一直干不了重活，表妹因病落下残疾，两个表弟都有自己的实际困难。但她从来没有向我唠叨过这些。即便我们有能力帮她做一点事，也没见她开过口。

五

前几年，姑爷病了，我在医院见到了阿大，我发现她头发已花白，她老了。不久，姑爷病故，我奔丧去了河蓬阿大家。因还在岗位上，只能在那里停留很短的时间。听说我要来，阿大早早地守在路口。见我来了，阿大就一直在我身边，带我这走走、那转转。还特意到屋后把一只旧杉木脸盆拿出来让我看。这个木脸盆是我爷爷在她出嫁时专门作陪嫁送给她的。脸盆是爷爷用上好的杉木材亲手做的，阿大一直在用，后来她又专门收藏了起来。这事是爷爷去世那年，阿大来吊孝，说起爷爷，她告诉我的。我说我想看看这个木盆，她就把这事记住了。那时，物质缺乏，嫁娶几乎没有什么聘礼陪嫁的值钱东西，有的只需一身新衣服就可以打发出嫁了。单位有同事会送搪瓷脸盆、热水壶之类的。爷爷当时已下放回家务农，拿不出这些，就亲手打了这只木脸盆，再配了几把木椅子，就算是他女儿的嫁妆了。阿大说，这是你爷爷的手工，她舍不得丢，一直留着的。

表弟们还是按照当地习俗，为阿大做了一个简单的道场。

阿大的灵柩就摆在她家一爿小屋的正堂里。

这次，我专门请了假去到河蓬，为阿大守上最后一夜。当晚，我和姊妹兄弟几个，穿着粗布麻衣，手里拿着一炷香火，聚在阿大的灵柩前，在司仪的引导下，绕棺又跪下，跪下又绕棺，如此多番。在这氤氲的香火烟气里，听着老道师一遍复一遍地唱着孝歌，擂着丧堂鼓。

一阵紧急的锣鼓点子之后，唱师又起腔了，他用苍凉的哑音如是唱着：

要问世上谁最亲，父母是你最亲人。

十月怀胎把身生，从此有了你生命。

一声哭啼离母身，奶水天天不能停。

夏天为你遮凉荫，寒冬加衣增暖温……

奠台上的烛光在唱腔和唢呐声里闪动，映着眼前一副黑漆深重的棺木头。我不敢相信，前一阵子还与我们讲着话的阿大，现在却永住到那深黑里去了。或许，她正走在通向另一片光明的黑洞里。

我木然地绕棺走着，走着，一遍又一遍。我把我这年近六十的，严重偏胖的腰膝一次又一次地为阿大折下，伏倒，折下，伏倒……不知是香纸烟熏的还是什么，我的眼睛始终是辣咸辣咸的。

道场终于在凌晨时分静寂下来，屋外是暗淡的月色。清水溪挣脱了苍崖的压抑，流出了声音。夹岸的两堵石壁在月光中投映出一明一暗，一阴一阳的影子，这莫不是两扇朝天开着的大门？

此刻，我看到了天边微曦中的几点星光。记得，在老家的星空下，奶奶和阿大在背着我时，都这样说过，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

芭茅花

芭茅花开在我的一种情绪里。因为，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一个人，记忆起他的音容。尽管是那么的淡、那么的远了，淡远得几乎忘却。但那里的气味，颜色现在还在。

在邻村黑皮家的一间堂屋做成的教室里读完三年级，说什么也得去公社完小读了。整个学校就我母亲，一个民办老师。一、二、三、四个年级挤在一个课堂上，那成什么样子？堂屋教室又那么小，梁上还有一垒燕子窝，这怎么装得下我们的好奇和喧闹呢。

那时，是人民公社，后来才改为乡。记得，我和应锡是同一批去公社完小读书的，秋季入学的那一批。当时，是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再两年。小学念到三年级，一般都得转到公社完全小学，读四五年级，再升初中。

在公社完小，从四年级直到初中毕业，我与应锡一直同校。记不清他是不是和我同过一次班。他给我的印象，脸是白晳的，单眼皮，斯文的那种。这在我们乡下野孩子群里，怎么说都有些另类。他气质上似乎有点忧郁。不多话，说话时，只偶尔闪你几眼，不正视你，有时涨得脸红。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一山之隔的邻村人，同姓，按大家族排，他还长我两个辈分。总之，他的形象就是我心目中的小小少年，少年维特，或一首流行歌里的小少年形象。以至后来，读《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叠进了他的影子。

他怎么会是贾宝玉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公社完小，都给离校较远的学生提供寄宿，五到十里以外的都到校寄宿。我们离校都在五里开外，需寄宿在学校。宿舍就在教室天花板上方，人字架的瓦顶下。晚上不时会有老鼠撕咬追逐着从枕边窜过。夏天，瓦背就在头顶，会热得发烫。雨天，能听到雨点落在瓦面那种带有泥缶味的声音。学校统一用大蒸锅蒸饭，由一个姓杨的师傅主厨，除了老师，不给学生供应炒菜。每周，我们都要回一趟家，背米取菜。星期六放学回家，星期天再赶回学校。一个星期的米菜都装在一个背篓里，或一个布口袋中，背着或用一根短棒挑着。同村，或邻寨的三两邀着来上学。印象中，应锡不喜欢像我们男生那么挑着包袱，他背的是一只背篓，用花细篾织的，很精巧。他的穿着也比一般男生干净。他的被子，总是叠得整整齐齐。值班老师很喜欢他。

慢慢地我们有了交往、交流。过了春，入了夏，天色就黑得晚一些。晚自习前的那一段空暇时间，也就相应地长了。我们就邀着在学校周边的山林、田园、溪边走走。深春夏至，大多数的花业已谢尽，山坡土地都让给了绿，所谓绿肥红瘦的那种肥绿。这绿，染得满眼苍翠葱茏。

这时，芭茅花开了。

芭茅一般都顺坡就势地生长，与其他杂生草木的披离不同，它总是成团成簇地蓬生着，绿色修长的叶，犹如侧出的一把把碧剑，在空间里拉出潇洒劲直的线条。层层叠叠，像一堵一堵密实的绿色瀑帘，一坡一坎地挂着。只有开花抽穗时，孕穗的叶秆，才一枝一枝地从瀑帘里昂起来。严格说，芭茅开的不是花，是抽的穗。初开时，更像毛茸茸的笔头，接着慢慢耷拉着伸长，散开，再散开，然后才绽爆出紫粉色的流苏，松蓬蓬的，如扶苏飘逸的马鬃拂在空中，远看如一团轻霞。从来中正刚直，即便枯死，也不蔫不萎的芭茅，一生的柔美尽在此刻展示了。

小路的两边，坡头、地头、坎上、坎下，都是芭茅们的天地。平时，不怎么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现在，花穗突然一打一打箭似的从绿丛里射出来了。芭茅花，一经抽出，便一直要到秋尽冬头，变成芒，汇入《诗经》秋野里的苍苍蒹葭矩阵，化入枫叶荻花的意境中。

芭茅扬花抽穗时节，我们会剥弄几秆在手上把玩，或上到一个高处，以穗秆为旗，顺着溪流沟谷的方向，朝着被芭茅丛挡拂得时隐时现的山路的方向，望着那似无际无边的山影。想溪谷尽头，路尽头，山尽头那边的世界。也会莫名生成一种望尽天涯路，强说愁的况味来。

从山坡往下走，过一架小木桥，便可绕道去两岔河口上的公社卫生院了。我们的散步，常在此盘桓。卫生院，是全公社唯一的一栋砖房屋，呈L形，也是外地干部最多的地方。当时，凡吃国家粮的，都叫干部。我们依然在溪边那块石头上坐下。闻着从医院那头飘过来的碘酒来苏味，看那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端着药盘进出的身影。他突然说，你知道赵医生讲的什么话吗？是长沙话，好好听的。她穿的那双白鞋子，走路也很好看。他像是自问自答着。

他说的小赵医生，是刚分来的医科大学生，其实是护士。当时乡里人对医生、护士并不怎么分的。他，得过病，是要命的那种。小赵医生给他看过病。插有芭茅花的那个窗门里就是小赵医生上班的地方，他指给我看。

有时，我们在水边坐，会沉默好久。将一双脚泡在清流里，用芭茅穗撩拂着水玩。有时，会定神看着澄静的水面上浮着的一只只水黾，就奇怪它们为什么能在水上划行如履平地？有时或放将几匹树叶，或干脆把芭茅秆扎成小小一架排，用穗花作帆，把一只毛毛虫、尺蠖虫、小甲壳虫之类的或把一只卸掉了大长脚、掐了翅的蚱蜢放在上面，让它们顺一脉清流远去，也把一点少年的心思逐水放走。

更多的是，无边无际地聊一些事儿，也有与芭茅有关的话题。他说，他想当干部，走出这山里。他说话时，眼睛不时朝着卫生院那插有芭茅花的窗口望去。我怀疑，那窗门上小旗帜样的茅花，定是他什么时候偷偷插上的。

他，不是贾宝玉，他只是一个在想心事的少年。我注意到他唇角上依稀的萌绒。

哎哟，他轻叫了一声。他在用手够一根临水的芭茅花时，手指被划破了。他把手指放在口里吮着。芭茅的叶片边沿常常有锋利的细齿，就是这刚硬的叶边齿，时常会划伤我们的手指、皮肤，也割痛我们的回忆……

芭茅的秆似竹，叶如剑，味却甘。青叶是牛最爱吃的一种。那时缺粮，入冬，人们会专门上山去把那些尚未转枯黄的芭茅叶割下来，扎成一把一把地贮着，做冬饲料。到了下雪天，牛不便放出来，得圈养着，就把芭茅嫩叶当青饲给牛吃。这时的芭茅又叫牛草。割芭茅叶，叫打牛草，在生产队上可记工分的。芭茅枯干了，我们把它割下来当柴薪，或送往纸厂造毛糙纸，穗秆也可以扎成除尘扫地的扫帚，卖钱。我们都帮大人干过这些事情。

芭茅的这些用处，让我们对它多少有一些好感，却也谈不上如何地喜欢它，毕竟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劳作的艰辛，还有那刀剑般的叶沿齿，留给我们的道道血痕。而它实在是太普通了，太普遍了，甚至太强势了。凡有它生处，就没有了别的植物的地盘。抢地、争肥、霸光、挡路……那时，还没有什么生态保护概念。以粮为纲。人们常常成片成山地砍树烧畲。沿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烧上一片，种上一茬，小米荞麦一收，便被废弃。这时新地很快就会被芭茅占领。它们密密匝匝，刈割不尽，火烧不死，极其顽强地满山满沟地泛滥着。

我们的散步，有时也会钻入这芭茅丛中。我们熟悉并感受着芭茅的四季生态。芭茅也有它生动可爱的时候，它的颜值高光时刻。它开始抽穗开花的时节，像稻子的穗头，高粱的锥薹，苞谷的天花。那时，饿，见到植物都会往粮食方面想。这时的芭茅穗花，红粉粉的，特别是逢到一场夏雨之后的清晨，背着晨露霞光，或夕阳晚照，更是入影入画的。如果，正赶上一群芭茅雀，落在苔秆上面，啾啾啁啁地呼唱，山野就格外生动起来。

散步时，应锡常揣着一本《新华字典》，念念叨叨的，不时抛出一个生字难词考我。比如，他考我，“憧憬”怎么读？怎么写？什么意思？我顺口说“童景”，他说，读对一半。他便耐心地解读起这个让他无限憧憬的词来。那时，我就觉得他与我们的懵懂、野性不同。他，不野，很在乎自己的学业成绩。记得，我们的一次作文，自由命题，我和他都写了芭茅草、芭茅花。这大约与我们的散步和日常所见有关，也自然融入了我们在队上割芭茅草饲牛，割芭茅秆卖钱的实际生活感受。老师就用红墨水笔，在我们作文的一些句段上，画出了许多波浪线……

不知不觉，我们进了初二年级。高考恢复了。国家急需人才，初中毕业可以考中专，高中毕业就可以考大学。同学们，开始分流了。

又一年后，我考到了县第四中学读高中。那时，公社开始改为乡，本乡没有设高中，得到更远的一个他乡去读。上学的路，更远了，要走好几十山里。原来，一周可以回一次家取米取菜，现在做不到了。这么远的路，光走下来就不容易，背米带菜，已不现实。得把米菜换成钱和粮票。

那一年，听说，他也考取了一所中学，比四中更好，但也更远了一点。从此，我们就再没有联系了。

一次，偶然在乡场上，遇到与他同村的一个老乡，我打听他的情况。那老乡正照看着两头待卖的小猪崽，只说了句，应锡啊，他过去了。过去了，是我们那方人、说某某死去了的委婉说法。

过去了。也就是过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他过去了，说是那年上学，不方便从家里背米菜了，家里又一时换不出足够的钱和粮票。父亲就不再让他读书了。他被留在家里看牛、种田。后来不久，家里人要他尽早成亲，托媒人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一个裁缝家的女儿，他不愿意。又有一说，他哥哥不在了，留下孤儿寡母，父亲要他合嫂嫂去过，他也不愿意。又后来，听说，喝了农药。

事情说得隐隐闪闪。我没办法把他不读书后的生活连贯起来。再问，什么时候的事？那位老乡说，大前年热天。热天，即我们那边说的夏天。算来，正是我们参加高考的那一年。那人告诉我，他就葬在去他村里的路边的一块芭茅地里。说，当时，他就是在那芭茅丛下喝的农药。走时，穿戴整齐干净，边上一个空农药瓶，一本《新华字典》。看来，是一心要上路的样子。那人又补充说。

乡里有忌讳，不满十六岁而殁，视为夭殇，叫化生子。死了是不能进屋场的。更不入家祠。若死于野外，一般就地草草掩埋完事。我想，照他的年龄，也就十五六岁样子，又是意外殁去，那么享有的只能是一个浅浅的土堆了。

坟？你说他的坟？都长芭茅草了，盖住了，看不到了。那人再补充说。

应锡的死，是我不可想象的。但现已确证，他死了，埋在芭茅地里。我知道，只消一个春秋，芭茅的绒籽就会飞满他的坟头。又一个春夏，芭茅也会将它覆盖。很快就会葱茏一片。很快就会有茅穗生出。很快就会有鸟雀在茅草间做窝……我能想象得到，一旦入秋进冬，茅穗上的绒花渐次扬尽，直直昂昂的茅秆，挑了枯干发白的穗头，在秋光冬日里举着，举着，远远望去，猎猎如旌旗，皓皓似幡帜，阵仗气势都很大。

张永中，1964年生，湘西古丈人。大学学历，副编审职称。曾在州县从事过行政工作，曾任高校学报编辑。现任职于湖南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