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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文艺丨马南:外婆的葬礼

来源:《湘江文艺》 作者:马南 编辑:施文 2023-09-25 10: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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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葬礼

文/马南

元宵节那天,街上比往常更堵。急促的鸣笛此起彼伏,谁也不服谁。

我准备过马路,去对面的超市买一盒汤圆。绿灯亮起来的时候,母亲发来一条微信,也就一眼的工夫,我如同被武林高手隔空点中穴位,动弹不得。温度降下去一大截,人流、车流、楼房、街道也在同一刻消失,只剩茫茫无垠的灰白色。一只塑料袋腾空而起,用圆鼓鼓的身体翻着跟头,滑稽而悲伤。

我想伸手抓住它,让它恢复到原本的样子。

2021年的整个冬天,外婆都在床上度过,医院的病床或是她卧室那张席梦思。极少的时刻,她被扶到客厅的火炉旁坐一会儿,但并不能缓解什么,无非是另一种痛苦罢了。当病痛打算将人折磨到底,人支配自己身体的方式会越来越少,坐和卧都难如登天。

病因是支气管上的问题,这个伴随她多年的毛病,在她的身体日渐衰老的时候进一步恶化、扩张,由无休止的咳嗽转为肺和心脏上的重疾。腊月的最后几天,外婆的意识开始模糊,能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亲人们凑近她,轻声念着自己的名字,期待出现奇迹。她已经无法排尿了,液体堆积在体内,让她的身体肿得硬邦邦的。到最后,不得不用剪刀剪开她身上的衣服,换上加大号的。

日益加重的病情让她的力气越来越小,小到没法睁眼、翻身、抬动四肢,就连喉咙里生出的痰和唾液,也没法推到口腔,只能由它们堆积在原处。各种难以名状的疼痛还在继续撕咬她,她一生隐忍坚强,极少落泪,却无法再一次用坚韧抵御临终的痛苦。她不停地呻吟,粗粝的、压抑的,愤怒的、无奈的,偶尔会有更激烈的一声叫喊,像拼尽全力想要甩掉一条无赖的疯狗,自然是突兀且怪异的,也顾不上尊严和体面。亲人们坐在床边默默流泪,再也没人说“没事,会好的”或是“我们还等着给你做八十七大寿”之类的话。

现在好了,她再也不会疼了。母亲又发来一条。

到县城天已大黑,之后还有四十多公里的挂壁山路要走。我尤为紧张,不是第一次走夜路,却是最后一次见外婆。一个多小时后,车驶入集镇。街边的店铺都关门了,小镇像是早已熟睡。

小舅家一片灯火通明。院里搭着棚子,里外全是人,站着的,坐着的。数不清的车辆停在路边,写成一个看不到尽头的“1”字。我打开车门,一声撕裂的高腔穿透耳膜,停顿的间隙,鼓声蹦蹦跶跶,有力干脆,饱含弹性,小钹与唢呐紧跟其后,奔踏而来。

我穿过人群走向灵堂,在丧歌与锣鼓声中跪下。对面有两个外婆,一个躺在黑色的棺材里,一个在香案上的相框里端坐,笑容安详。我没有抬头,两眼盯着火盆,烧纸,敬香,磕头,甚至没有去看跪在我对面、给我回礼的小舅。那股情绪早早就聚集在胸口,被我强行按住。我知道,一旦认领到同伴,它们就会冲垮那道防线,置我于失控之中。我不想那样。灵堂里有人在唱:

日今时良,天地开唱。

亡者身故,停在高堂。

锣鼓三响花鼓帮,陪奉亡者把歌唱。

孝子孝子你可知,死的是亲生母,也是养身的娘——

走出灵堂时被人拉住,是母亲。她披着白色孝布,腰间系一根麻绳。她显然偷偷哭了很多次,眼睛红肿,脸上像敷着一层干枯的树皮。

“吃饭没有?”她问我。

“不想吃,一点儿都不饿。”我说。

母亲一脸茫然,做出听到的样子,眼里是掩饰不了的尴尬。我的心被戳了一下,鼻翼酸涨。我凑近她,用很大的声音说,“我吃了。”

她这才做出对应的表情,又问我:“磕头了吗?”

我点点头。她看了我两秒,还想说什么,放弃了。她有神经性耳鸣,一遇上事儿听力就明显下降,但很少像此时这样,近乎于完全丧失。

不时有人进来磕头,母亲拉着我朝旁边挪了几步。院子里架着五六个炉火,煤球在火盆里垒成塔状,橘色的火苗在塔尖跳动,散出刺鼻的硫黄味道。一个瘦瘦的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母亲,“大女儿吗?”她并不知道母亲耳朵的毛病,声音微小。但若她凑到母亲耳边大声喊,我恐怕更加不悦。我赶紧回答,是的,我是。说完,我拉着母亲走到院子外的公路边。

第一拨流水席接近尾声,更多的人从对面院子里的塑料棚里走出来,端着茶水,抹着嘴巴,重新回到炉火旁。我在人群中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父亲,大姨,二姨,以及刚从外地赶回来的小姨和大舅。他们跟母亲一样披着孝布,眼睛也跟她一样红肿。

“快去吃饭。”父亲和大舅同时说。

“吃过了。”我说。

“刚到?”大姨问。

“嗯。”我点头。

小舅在不远处叫父亲,匆忙之中发现我,冲我抬了抬手。当年外公病危的时候,小舅还只三十出头,熬下几个通宵,还能打着火把去给山那边的亲人报丧。如今,他的背跟父亲一样驼着,腿脚也不如当年利索,常自己把自己绊个趔趄。

他俩站在一个中年男子跟前低声商量着什么。中年男子看着陌生,高个儿,脸细长清瘦,神情始终凝重。大姨告诉我,这人是道士,小舅花钱从外面请来的。外婆穿寿衣和打金灵(方言,挖墓穴的意思),都让他看了良辰吉时。

“谁给穿的寿衣?”小姨突然想起来。

大姨说了两个人的名字,又说打金灵是哪四个人。其中一个名字我听着耳熟,只是记不清模样。“必须是家庭和睦、儿女双全的才行,不好找。现在都只生一个,往后更难找了。”大姨说。

“轮到我们就改火化了。”二姨没大姨那样担心,“哪儿有那么多地方埋啊。”

来吊唁的人越来越多,院子外也有些挤了,我随母亲和几个姨进了屋,不过也全都是人。外婆的卧室被清空,变成临时的麻将室。打牌的三男一女手上都夹着烟,周围站了一圈看客,骂的骂,恼的恼,比打牌的人还着急。我还原了一下先前的样子,正中间是一张双人床,床边是伴随了她十几年的氧气机、净化器和一个紫红色的木衣架。窗帘是紫色的,缀着白色的小花,窗户外面是成片的玉米地。

我们去了杂物间,里面堆放着很多硕大的酒坛子,小舅做着煮酒的生意。母亲把一杆磅秤移开,腾出一点地方供我们站着。大姨说起她昨天做的一个梦,外婆拉着她的手,什么话也没说,但感觉是要离开的意思。二姨说怪了,我梦见的跟你差不多。“妈这一辈子太苦了。”小姨说。大舅也过来了,递给我一根白线,让我系在衣服上。许是连续晚睡的原因,他一直在咳嗽,咳得最厉害的时候,声音会出现短暂的停顿,像一口气突然断掉了,又在旁人的担心中接上来。

“明天可别下雨啊,不然上山就难了。”大舅微微喘着气。小姨拍着他的背说,“不会,咱妈可从来都没吝啬过。”

我在一旁看着他们。这几个经外婆孕育,从她身体里剥离出来的生命,一个个竟也两鬓斑白,皱纹布满,已然有了老人的模样。六十二岁的母亲是,年近五十的小姨也是。我更难受的自然还是母亲,她插不进话,只能凭大家的面部表情张皇失措地应和。但她太想加入其中,于是也会说上一句,跟上一句毫无关联,更像旁若无人的自说自话。好在没有外人,我笑着打趣说,“这下好了,你们的大姐是真聋了。”小姨有些难过,揽住母亲的肩膀说,“我们几个,大姐最辛苦。”母亲看着她,依旧只是茫然地笑。

灵堂来了两位老人。披孝布的人们相互告知,纷纷起身。老人们磕了头,绕着棺材转了一圈,像在说着只有外婆能听懂的话。他们是外公的妹妹和妹夫,都年近九十,天黑时搭了一辆顺风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

“你啊你,怎么不给我们递信呢?我们还是听儿子说了才知道。”老人生气地看着小舅。

“这么远的路——”小舅笑笑,“你们年纪这么大了。”

“要来的,爬也要爬来。”

“您二老一点儿没变,还是这么精神呢。”大姨接话。

大家挨个上去握手、寒暄。两位老人眼不花、耳不聋,记忆也让人惊叹,他们竟然准确地说出了所有侄儿侄女的名字,就连我们这一辈儿的(大约十八岁后就没再见过)也被一个个认出来。

这位我应该叫作姑奶奶的老人,目光如炬,黑色的立领棉袄笔挺合身,银白色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个髻,清爽利落。尽管牙掉了一大半,嘴唇凹了进去,但依旧有着身为长辈的气度和安全感。我隐隐记起很多年前的暑假,我们去外婆家玩,她穿着宽口布鞋,披着一身露水从山上赶下来,只为给我们送一筐刚摘的葡萄。

大家把他们扶到火炉旁坐下,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一时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你们对她都好,她享到了福,走了也不遗憾。”姑奶奶看着大家,云淡风轻,又像是将悲伤压在平静之下。她跟外婆除了是姑嫂,更是过命姐妹。当年,姑奶吃尽苦头,是外婆想方设法保护她,给她送吃的。姑奶奶说过,她这条命,是外婆拽下的。

十点过后,气温又低了一些。主事的叫人往火盆里多加一些煤球。我去车上取了围巾和帽子,回来的时候,见有人冲我挥手,是刘洋。我们从幼儿园同窗到初中,算得上发小了。

“认出这是谁没有?”刘洋指着他旁边一个面容白皙,笑容腼腆的男人。我看了一会儿,有些难以置信,是吴小军。我们初中毕业后再没见过面,算算竟有二十五年了。

“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我说完,不禁想起那些关于他的传说,很难跟眼前这个人对上号。据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东莞,给一个很厉害的大哥当马仔,后来因为砍伤了人,坐了几年牢。

“去年回来了,外面也挣不到什么钱。”他说,“我跟你现在的小舅妈是亲戚,不过隔得远,出了五服。”

刘洋朝他后背拍了一巴掌,“什么五服六服,你就说是因为老同学来的,不行吗?”

“行行行。”吴小军低头弹着烟灰,有些不好意思。我见他那样儿,忍不住笑了笑。

刘洋说:“你悲伤点儿,怎么还笑起来了。”

我赶紧收起笑,有些难堪,吴小军却又和颜悦色起来:“逗你玩儿的,别紧张。”

“这么大年纪了,喜丧,本来就该高兴。”吴小军转头对刘洋说,“你别吓唬她。”

我们聊了会儿天,相互询问彼此的状况,几问几答,深感二十五年的时间并不长,好多当年想要做的事,想要实现的愿望,如今仍在计划和憧憬之中。

“真不经晃,再眨个眼,我也七老八十了。”刘洋说。

“你作恶多端,还想活八十?”吴小军笑他。看得出来,他是刻意这样说,以打散那些藏在深处的隔阂。

刘洋和吴小军约到了人,上楼打花牌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孝子孝孙以及姑爷爷和姑奶奶。母亲让我回去睡会儿,过了一会儿,父亲也来催我。我说算了,让他俩去睡,但也不太可能。别说是守一夜,即便两夜三夜,他们也不会合眼。

我们去屋里的火炉旁坐下,很像一次特殊的团聚,只是大家都没有了交流的兴致和精力,各自靠着、趴着。表弟表妹们依然各自捧着手机,组队玩“王者荣耀”,通宵不合眼对他们来说倒不是什么难熬的事。大家轮番劝姑爷爷和姑奶奶去楼上歇会儿,两人都摆手,姑奶奶说:“让我就在这陪着她。过了明儿,想陪也陪不上了。”这话让大家沉默了好一阵。

午时过后,道士身着白衣,手持引魂幡,开始吟唱悼词。外婆的一生,被集中在那一张薄薄的纸上。我还记得她年轻时的样子,是早年她跟外公的一张合影,外公穿着军装,五官轮廓分明,英勇飒气。外婆坐着,长长的辫子垂在胸前,笑容像一股春风。

很多时候,母亲和几个姨在一起聊天,最常说的就是,给爸爸这样的男人当老婆,真是倒霉到家了。

外婆是童养媳,然而跟外公朝夕相处的时间折合起来,不到二十年光景。外公十四岁当兵,之后转业留城工作,直到退休,才算正式跟外婆团聚,过起朝夕相处的日子。他在上甘岭战役中受伤惨重,子弹打穿了肺,后来转到重庆做手术,不得不切掉了半页。在外婆眼里,外公是立了大功的人,因此,不管是工作期间回来休假,还是退休之后常年居家,外婆都舍不得让外公伸半根手指头,地里的农活,牲口的喂养和各种收拾浆洗,烧火做饭。几个姨常说,就是被她惯得,男人不能这样惯。

记忆中的外公沉默寡言,从早到晚都坐在那把竹躺椅上。茶向来很浓,占据了茶杯的二分之一,而香烟则是他右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寥寥升起的烟雾将其他几根指头熏成淡淡的焦黄色。

每年暑假,我们这些小辈都会去外婆家小住一阵。他很少跟我们说话,偶尔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我们畏惧得要命。但我们从不讨厌他,似乎从战场上走下的人就应该这样与众不同。等他回房睡觉后,我们围着外婆,让她讲外公打仗的故事。外婆乐意讲,脸上总带着微笑和某种难以形容的神往。讲完故事,她总会翻出外公仅有的几张穿军装的照片让我们看,而我们也一致认为,外公是全镇上最帅气、最威风的男人。

悼词吟唱后是封钉。

道士喊一声“揭棺”,四个壮年男子进来,在默契的口令中,齐力移开了棺盖。孝子们依次站上板凳,跟外婆做最后的道别。外婆穿戴整齐,戴着绣有彩凤的帽子。因为水肿,脸上竟显得红润饱满。想到这是最后一眼,我看得很用力,可越是这么想,眼睛和脑子越是不管用。

棺盖合上了,封钉人手持斧头,将钉子一颗颗揳入。我见母亲身子一软,跌坐在身后的凳子上。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用一只手捂着眼睛,肩膀抵在墙上。

母亲是长女。外公离家在外的那些年,她和外婆既是母女,又更像相依为命的姐妹。母亲四岁时,大舅出生,接着又有了大姨、二姨,小姨出生的时候,十四岁的母亲烧开水、热剪刀、洗纱布,处事不惊,老练娴熟。她有多体谅外婆,就有多恨外公。我长大后,她给我讲过好几件事,以证明外公的“冷漠无情”和“大男子主义”。有一年外公休假回家,正赶上砍柴越冬。外婆和母亲背着背架、带着斧头、勾绳,一大早就进山。砍完的柴堆在林地里,得一捆捆地往回背,往返十几个来回。那天出门后不久就下起雪,路上结了冰,稍不留神就会从山崖上滚下来。当母亲背着柴回家,见外公一个人在柴火房里烤火。背回来的柴倒在屋檐下还来不及归整,就被外公抱进柴房烧掉了。火太大的时候,外公宁愿脱掉军大衣只穿一件薄褂子,也不肯将柴撤一些回去。那天,母亲是哭着返回林地的,她跟外婆说,不背了,背回去也只剩堆灰。

棺材彻底封牢。厚厚的木板为外婆搭建着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处,不久之后,外婆的身体会一天天松散,消亡,只剩下头发和骨头。

小姨最先哭出了声。哭声牵动了其他的人,厅堂里很快哭成一片。

坟墓在两公里外,中间还有一段又窄又陡的小路要走。除了抬棺人的默契,灵杠也是关键。主杠是两根最粗的圆木,沿着主杠,再依次往下吊圆木,错层朝外延伸,将棺材的重量不断朝两边分解。圆木之间并非捆绑得紧实、一根贴着一根,而是要讲究弹性和韧性,要能颠起来。因此,连接这些木头的,是在外行眼里并不牢靠的竹篾和布条。

约过了几分钟,道士宣布吉时到。霎时,炮声、鼓声、丧歌声齐声而起。小舅抱着孝盆最先出来,接着是大舅捧着外婆的遗像。大舅后面是大舅母,举着花圈,再后面是举着纸幡的小舅母,每个人都走得有些落魄。

壮汉们将棺材抬出门外,往灵杠上固定的时候,众人们都很紧张,又对抬棺人的经验和力气充满信任。“起杠——”一声号令,十六个人站在不同的方位,单肩扛杆,外婆被稳稳当当地架了起来。

乐鼓吹打,丧歌高唱,送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结成长队。路两边,家家户户门口烧起火纸,那是另一支送行的队伍。

天微微亮时,路走了一大半。小舅人缘颇好,出力的人中又有不少是跟他交情深厚的兄弟,走上更平缓的路之后,自然免不了要戏弄他一番。

“走不动了。”有人喊了一声,前行的灵杆跟着停下来。小舅明理,就地跪下、磕头,小舅妈则给大家散烟。再走一段,灵杆又停,再跪下,再磕头,再散烟。如此反复了几次,人群中又有人喊,“好了好了,莫折磨孝子了。”大家都笑,吆喝声、乐鼓声在笑声中更响亮了。

我在抬灵杠的人群中见到了吴小军。粗重的圆木山一样压着他的肩膀,他的力气用到了极限,紧咬着牙,脸撑得变型。我走到刘洋旁边说,“快去给吴小军说一声,让他换下来,别抬了。”

“他肯定要抬的。”刘洋说,“你还不知道吧,他老婆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他怕到时候没人帮忙送上山。镇上不管谁走了,他都去抬,认识的不认识的。”

“不能花钱请人吗?”

“不是什么事都能花钱解决的。”刘洋笑着看我一眼,“这种事,都是邻里乡情,多少钱都买不到。”

走完大路,沿一条小道蜿蜒绕行,最后到了一片茶园之中。棺材终于抬到墓穴旁,庆幸的是,预报的中雨没有下。

来的人都说这地方选得好,开阔朝阳,曲曲折折。所谓登山看水口,入穴看明堂。直则冲,曲则顺。

外婆的六个孩子在墓穴旁下跪。道士拿出一个类似指南针样的东西,以定下更精细的方位——棺材头的朝向也是有一番讲究的。这个装载着遗体的木匣,似乎越到入土的最后关头,越显得凝重而肃然。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棺材在道士的指挥下,一点点往下落,直到与墓穴严丝密合。接下来是培坟、立碑,等真正入土为安后,孝子们再来复山、送灯。

送行的人开始往回走了,母亲在人群中找到我,让我陪她去趟街上。“我真是糊涂了,竟然忘了买两盆花,坟前是要摆花的,我竟然给忘了。”母亲自责的语气,恨不得要自己狠狠扇一耳光。我让她别着急,还有三四个小时,来得及。但母亲不肯原谅自己:“我们几个一起忘了。”这一次,她哭出了声。

走上公路的时候,见姑奶奶和姑爷爷跟在后面。母亲慌慌张张擦了眼泪,问他们去哪儿。姑奶奶说,回去的班车只有一趟,他们担心错过了。母亲拉着姑奶奶,不管怎么样,得留下来玩一天。但他俩说什么都不肯,母亲的挽留也渐渐没了底气,是啊,留下来又能怎么样呢?没有外婆的那个家于他俩而言,总显得少了些什么。

我们就此道别。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和母亲都有些愧意,唯希望班车早点来,别让二老在冷风中受冻。

天空飘起了丝线样的细雨,明亮了片刻的天色再一次黯淡下来。母亲说:“往后,那些远处的亲戚,走动会少了。你大舅和小姨,怕是都不会隔三差五往回跑了。”

“怎么会呢?”我说完,又觉得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也许,像这样齐整的团聚,只会是在下一个葬礼上。

马南,湖北秭归人,毕业于湖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作家》《上海文学》《山花》《芳草》《长江文艺》《小说月报·原创版》《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选本。获第八届《芳草》文学女评委奖。

来源:《湘江文艺》

作者:马南

编辑: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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