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画师（中篇小说）

文/卫鸦

1

门推开时，从外面涌进一片潮湿的光亮。我转过头，门口站了个人，举着雨伞，肩上斜挎一只淡黄色的帆布包，宽大的衣衫罩在身上，空空荡荡的。他太瘦了，就像是纸扎成的，有种显而易见的单薄和轻飘，以至于走路也悄无声息。外面在下雨。他身后的天空垂得很低，仿佛随时要掉下来，将他压得更瘦一些。看到他的瞬间，我觉得门是被风吹开的，而不是由他推开。他的力气也许还没有风大，在雨天阴沉昏暗的光线里，他就像根竹竿那样，在门口细细长长地立着，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他病着。

见到我，他有些诧异，目光游移不定，就仿佛在打量一个天外来客。我叫了声师父。您回来了，我说。他愣了愣，像是受到惊吓似的，连连摆手，说，千万别这么叫，早就不是你师父了。说话的瞬间，他已经认出我来。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老理。他摇摇头，说，这年头，不兴老理了。然后指了指我身后，你别站着，你坐，快请坐。我转头看了看，两条竹凳摆在墙角，色泽十分陈旧，面上有磨出来的光亮，脚都歪着，像是要散架，也不知是否还能坐稳。

我说，好的，师父，我这就坐。他又是一愣，说，记性不好，还是故意这么搞？让你别叫师父。我把竹凳搬过来，坐下了。凳子吱吱作响，摇摇晃晃的，却仍然坚韧。还是手工打造的物件好，牢靠，经得住岁月摧残。就跟小镇上的人一样，简单，粗糙，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他说，叫老宋就好，别师父师父的，听着不踏实。我说，好的，师父。他叹了口气，知道拗不过我，妥协了，不再纠结称呼，两个手指头钩了钩，把眼镜拉下一点，目光从横梁上越过来，在我脸上打量着。不错，比以前粗实多了，气色也好，他说。说完又把眼镜推了上去。

我说，是的，师父，一向记着您的话，吃得多，睡得也好。他说，脾性还是没改，跟当年一样，没个正形。我说，那也是您教的。他笑了笑，我可没教过你这个。我说，您没教过，这不假，我还不能自己学？他又笑了笑。笑的时候，脸上是一条条的皱纹，拥挤着，显得十分杂乱和铺张。跟记忆中有点不一样，他很喜欢笑，也许是想以此来掩饰脸上的病容。

我说，您先进屋。他低头看了看，发现自己还在门槛外站着，像个来客，我倒像是这间屋子的主人。

他把雨伞收起来，抖掉水滴，进了屋。走到墙边，把肩上的帆布包拿下来，和雨伞一道挂在墙上。屋子里很暗，他视力不好，摸索一阵子，找到开关。灯打开了，墙边亮出一个旧式的洗脸架来，上面搁着只搪瓷脸盆，边沿脱了漆，很有年代感，一块雪白的毛巾挂在架上。他取下毛巾，擦了把脸，在衣服上也仔仔细细地擦了擦，但是没什么意义，也许是想把雨天的潮湿擦掉。他是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衣衫虽然破旧，却一尘不染，有种洗得发白的洁净。只是过于朴素，终究遮挡不住身上的潦倒之气。他把毛巾洗了又洗，拧干了，再抖平，挂回架上。

什么时候到的？他走到我面前，抄起另一条竹凳，垫到屁股底下。他的脸被灯光照着，越发显得憔悴、苍老。我有点心酸。我说，上午就到了。他瞥了眼墙上的挂钟，脸上露出歉意来。这挂钟也算是老物件了，我认识他那年，就挂在墙上，现在还在嘀嘀嗒嗒地走着，神奇的是，这玩意儿如此老旧，竟还能走得准确。他说，久等了，我给你泡杯茶吧。我说，您坐着就好，茶我已经泡好了。我起身把茶端过来，递到他面前。他接在手里，双手捧着 ，没有喝，像是在取暖。捧了一会儿，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看，说，茶还是热的，你最多等了五分钟。我说，师父就是师父，门儿清，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我和您前后脚进的屋。

他说，还是叫老宋吧，听着踏实。我说，好的，师父。他脸一板，说，叫老宋。我说，好的，老宋。这就对了嘛，他说。他咧嘴笑着，皱纹更多了。他把茶杯举到嘴边，喝了起来，嘴巴里咂出一种声响，就好像有很多种滋味掺在里头。你父亲怎么样？喝了两口，他把杯子放下来，问我。我说，还不错，能吃能睡，每天早上去公园里打两趟太极拳，回家喝二两枸杞酒，晚上还要慢跑两公里，力气多得用不完，就是找不到老婆，处了好几个老太太，都吹了。他瞪我一眼，没大没小，老子的玩笑你也开。我说，这不是玩笑，人之常情嘛，你不支持他找个老伴儿？他说，说说你自己。我说，我就算了，没什么可说的，比他吹得还要勤快。

他忽地站起来。我往后仰了仰，以为他要踢我。他说，紧张什么？三十多岁的人了，我还能踢你？想踢也踢不动，老了，腿脚大不如从前，不过我还真得说你两句。我说，您说，我听着。他转身走开，进了房间，出来时，手里提着瓶酒，放在桌上。在碗柜里翻了一阵子，想找杯子，没找着，家里就两只杯子，被我拿来泡茶了。他找东西的样子十分忙乱，就好像对这个家是陌生的，并不比我熟悉多少。

我说，就拿碗喝吧，更痛快。他点点头，取了两只碗过来，到桌前坐下。他说，要是有合适的对象，就把婚结掉算了，年轻的时候心野，玩一玩还说得过去，到了这年纪，该有个正形了。

我说，我也想结啊，但是没办法，是她们甩的我。他把碗顿在桌上，说，少扯淡，你饿了吧？我说，酒也不顶饿。他有点尴尬，说，家里没吃的了，一个人，很少开火，要不我去外边买两个凉菜回来？我说，别，有酒就行了，我还不饿，出门时带了只烧鸡，在路上垫过两口，您要是饿，包里还剩半只，要不要拿出来？

他说，那就拿出来吧，别捂坏了，浪费。他的喉结耸了耸。我把包打开，烧鸡拿出来，荷叶打成的包，有股朴素的清香。我知道他喜欢这口，进小镇时，那家店子还在，就买了两只。品质还跟以前一样，确实是好。我把荷叶解开，两只烧鸡油汪汪地亮出来，一股奇异的香味弥漫在屋子里。我听到一阵咂嘴的声音，他已经在吞口水了。他说，这就是你吃剩的半只？我说，再怎么不懂事，也不至于带半只鸡来看来师父。他乐了，忍住没笑，说，三十多岁的人了，就不见长大，嘴里没句正经话。

我说，那也得分人，在别人面前，该长大还得长大。在师父面前，长不大也不算丢人。他说，又忘了？叫老宋。我说，好的，老宋。他把酒瓶拧开，倒了两个半碗。喝酒吗？他问我。我说，您都已经倒碗里了，还多此一问。他说，记得你以前是不喝的。我说，以前是不喝，现在天天喝。他说，那也不好，得有个度，喝多了伤身，我的手现在已经坏了，拿起笔来就抖。我说，那地方不坏就行。他说，也坏了，总提不起劲。说着突然反应过来，脸一板，骂了句：狗日的，没大没小。这句粗话一出口，多年前的那个老宋又回来了。我的记忆瞬间就被洞穿，往事纷涌而来。我鼻梁一酸，眼眶热了。眼泪要掉下时，我扭过脸去，看着外面的雨天。

2

认识老宋那年，我十六岁，个子已经不小了，还在继续往高里长。上一年还与父亲齐肩，转过年来，又高了一截，目光抬起来，很轻松就越过他的头顶，以至于那段时间我总有种错觉，以为他成天弯着腰，或者叉开两腿站着。这是青少年时期的我，身高十分显眼，智商却与身高成反比，学习成绩差得一塌糊涂。能够将九年义务教育混完，没被开除，完全是父亲的功劳。

父亲在县城里有点名气，是信用联社的主任，手里握着放贷权，腰杆比一般人挺得要直，看上去满脸和气，圆头圆脑，很有几分财神爷的样子，长得也胖，肚子总是往前腆着，一根皮带吃力地勒在上面，就像是怕他要逃跑似的。那些年，家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大包小包拎着，这是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也有，用橡皮筋扎成捆，装在黑色塑料袋里，欲盖弥彰，却反倒显得扎眼。但父亲从来不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那一代人，没条件把书读好，但有家风和祖训约束，凡事都有底线。

实话说，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父亲称得上清廉，偶尔收点烟酒，也并非自己所愿。那年头风气就是这样，给人办事，不收点什么，会让人觉得你脑子有问题。再说了，有我这么一个儿子，那些东西在家里也放不了多长时间，收下之后，转手就送到我的那些老师、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家里去了。那时小城里流行港片，遍地是录像厅，周润发和郑伊健火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有朝一日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带着一班小弟，饮马江湖，快意恩仇。小学五年级，我就开始逃课、打架。父亲就像个消防队员，我把祸闯到哪里，他就灭到哪里，很多时候甚至能抢先一步，在我犯事之前予以制止。必须承认，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父亲很有一套，比本职工作干得要好。无论我闹出什么事来，他都能找到方法来疏通，将后果化解到最小。我也更喜欢这时刻的父亲，有求于人，他才会弯下腰来，让人觉得和蔼可亲。

在那座小城里，我也有点名气。初中三年，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余时间几乎全用来打架了。打过打不过，我都打，总之最后赢的一定得是我。很多高年级的男生，平时牛皮烘烘，见了我也得敬畏三分。高中我自然没能考上，依然是父亲找的关系，让我进了学校。但是我只读了一年，因为我想让名气变得更大一点，最好能盖过父亲，于是就在课堂上，提起一只扫帚，把罚我站的一位老师打了。校长跑来了解情况，我正在气头上，哪里会听他的啰唆，多说了几句，语气不太好，我立马又把扫帚拎起来，对着他的脑袋挥了过去。我感觉并没有打中，却看到他身体往后一仰，就像受到了重击似的，捂住脸，夸张地栽倒在地上。

这次的事情有点大，父亲也没能摆平。当天晚上，他拽着我，上校长家赔礼道歉。东西拎得比平时要多，但没什么效果。进屋后，校长斜躺在沙发上，茶也不倒。没等父亲开口，便从沙发上起来，将礼品和父亲一起送出门外。确切地讲，父亲是被推出来的。父亲脸上不太好看，青一阵白一阵，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尴尬。我们走的时候，校长倒是不失礼数，穿着拖鞋追到门外，握着我父亲的手，说，这孩子本性不坏，只是心思没有放在读书上，你想办法给他转个学校，或者干脆辍学，去干点别的事情也许更好，反正你路子广。说话时，他脑袋上缠着绷带，就像颗滑稽的蚕蛹，偶尔斜着眼睛看我，目光里有种冷冷的敌意，就好像农民在打量一条害虫。

父亲说，孩子还小，不懂事，您担待着点，开除不是小事，这么着，您先缓一缓，学校里不是要扩建操场吗？我找人来办，需要多少钱，您给个数。校长一听，立马松开我父亲的手，说，知道你有本事，但这不是钱的事。父亲说，我知道，那就看在交情的分上，给个面子。校长说，你这面子太大，我恐怕是给不起，孩子嘛，该教育还得教育，总这样惯着，不是个事，迟早会成为害群之马。父亲就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脸色一变，敛住笑，说，你这话说过了，屁大点事，怎么就害群之马了？我自己的孩子，什么样我心里清楚……父亲的情绪激动起来。可是没等他说完，校长已经进了屋，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楼道里陡然一黑，亮出一条门缝来，父亲的后半截话顿时停住，就像是被卡死在了那线光亮里。

回到家里，父亲怒气未消，把手里的东西“砰”的一声掷在地上，瓶瓶罐罐从袋子里蹦出来，碎了一地。我一下子警惕起来，退到墙边，双手攥成拳头，摆出防守姿势。我说，你骂我两句可以，千万别动手啊。

父亲说，动手你又能怎样？对老子你也敢回手？我说，我不是那意思，你是我爹，我哪敢回手。父亲说，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骨头硬，怕你打到身上手疼。父亲斜我一眼，气顿时消了。他坐下来，问我，真打校长了？我说，没有，我又不傻，打的时候，手底下收着劲。父亲说，我看也没打着，那人我早年就认识，从文工团出来的，就是个戏精，下次再有机会，手下别留情。我说，爸，你什么意思？他说，什么东西，这种人就是欠揍。

他这么一说，我的戒备就解除了，发现自己的担心有点多余。事实上，父亲从未对我动过手。小时候，他还会板起脸来训我几句。母亲去世之后，他连在我面前说话都不会大声了。这大概也是母亲临终所嘱。

母亲走的时候，我还不太记事，只记得她一副苍白的样子，躺在医院里，身上插着针管，就像个纸人，她把我叫到床前，说了很多话，我一句没记住。她的声音实在太轻了，就跟身上的力气一样，细若游丝，还没进到我耳朵里，就飘走了。不久之后，她被人从医院抬出，装上一辆灵车，送到殡仪馆去了。那天晚上，有月亮出来，父亲指着小城边上一座高耸的烟囱，说，那是你妈，到天上去了。我抬头望去，洁白的月光下，缕缕轻烟盘旋着上升，梦幻一般。那时我还小，不明白父亲的意思。但是自那以后，母亲在我心里就成了一缕轻烟，摇摇晃晃地升上天空，让人联想到嫦娥奔月的故事，有种神话般的缥缈。如今回想，那也许是一生之中，父亲对我最好的引导，将本该由我与他共同承担的悲伤，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从我心里化解，自己则默默承受。在我成年之前，对母亲的事，父亲再未提过。母亲生前的物件，他也尽数藏匿起来，不在家里留下痕迹，以免勾起我的记忆。偶尔我问起关于母亲的事，他便十分紧张，总是敷衍几句，就把话题引开，或者干脆避而不答。说实话，父亲的担心有点多余，母亲虽然不在了，但我从未觉得有什么缺失，因为父亲足够称职。只是这样的称职并不能使我感动。就像所有的溺爱一样，会让人麻木，乃至反感。久而久之，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眼里，就成了一个单方面奉献的名词，具有悲壮甚至是悲剧色彩。

第二天一早，父亲又出去了，还是为了我读书的事，他不死心，想再找找关系。趁他出门之际，我把书本拿出来，一本本撕掉，在煤气灶上点燃了，家里顿时烟雾缭绕，有种终结的味道。我似乎看到了母亲，在烟雾中轻盈地飘着，向我露出赞许的微笑。直到烟雾报警器响起来，我才打开抽油烟机，把烟雾吸走。中午的时候，父亲从外面归来，仍然是碰了壁，脸色很难看。他个子本就不高，脖子缩着，显得更矮了。走进门来，见满地灰烬，赶紧拿个拖把出来，将家里拖了一遍。他问我，你烧的是什么？我说，书。他愣了愣，说，书跟你有仇吗？我说，有没有仇的，你还不知道？父放下拖把，点了根烟。平时他是不抽的，哪里经得住烟雾的刺激，吸一口就呛住了，连连咳嗽。但他没有扔掉，也没再抽，就夹在指间，让烟自动燃着。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眼睛有点湿，像是要流泪，但我认为是被烟呛的。目光与我一撞上，他迅速把脸扭开，擦了一把，再转过脸来，眼里的湿意已经不见了。他问我，你真不想读书了？我说，这还能有假？天地良心，我这脑子，再读下去也只是浪费生命，根本就学不进去。父亲说，关脑子什么事？搞起歪门邪道来，你比谁都聪明，我看你就是不用心。我说，你说对了，我的心用不到书里去。父亲叹了口气，走到阳台上，望着外面的小城，不再说话。这时候，有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明亮的光线里，他那张圆脸失去了红润，显得特别沮丧。楼下是条马路，俯瞰下去，无数的人头在晃，他们都是些像父亲一样的人，守着这座小城，把一辈子稳稳当当地打发过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的叛逆也来源于此，从本质上讲，也是青春期的一种心理暗示。从那时起，我便对这座小城以及小城里的生活深感厌倦，想逃离。

那天下午，父亲就那样站着，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点烟，一根接着一根地点，也不抽，让烟自动燃着，就像是用于计时的道具。他沉默的时间有多长，就意味着对我有多么失望。但失望之余，父亲也清醒了。一盒烟点完，父亲开口说话了。他说，人各有命，我也不逼你了，不读书也行，但你总得学点什么。我说，学什么？他说，这个得你自己来想，想好了告诉我，总之，要有个一技之长，今后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我说，我想不出来，学当总统行吗？父亲说，你好好说话。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一技之长，摆个摊都比一技之长要强。我什么都不想学，就想去广东打工。父亲说，打工这事，你就别想了，门儿都没有。说完他进了卧室，门关得很响。很多年里，他都保持着一名公务员的习惯，每天都要睡午觉。

我也知道，打工这事绝无可能。我是那个时代里一种十分诡异的产物——独生子。从生下那天开始，就注定与父母难以分离，就像他们身上的器官，或者财产，只能独占，不可分享。父亲也许有过一万种想法，来规划我的人生，但我敢肯定，没有一种是为我出远门而准备。这是他的底线，我再怎么叛逆，也动摇不了。再说了，即使父亲允许，母亲如果泉下有知，也断不会答应。我不怕父亲，对母亲却有几分敬畏。尽管在我记忆里，她只是一缕青烟，飘在天空，没有确切的模样。但比起那些具体的面孔来，这似乎更接近我内心的母亲形象。在我看来，母亲这个角色，就应该优雅，而不是系着围裙，忙碌于柴米油盐之中。

午觉没睡多久，父亲就起床了，披着衣服出来。应该是没有睡好，脸上明显挂着一层疲态，仿佛要掉下来似的。脸也没洗，就坐到沙发上，为我谋划未来的出路。说来说去，都是些当时的热门行业，比如修车、装修，或者开挖掘机。总之，父亲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就按着我的身高来判断，认为体力活儿最适合我。父亲说这些时，我毫无兴趣，也不搭理他，手里捧着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后来他说到他的一位老师，是画画的，要是我对学技术不感兴趣，就去学画画，学好了，他再想想办法，让我回学校把书读上，或许可以考个美院，学不好也无所谓，凭他的关系，以后把我搞进文化馆工作是没问题的，这样至少有口饭吃。

我问他，那跟上学有什么区别？他说，区别大了去了，最起码不用上课，也没有老师和校长给你打。我说，他不是老师吗？父亲说，以前是，后来没教书了，再说了，你也打不过他，他是练家子，三五个人一起，也近不了身。我说，真的假的？我立马关掉游戏机，扔在沙发上。父亲愣了愣。我说，给我根烟，你接着讲。父亲说，毛都没有长齐，抽个卵的烟。但还是给了一根，让我只抽着玩，别往肺里吸。然后又开始讲。讲到那人因为画裸体，在那场运动中被人揪出来，绑到广场上批斗的时候，我把烟掐掉了，我说，爸，我去。也许是我应允得过于爽快，父亲有些意外，他说，你不好好想想？我说，已经想好了，我什么时候过去？他说，你想什么时候过去？我说，尽快，明天都可以，他的事，你再跟我讲讲。父亲喝了口茶，接着又讲。

3

一个星期之后，父亲把我送往小镇，用单位的车子，一辆桑塔纳，司机也是从单位叫的。父亲坐在后座，监视着我，全程保持高度警惕，就像在押解一名犯人，生怕我中途跳车逃跑。我也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情。有次离家出走，我沿着国道，一路搭顺风车，好不容易跑到了邻县，可是不到半天，父亲就开着车把我抓了回来。快到家门口时，趁他不备，我拉开车门就往下跳，结果掉进路边的排水沟里，被翘起来的井盖别住脚踝，差点把腿弄折。那以后，每次坐车，父亲都会陪在后座，谨慎地盯着我。开始是保护，后来变成习惯，仿佛不在我旁边坐着，就没有安全感。当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的安全感。其实父亲有点多虑，我虽然叛逆，却有自己的原则，答应了的事情，就决不反悔。这是从港片里学来的，我敬佩的那些大哥，都一诺千金。我也得像他们一样，言而有信，吐口唾沫出来，就是钉子。

小镇不远，但路不好走，车子离开城区，便开始颠簸。等翻过了丘陵，进入山区，路况就更差了。公路陡然抬升起来，一个接着一个地拐弯，绕得头晕。从半山腰翻过之后，上坡变成了下坡，依然是很多的拐弯。但是视线好了很多，往下俯瞰，山路折来折去，就像根盘着的肠子。车速始终提不起来，只能慢慢蠕动。到小镇上时，已是下午。太阳被群山遮挡着，天色不是那么明朗。暗青色的天空下，小镇安静地躺在一块盆地中，四面都是山，只有一条河从山间清亮地蜿蜒出来，将小镇以及两边的高山分开，通往外面，往下游奔流十五公里之后，在县城与资江汇合。镇子不大，站在高处，一眼就能看全，两条街道一老一新，对峙着挂在河边。

进了镇子，父亲让司机放慢车速，千万别按喇叭，以免惊着老人和小孩。走过一座拱桥，车子拐进老街。沿着青石板路往前，两边是些陈旧的木房子，屋檐搭在一起，压得很低，个头高一点的，比如我，伸手就能够着上面的瓦。临水的那面，是清一色的吊脚楼，有人站在家里，打开窗户，把吊桶啪的一声扔到河面，再双手交错拉扯绳子，把水从河里打上来。街上坐着一些老人，身子靠墙，脑袋一歪一歪地打盹。此外就是妇女，手里择着菜，或者织着毛衣。见车子过来，老人和妇女赶紧起身，将凳子拎在手里，挪到一边，让出路来。等车子过去，又放下凳子，坐回原来的地方。

他家在老街尽头，一座颓败的院子，青砖黑瓦，马头墙高耸出来，似乎想将整条街上的木房子压住，却无能为力，因为实在太破败了。四周有围墙围着，但形同虚设，因为很多地方已经倾圮，露出犬牙交错的豁口，几个小孩在豁口里爬进爬出，笑声清脆。房子虽然破败，占地面积却不小，能看出曾经的风光。门是开着的，门槛很高，父亲腿短，不得不提起两条裤管，像跨栏一样，艰难地迈过。

正门进去是个天井，一块四四方方的光亮从顶上照下来，使院内显得比外面要亮堂些。他坐在一张竹凳上，笔和颜料凌乱地散在脚边，整个人看上去消瘦、修长，腰和背都弯着，就像张拉满的弓。身上是件粗布夹克，洗得十分干净，领子往外翻着，袖口和胳膊部位有不同程度的磨损，露出浅色的线头。他的视力应该很差，戴副圆框眼镜，镜片厚如瓶底。我们进门，他也不理，盯着摆在膝盖上的一只瓷瓶，全神贯注，一笔一笔地画着。我看了看，他画的是只猴子，模样已经出来了，猴子抱着个桃，栩栩如生，就像是要从瓶上跳下来似的。

父亲叫了声老师。他头也没抬，画笔点几下，停住不动，就好像是在思索下一笔的落点。父亲说，您身体还好吧？他这才回应，说，别叫老师，早就不是了。然后又是沉默。跟父亲他不怎么说话，也许是没有共同语言。父亲同样如此，打过招呼之后，就不出声了，像根木头一样，杵在他面前。院子里一片沉寂。过了好一阵子，父亲才动起来，把带来的烟酒和礼品摆在桌上，又从兜里掏了只信封出来，放在礼品下面压着。他看了一眼，把手里的活儿停下，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父亲说，没什么，就是点心意，总不能空着两手来看老师。他说，东西你可以留下，钱拿走，别骂人。父亲说，那哪儿能行，就当是交学费了。他说，什么学费，这里是学校吗？我也不是老师。钱不拿回去，我可就要往外面撵人了。他板着脸，表情和语气都很硬。父亲不敢说话了，别看他平时一副官样，到了这位老师面前，也只能唯唯诺诺。

他看了看我，又坐下来，在瓷瓶上勾了一笔，对父亲说，你可以回去了，孩子我收下来，不是冲你，冲他，这孩子我看着顺眼。父亲松了口气，赶紧把信封捞起来，塞在我口袋里，就像逃跑似的，离开院子，站到门外去了。我听到打火机被拧燃的声音。父亲在点烟。每次紧张，或者烦闷时，他都会把烟点上。抽了一会儿，父亲在门外叫我。我站着没动。他抬头看我一眼，笔停下来，说，出去送送吧，该有的礼节得有，你今年多大？我说，十六。他说，那也不小了。说着又低下头去，开始画。跟我说话，他的语气倒是温和，即使是把教训的意思表达出来，也不让人反感。不像我的那些老师，犯点小错，从他们口中出来，也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可救药。我琢磨着，如果每个老师都像他这样，也许我就不会那么厌学了。

我走到门外，父亲已经抽完了烟，坐进车里去了。车窗开着，一颗滚圆的脑袋伸在外面。我问他，你有事？他说，没什么事，就是交代你几句话。我说，你讲。父亲说，别惹事，跟他好好学。我说，我记着了。他说，还有，钱该花就花，别省，没有了就去镇上的信用社，找周主任，就说是我儿子。我说，这个你放心，我亏谁也不会亏着自己，镇上有回城的班车吗？他说，问这个干什么？班车有，一天两趟，上午和下午，别坐那个，想回家就打电话，我来接你。我说，用不着，还是自己坐车比较踏实。父亲瞪我一眼，脑袋缩进车里，把车窗摇上，示意司机开车。

我回到院子里。他还在画着。猴子旁边，又多出一棵桃树来。他换了支笔，蘸上颜料，在枝头上点几点，瞬间就有几片叶子挂了上去，桃树顿时变得生动起来。我有些诧异，这支画笔在他手里，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勾勾点点的，就让一只瓷瓶脱胎换骨，焕发出了不一样的光彩。我叫了声，师父。他说，别这么叫，师父这两个字太重了，叫老宋吧。我说，好的，老宋。他说，嗯，这样好，听着舒服。我说，听说你会功夫？他抬起头，眼镜往上推了推，谁说的，你爹？我点点头，是的。他说，别听他鬼扯，哪有什么功夫，年轻时学过几路拳脚，都是些花架子。我说，别那么谦虚，等你有空了，也教我两手。他问我，学那个干什么？我说，锄强扶弱，劫富济贫。他说，武侠小说看多了吧。我说，开玩笑的，强身健体行吗？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做点贡献。他说，你是不是很无聊？我说，有点。他说，以后无聊的日子还长，你拿张凳子过来，在边上坐着，看我画。说完又把头低下去，目光粘在瓷瓶上，继续画着。

我搬了张凳子，在他旁边坐下来，看着他画。笔一动，他立马又进入了忘我状态，不说话了。他的眼里只有画，周围的一切，包括我，似乎都显得多余。有时画着画着，他突然停下来，对着某处细节，端详一会儿，然后思索良久，才描上两笔。落笔的时候，他总是屏息凝神，小心翼翼，仿佛生怕惊着了笔下的事物。看他画上一会儿，我就感觉出来，对他而言，画画不只是工作，也不只是热爱，而是一种深入骨子的痴。

4

他叫宋一北，是名乡村画师。照相技术普及之前，在乡间，画师是一种最不可或缺的职业，主要工作是给人画遗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他所画的那些人，会挂在墙上，与子孙后代一起，目睹家中的兴衰与荣辱。我到小镇上的那年，他四十五岁，其貌不扬，甚至有些潦倒。可是不知为何，一见到他，我便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据父亲说，他是大学生，毕业于一所知名美院，在他们那代人里，算是知识分子。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我父亲读高中时，他是班主任，教语文，兼几个班的美术，书教得相当不错，课余时间，他喜欢画点画，主要是肖像，偶尔也画人体。后来他被人举报，一伙人冲进他家里，搜出一批裸画来，立马就把他押往广场，接受众人的改造。那时他年轻，又有武术底子，几次下来，好些人都被弄废了，他跟没事似的，只受了点皮外伤。后来出事，也是年轻所致。跟他一起接受改造的人里，有个女人，是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一天晚上，有人摸黑过来，把女人拖进了一条巷子。他知道那人想干什么，就想办法挣脱绳索，追到巷子里，把那人的一条腿打折了，也把自己打进了监狱。被打的那人很有来头，是县革委会主任的亲戚。不久之后，还是在那个广场，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唯一的证人是那女人，出于自我保护，她做了伪证，一口咬定他是诬陷，根本就没有巷子里那回事。于是他成了罪犯，被判八年，关了六年。出来后，学校请他回去，继续当老师。他拒绝了，原因是进过监狱，觉得自己不配为人师表。他也不想再待在城里，就回到小镇，成了一名乡村画师。还是小镇上好，平静、宽容。在城里，他是个劳改犯，身上会贴着一张一辈子也撕不掉的标签。在小镇上，他就是老宋，每天读读书，写写字，偶尔给人画张遗像，挣口饭吃，他喜欢这份职业，与死者打交道，比跟活人相处要踏实多了。后来小镇上有了照相馆，快门按下去，闪光灯一闪，就把一个人的样子装进去了，比在纸上画起来要迅速得多，也更省钱，毕竟时间决定成本。这样新鲜事物一出现，很快就取代了乡村画师的工作。这一行上手也快，买台相机回来，咔嚓几下，就是个摄影师了。老宋因此断了生计，最潦倒的时候，我父亲出手帮了他。那些年，很多单位开始改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县瓷器厂被人承包下来，老板从父亲手里贷了笔款，作为回报，给了老宋一份工作，在大件瓷器的胚胎上画画，他不想去小城上班，就让他待在家里画，工资按件计，足不出户，却比上班挣得还要多，生活不成问题。但他似乎并不领情。父亲把我带到小镇上的那天，他对我的态度尚可，对父亲，却冷若冰霜，就好像父亲上辈子欠着他什么似的。但父亲并不在意。他是父亲这辈子能够无限容忍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我。

5

父亲让我学画画，是为了我的前途。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一生下来，就被前途两个字套牢了。家庭条件好的，要努力读书，让条件变得更好；条件不好的，则要通过努力读书来创造好的条件；乡下的孩子，那就更需要努力了，只有把书读好，才能跳出农门。那时候，学习成绩就是衡量一个人有多大出息的唯一指标。当然，现在也同样如此。而我是个异类，前途两个字对我来说，过于沉重，也过于渺茫。如果努力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像父辈那样，在小城里有份体面的工作，那我宁可选择当一名差等生，来换取青春期的快乐和自由。

说实话，读书我一窍不通，但是在画画方面，我是有些天赋的。刚进初中那年，有位玩得好的同学，家里藏了本《金瓶梅》，插画版的。我没事就跑去他家里，跟他躲在房间，偷偷翻看。后来有一天，被他父亲发现了。当时我俩正看得入迷，没注意到有人回来。他父亲推门进来，看到儿子满脸亢奋，沉浸在一堆裸体中，立即就像疯了一样，暴跳如雷，把我那位同学从床上拖下来，当着我的面，甩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我同学脑袋一歪，栽倒在地，半边脸颊顿时肿了起来，五道鲜红的指痕印在上面。打过这记耳光，这位暴怒的父亲仍不解恨，又把儿子拖到客厅里，狠狠打了一顿，那本书也被他扔在煤气炉上点着了。等他发泄完愤怒，才想起我这位同谋还在家里，就把门打开，让我马上滚蛋。我也火了，让他说话客气点。他嚷嚷着想跟我动手。我赶紧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出来。他立马偃旗息鼓。

自此之后，那位同学跟我再无来往。对我来说，这没什么，青春期的友谊，本来就浅，就像坛新酒，得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发酵，才有质感。只是可惜了那本书，就那样毁于一位粗鲁的父亲之手。以后我再想看，就只能凭着记忆，在纸上画出来。开始的时候，画得乱七八糟，时间一长，对线条熟悉了，有了一定的构图能力，就画出了几分形似。有次上美术课，老师布置课堂作业，别的同学都画蓝天、白云、星辰、大海、山水，或者动物和花花草草。我觉得太普通，没什么意思，就按着自己的意愿，画了一张古代的人物裸体。画完之后，感觉还不错，就交给老师。结果老师扫一眼，就像见到了鬼似的，大惊失色，脸一下子黑了。他愣了愣，反应过来后，一巴掌就从我手里把那张画拍掉了，然后伸脚踩住，就像是将某种羞耻踩在脚底，来回拧了几下，半天才捡起来，作为物证，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

放学之后，我被留堂。美术老师要我做检讨，我坐在那里，没理他。他搞不定我，就把班主任老师叫了过来。班主任拿起那张画，看一眼，就把我带进了办公室里。他觉得事情很严重，这样的东西在校园里出现，实在是有伤风化，就打电话通知了家长。二十分钟不到，我父亲提着礼品，气喘吁吁跑了过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班主任说什么，他都回答是是是，慌忙不迭地点头，就像鸡啄米似的，让人觉得有问题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父亲这副谦卑有加的样子，让班主任老师的气顿时就消了。鉴于父亲态度诚恳，班主任没给我处分，只口头警告，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将那张画交给父亲，说，你自己看看，这孩子思想有点问题，继续下去，会很危险，你做家长的得好好管管。父亲又是连连点头，说是是是。他接过那张画，看也没看，就塞进了口袋里，然后把礼品留在桌上，拽着我，将我从办公室牵了出去。

离开学校时，天色已晚，小城笼罩在夜色中。路上黑着，路灯被闲得无聊的人用弹弓打掉了，没有几盏还能点亮。父亲把车开到了县政府前面，找到一处有灯光的地方，踩下刹车，把车靠在路边，摇下车窗，拿出那张画来，举在灯光下，认真看了一会儿，突然发出一声赞叹：天才啊。然后转过脸来，很认真地问我，你就是为了这张画留的堂？我说，当然，我可没有打架。他说，这堂留得好，留得光荣，留出一个天才来了。我说，爸，你要是想骂我，就痛快点，不带拐弯的。他说，我为什么要骂你？好赖话你听不出来？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是真画得好，比我有水平多了。我说，听你这话，我以后还能再画？他说，怎么不能？你只管画，别让老师看到就好。我惊讶地望着父亲。对这张在老师眼里是毒瘤的画作，他竟如此肯定。说实话，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许是我身上少有优点，偶尔闪光，便让他激动不已。

后来回想，那张画作其实相当稚嫩，然而对我而言，却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它代表了我青春期的审美。之所以被老师诟病，是因为它源于性意识的觉醒。那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年代，对一位青少年来说，任何与女性相关的行为，哪怕正确，也非常脆弱，很容易就被冠以危险两个字，为道德伦理所扼杀。父亲不拘一格，实在难能可贵，他维护了我的审美。这一点，他比很多家长做得要好。后来跟老宋相处久了，我们无话不谈的时候，我把这事说给他听。他也夸赞父亲，说父亲别的不行，当爹还有个样子。他很少评价我父亲，印象中，那是仅有的一次，针对的也不是本人，而是父亲对艺术的理解，与他有着共鸣。在老宋看来，这世上最纯净，也是最优雅的美，就是女性的胴体。那些谈性色变的人，是他们自己心里不干净。

6

老宋也是个另类。有时想想，在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一样地不谙世故、不随波逐流，也不屈从于自己的时代。就连身高和体形，也是一样的瘦瘦长长。见他的第一面，我就莫名地喜欢他，感觉面前就像坐了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人到中年以后的模样。父亲走了之后，我没有任何的不适，反倒比在家里还要自在。唯一不习惯的是，老宋不喜欢说话，总是沉默着，让我们之间的氛围既随意又冷清。他坐在瓷器面前，自己也像件瓷器。

那天下午，他画的是猴子拜寿图。先是寥寥几笔，勾出轮廓，再换成细笔，描出细节，然后又换了更细的笔，勾勾点点的，让细节逐渐丰满起来，猴子也就活了。看了一会儿，我有点无聊，就问他，我能帮你什么忙吗？他说，别说话，你安安静静的，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屋里有书，有画册，你自己选，要是都不想看，就去外面转转，收着点脾气，这地方不比城里，没人认识你爹，乡下人粗糙，打起架来手下没个轻重。我说，这个你放心，我不怕事，也不惹事，但是如果有人打我，我一定会打回去。他问，你喜欢打架？我说，就跟吃饭一样，一天不打都不行。他说，真话假话？我说，假话，谁没事会喜欢打架？脑子又没坏。他说，这话在理，年轻人有点血性是好事，好勇斗狠就不好了，伤人一千，自损八百。我说，这道理我懂，你什么时候能教我两路拳脚？他说，你还是喜欢打架。我说，你当年学拳难道是为了打架？他说，你先把画学好，拳脚的事，以后再说。我说，学拳脚跟画画有什么关系吗？他说，事不同，理是一个理，你能学好画，也就能学好拳脚，否则一样都学不了。

我觉得他说得有理，就没再纠缠，进了书房。门推开的瞬间，我有些诧异。他家里虽然破旧，书房却称得上雅致。地上铺着一层杉木地板，用油漆刷成了光亮的老红色。四面墙壁，有三面摆着书柜。里面全是书。诸子百家，哲学经史，古今中外，应有尽有。书柜里放不下的，就用纸箱装起来，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角。转了一圈，我有点眼花缭乱，书实在太多了，又杂，不知看什么好，就随手抽了本画册出来。是芥子园的《花卉草虫谱》，以前在新华书店见过，印象中，好多年都摆在一处偏僻的角落里，无人问津。小城人活得粗糙，没有那份闲情逸致，这类脱俗的书，基本卖不出去。我也没什么兴趣，草草翻了几页，就扔在一边。我走出书房，问他，有裸体的吗？他说，你喜欢那个？我说，你难道不喜欢？他看我一眼，沉思了片刻，放下画笔，从凳子上站起来，在身上拍了拍，拿过一块白色毛巾，把两只手仔细地擦干净了，弓着腰，走进书房。

我跟在他后面，他伸手拦住，说，我来找，你别进来。说着把门掩上了。我只好在门口站着，听屋子里的动静。他在挪动纸箱。不用看我也知道，他翻找的一定是珍爱之物，因为只有珍爱之物才会压在箱底。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他拿了本画册出来，将翘起的一个边角小心翼翼地压平整，又在封面上吹了几口，才递到我面前。他说，翻的时候注意点，这版本现在买不到了，弄坏一本就少一本。我说，我向你保证，把自己弄坏也不会把书弄坏。我接过画册，很沉，摸上去有种密实的质感，纸质比普通书籍要好很多，应该是早年收藏的版本。我打开一看，是本明代的春宫图，立马被吸引住了。他提醒我，说，看的时候，注意线条和轮廓，主要是神韵，别当成裸体来看。我说，好的。后面他再说什么，我就听不到了，注意力全到了画上。

不知不觉间，厚厚的一本画册翻到了底，最后一页看完，我仍意犹未尽，但有些撑不住了，头低得太久，有股酸疼，像某种坚硬的物质一样，卡在颈椎里。我揉揉脖子，有骨节松动的声音，抬头一看，他不在院子里。有微风吹进来，从河面上带来清凉的水汽。院子打扫过了，画笔和颜料收了起来，十几只画好的瓷瓶靠墙摆着，这是他一天的工作。他什么时候出去的，我毫不知晓。我也没注意到天色已晚。出门之前，他把灯打开了。外面仍在下雨。

我把画册合上，小心翼翼地将边角压平整，放在桌上摆好。这时候，有股烧鸡的香味，跟着一阵脚步声一起，从门外的老街上飘过来。我走到门口，往外面看。夜色中，昏黄的灯火从两边的木房子里溢出来，将青石板照亮。一条瘦长的影子映在光亮里，晃动着往前走来。他回来了，手里拎只塑料袋，脚底下很轻，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这是一种奇怪的警惕，并非来自环境，而是受过去某种记忆的驱使，从他谨慎的脚步声里，似乎能听到那场运动的回音。有些事情尽管已经过去，但造成的伤害是永恒的，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从他生活中远离。

进了院子，他才放松警惕，步子也变得踏实了。饿了吧？他问我，将手里的那袋东西举起来晃了晃，说，出去买了点吃的。我说，闻着很香，是烧鸡吧。说着肚子里咕噜几声，我的确是饿了。刚才沉迷在画册里，不知饥饿，闻到香味，顿时感觉腹中空荡，身体也有了反应，头晕眼花的，手脚无力。马上开饭，他说。他拿了几只盘子出来，把塑料袋打开，里面是几个泡沫盒，装了四五样菜。他一样样取出来，用盘子盛好，摆在桌上。这是我到小镇之后，在他家吃的第一顿饭，出人意料地丰盛。一只烧鸡、一碟花生米、一盘酱牛肉、一碟拍黄瓜、一盘腊猪脸，此外还有剩下来的半碗干鱼，他也拿了出来，将桌面摆得满满当当。

我感觉有点奇怪，屋子破落不堪，四面来风，餐桌上却显示出一种殷实和富足，似乎与环境格格不入。他说，随便吃点。我说，这已经不随便了，大鱼大肉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啊。他说，你头一回来，也不能太寒酸，以后就没这待遇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得有个心理准备，这里不比城里，只有粗茶淡饭。我说，我不挑，我爸那人粗糙，把我当猪喂大的，做的菜要多难吃有多难吃，弄熟了就算成功。他说，那也比我强，我从不开火。说着往厨房的方向望了望。

这点我早就注意到了，他家里没有烟火味。厨房门是关着的，几串风干的红辣椒挂在门两边，已经干透，失去了食材的色泽和质地，就像些标本。但是对我来说，开不开火都没什么影响。吃喝我从不挑剔，否则也不会长这么瘦。我问他，画画来钱吗？他说，怎么说呢，肯定不如你爸，但也饿不着肚子，你学画是为了钱？我说，不是，是为了我爸，读不好书，再不学点什么，他那关过不去。他说，你倒是实诚。我说，实不实诚的我不知道，但我从来不说假话，性格就这样，改不了，连狗都嫌。他说，话不能这么讲，在你这年纪，我比你还实诚，你若真想把画学好，这性格倒是好，有几分率性，做人如果目的性太强，心就容易往歪里想，笔下的事物也是走形的。他说了些高深莫测的话，我听不明白。但他夸我性格，让我十分意外。在小城里，我走到哪里，就被人嫌到哪里，除父亲之外，没人拿正眼看过我。

他拿了两只酒杯出来。桌上有酒，我父亲送来的，两瓶剑南春。他拧开一瓶，倒了一杯，另一个杯子空着。要喝点吗？他问我。我说，不喝，这玩意儿辣口。他说，啤酒呢？我说，也不喝，就跟猫尿似的。他笑了笑，伸过手来，把那只空杯从我面前移走。我说，别拿走，不喝酒，我可以喝茶，以茶代酒，也是一样。他说，喝茶的话，你自己去泡。说着把杯子推回给我，

我撕了只鸡翅，叼在嘴里，起身泡了杯茶，坐回桌上。他说，不喝酒，这点倒不像你爸。我说，我爸也不喝。是吗，他有点惊讶，说，他不喝？难道我记错了？我说，你没记错，以前是喝的，我妈走后的那几年，他就是个酒蒙子，天天烂醉如泥，经常喝到深更半夜被人抬回家里，后来当了主任，就把酒戒了，毕竟管钱，喝大了容易出事。他点点头，说，这倒是，人跟钱扯上关系，就得收敛点。他喝了口酒。他喝酒也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这地方，酒风豪放，无论白酒还是啤酒，杯子举起来，就是一口见底。他却跟尝毒似的，嘴唇轻触着杯子的边缘，一点点抿着，嘴里嗞嗞有声，让人觉得从酒里面也能品出一种享受来。

其实他不胜酒力，两杯之后，镜片后面的目光就开始浑浊了。到第三杯，手已经不听使唤，筷子飘飘忽忽，夹不住菜，总戳到盘子外面去。我问他，你还行吧？他点点头，说，这才到哪里，我这酒量，没有半斤以上，打不住。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但说话已经含混不清了，舌头就像打了结。我把那盘烧鸡挪个位置，推到他面前。他定定神，终于夹起来一块。但还是没能吃上，刚送到嘴边，手一抖，又掉到桌上。他有点尴尬，放下筷子，眼神迷迷糊糊。你是不是困了？他问我，然后指了指房间的方向，说我要是困了的话，就先去睡觉。

我确实困了，坐了一路的车，又看了几个小时画册，身体和眼睛都十分疲惫。我说，好的，那我先去睡。他说，去去去，去吧。我拧开热水瓶，倒了杯开水，端给他时，发现他已经歪着脑袋趴在了桌上。他睡着了，酒杯依然紧紧攥住，我使了好大劲，才从他手里掰下来。外面还在下雨，夜色里，雨丝纷乱地交织。屋檐下挂着清晰的滴水声，将小镇衬托得格外空旷、寂静。来小镇之前，我听父亲说过，小镇上总是下雨，一年到头，很少有阳光朗照的日子。离开小城时，经过一个商场，父亲特意停下来，给我买了个电风筒，以便衣物受潮时使用。但是说实话，小镇上雨水虽多，湿气却并不重。因为有风，从河面过来，把两岸的街道吹得清清爽爽。到了夜间，风更大，空气中渐渐有了凉意，我想把他挪到房间里去，试了试，很沉，挪不动，只好让他就那样趴着。进房间睡觉之前，我找了条毯子，给他披上了。

7

在小镇上，时间是模糊的。日子安安静静地走着，一晃就过去了。我记得父亲送我到小镇上来的那天，还是秋季，小镇铺着一层金黄的落叶。转眼之间，那些落叶就被北风席卷干净了，雪下了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冬天来了。

我喜欢小镇上的冬天，雪下得热烈，一夜之间，就堆积起来了。放眼望去，天地间已是茫茫一片。在小城里，我很少见到雪景，虽然雪照样会下，但无论晚上下得如何努力，第二天一早，便消融在脚印和车轮下面。偶尔积起稀薄的白色，也是昙花一现，来不及停留，就被环卫工人扫走了。我记忆中，小城里的冬天是残缺不全的，干燥中带着一丝凌乱，看不出这个季节的特性。但是在小镇上，冬季是如此鲜明。积雪野蛮生长，无人清扫，一层压着一层，在小镇上堆出一种洁白和厚实来。天气也冷得彻骨，风一吹，屋檐下就挂了一排晶莹的冰柱。这才是冬天该有的样子——宁静、肃杀、凛冽。白天的时候，小镇安安静静，就仿佛被冻住了，晚上反倒热闹起来，北风呼啸着，把门窗推出咣唧咣唧的声音。偶尔传来咔嚓一声巨响，那是有树枝被积雪压断了。

这样的数九寒天，老宋仍一如既往，准时睡觉，准时起床，只是比往常多了道取暖的程序——洗漱完毕之后，他会在院子里生起一炉炭火，把双手烤热，让冻僵的指关节恢复灵活，把凳子也烤热，再坐下来，开始画画。我也不再外出，因为实在太冷，离不开炉火。整个冬季，我就像只冬眠期的穴居动物，蛰伏在老宋身边。他低头画他的画，我则看着他画。但也只是看着。因为画笔握在手里，他便不再言语，整个人是痴的，眼里只有画，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空气。有时我无聊了，想找他说说话，往往我说上半天，他才心不在焉地敷衍一两句。大多数时候，院子里是沉寂的，就仿佛是为了配合冬天的荒凉。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枯燥。

我想，应该就是从那个冬天开始，我对画画有了不同的认知。老宋虽然没教我什么，但他手里的画笔，以及对画画的那种痴迷，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不知何时开始，翻看画册时，我发现春宫图已经索然无味了，我的兴趣转向了唐代的壁画、宋代的工笔、明清的山水、扬州八怪的梅兰竹菊，以及八大山人的花鸟。芥子园的那套画谱，我起初是没什么兴趣的，后来也喜欢上了，并认可了它的经典，越看越入迷。又过段时间，我开始看一些西方的油画，从中西两种画风的对比中，体会技法和表现上的差异。等我把老宋的藏本翻完，中外美术史的脉络也差不多清晰了。再看老宋画时，脑子里不再空泛，有了线条和色彩的影子。见他画到精彩之处，我仿佛手里也有支笔，会跟着他落笔的节奏以及轨迹，不由自主地点点画画。

有一天，他注意到了我手上的动作，把笔放下来，问我，你带画板了吗？我说，带了的。他说，拿出来试试。我说，试什么？他说，看我画了这么久，可以动动笔了。我愣了愣，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不喜欢被人管束，但长时间的冷落，比有人管束还要让我难受。来小镇之前，父亲给我买了套画具，装在一只箱子里，到小镇之后，老宋一直没教我什么，我便把箱子扔在床底下，从未打开过。若不是他突然提到画板，我压根就想不起来。我进到房间，找出那只箱子。因闲置太久，上面蒙了层灰。我拿块抹布把灰尘擦掉，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画具。父亲毕竟是老宋的学生，上过他的美术课，准备的东西还挺齐全，该有的都有。我把画板拿出来，又挑选了几支型号不同的铅笔，用卷笔刀削好，回到院子里。我说，准备好了。

他点点头，让我把画板支起来，在他旁边坐着。他问我，来这里多久了？我说，三个月吧，不对，应该有四个月了。他说，时间不算短了，天天让你看着我画，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想法没有，就是有点无聊。他点点头，说，那就好，无聊是难免的，你爹交代过我，说你性子急，得磨一磨。我说，已经磨好了。他说，我看也没他说的那么急。我说，我爸的话也不能全信。他说，你画两笔试试。我问他，画什么？我以为他会像学校里的那些美术老师一样，讲些基本知识点，让我练习线条，或者对着某个雕像的头部素描。但是他什么都没讲，只让我自由发挥，随便画，脑子里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草草交代几句，又不说话了，低下头去，继续画他的画。

我集中精力，把目光落到画板上，想动笔时，却力不从心。翻看了几个月的画册，加上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我非但没有收获，反倒不如从前。以前想到什么，随手就能画出来。懂的东西多了，心里有了几分敬畏和谨慎，同样的事物出现脑子里，比以前复杂了许多，也抽象了许多，很难凝聚成形，勉强有了几分样子，稍一晃神，又散掉了。我盯着画板，思索良久，笔迟迟未动。他说，画不下去？我点点头，说，脑子是空的，不知如何下笔。他说，这也正常，我有点着急了，这样吧，你在院子里找找看，如果有感兴趣的东西，就照着画。

我四下看了看。跟刚来时相比，院子里有些变化，围墙又塌下一块，多了个豁口，上面积着雪，砖头的缝隙间，有杂草长出来，已经干枯。我打量了一会儿，脑子里慢慢有了一幅画的雏形。便坐下来，开始动笔。我初中时学过美术，有素描底子，临摹一样东西并不难，不到半个小时，就画好了。拿给他看。他瞄了一眼，说，构图能力是有的，但路子不对。我说，哪里不对？他说，即使是临摹，也不能完全依样画葫芦，那样会把东西画死。我说，这话我没太明白。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得有自己的想法。我说，懂了。我想了想，又加了几个小孩进去，长在缝隙间的那丛杂草，也稍微改了一下，让它弯向一边。如此一来，画面便多了几分动感。

这次他停下笔，认真看了一会儿，说，路子是对了，但还远远不够，画画动的不仅是手和眼睛，还有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说，那就难办了，我脑子笨。他说，谁说的？我说，老师。他说，扯卵谈，这世上就没有笨的人，只看你用不用心。说完他让我换张纸，再画一遍，速度放慢点，画的时候，多想想与画无关的东西，真正的作品，功夫不在画里，在画外。我问他，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大概也难以说出个所以然来，便没有解释，只说这是先人的道理，可意会，不可言传，他一时也跟我讲不明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画画这事，没有别的窍门，就是多画，多想，熟能生巧，等你画多了，也就把什么都弄懂了。

我换好画纸，重新开始画。还是同样的内容，跟第一遍相比，速度却慢了许多。每一笔落下去，都十分滞重和迟缓，就仿佛有种无形的力量在笔尖坠着。还没画到一半，天已经黑下来了，院子里亮起了灯。不知什么时候，他出了趟门，把吃的东西买回来了。他说，先收起来，该吃饭了。我说，还没画完，再等会儿。他说，明天再画吧，不急于一时，人是铁，饭是钢，没有什么事情比吃饭更打紧。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八点半，小镇已进入夜晚，老街安静下来。我听到河水在潺潺流动，就像是河流在夜色中发出的低语。我确实饿了，站起来，眼前一阵发黑。定了定神，我把画板收好，开始吃饭。

8

自那以后，我每天都要画上一两幅。小镇上的群山、天空、公路、河流，以及河中驶过的船只、挂在河两边的街道、街上的房子、青石板路，等等。但凡我见到的，或者想到的事物，都被我搬到了纸上。

等我把大半座小镇画下来时，冬天已经过去了。冰雪消融之后，小镇披着一层淡淡的新绿，精神抖擞地苏醒过来。被封闭了一冬的小镇人，又以慢吞吞的节奏，回到了以往的生活里。而我的习惯，却停留在了冬天。不知何时，我已经跟上了老宋的生活节奏，生物钟也和他调整到了一致。我每天早睡早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院子里，很少外出，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画画看书。我也像老宋一样，一头扎进由线条和色彩构成的世界里，有了几分痴迷。

我画得越来越好，老宋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每次画完，他都会提些意见，让我一遍遍修改，直到他满意为止。有时他在旁边看着，只要见我有一笔不到位，便踢我一脚，力道恰到好处，让我从凳子上跌出去，又不至于伤着。我也乐意接受这样的惩罚，爬起来拍拍沾在身上的灰，坐回凳子，接着又画。这时的老宋，俨然有了几分师者的样子。只是无论如何，他都不允许我叫他老师，就好像这个受人尊敬的称呼是道陈年的旧伤，隔着几十年的时间，依然触目惊心，随时会穿越过来，像刀子一样扎痛他的神经。他也不让我叫他师父。在他看来，师父这两个字比老师更重，除了授业解惑，还包含了一个“承”字。照相馆在小镇上出现的那天开始，他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乡村画师这一职业，已不可传承，也没必要传承。就像他画过的那些遗像，无论生前如何风光，结局也只能注定是消亡。

除了老师和师父，我叫他什么都可以。比如老宋、宋老，甚至直呼其名，他也毫不介意。他看上去清高、古板，其实骨子里是随性的，只是在属于自己的一小块领域里，保持着高度的独立和严谨，因此让人觉得难以接近。他也并非沉默寡言，之所以不爱说话，只是因为与家人没有共同语言。随着我绘画水平的提高，他和我之间有了交集，交流便多了起来。有时画着画着，画到得意之处，他会停下笔来，让我看看。看过之后，问我画得如何，是不是比以前要好。我按着自己的理解，如实评价。他若觉得我说得对，就点点头，继续画下一笔。若是与他的看法相左，就会纠正我的错误，说我没看明白，然后把道理一条条摆出来，直到我服气为止。

有次他画完一只瓷瓶，突然停下笔来，说，你也停一下。我说，什么事？我把笔放下来。他指了指面前的瓷瓶，说，你来这里，画两笔试试。我有点蒙。我问他，我能行吗？他说，行不行的，我说了也不算，你得试试才知道。说着他站起身，把凳子让给我。我坐下来，接过他手里的笔。他抱了只新的瓷瓶过来，将画好的那只挪到一边，当样品，让我照着画。我看了看，是幅童子拜寿图，两个扎冲天辫的小孩，喜气洋洋地抬着一个寿桃，构图十分简单，却把我难住了。我以前画的是平面，陡然换成瓷瓶，难以习惯弧面带来的差异，视觉和判断都失去了准头，笔落下去，总是歪着走。画上几笔之后，我有点着急，脑门上沁出冷汗来。他说，你别紧张，刚开始画的时候都会这样，这是技巧上的问题，不难解决。然后言简意赅，讲了几点用笔的关键之处。他讲大道理时，总是模棱两可，我难以理解，可是讲到绘画技巧，却浅显易懂。这让我确信，他以前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一定是位优秀的老师。我一边画，一边琢磨他讲过的要点，很快便掌握了其中的窍门，笔也就走正了。

画完以后，我看了看，自我感觉还不错，虽不如他，但也有几分接近了。可他只看了一眼，就觉得不好。他说，天赋是有的，也有几分灵性，就是画得太像。我说，这话怎么说，画得像不好吗？他说，画画重要的不是形，而是意。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简而言之，就是自我意识的表达。我说，你又把我绕糊涂了。他说，糊涂也没关系，理论方面的东西，听听就好，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也无所谓。学画靠的是三分天赋，七分努力，有些东西别人可以教你，还有些东西是教不了的，得自己去悟。我说，那得悟到什么时候？他说，画画是一辈子的事，不急于一天两天。如果你只想考个美院，专业上已经够了，但若是想画出点名堂来，再画个十年八年，也只能说是摸着了这一行的门槛。

我说，这门槛有点高，十年八年，我都儿女满堂了。他说，还想儿女满堂，你以为旧社会啊，懂计划生育吗？我说，说笑的，儿女满堂，谁养得起，我爸生我一个，都后悔当初没把我扔进马桶里淹死。他说，不扯卵谈，说正经的，你喜欢画画吗？我说，喜欢，但也只是喜欢，没想过要画出什么名堂。我以为他会对我的回答失望，但是没有，相反，他给予了赞扬，说很羡慕我的心态，他自己就不行，有些道理想得明白，却活不明白。就比如画瓷画这事，心里是不愿意的，为生计所迫，也只能接受。他说，画了半辈子，还是离不开稻粱谋，这一点，你比我要好。

我说，为稻粱谋也没什么不好，凭本事赚钱，天经地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毕竟也是少数。他说，艺术这东西，沾上一个钱字，也就俗了。我说，依我看，艺术两个字应该拆开来理解，艺是手艺，术就是把手艺卖出去。他说，你从哪里学来的歪理？我说，相声里听的。他说，你还喜欢相声？我说，我爸喜欢，天天听，他开着电视机的时候，我可以不看，但不可能把耳朵捂住，所以就顺带着也听过几段。他瞪我一眼，低下头去，开始画画，不说话了。每次聊天，话题里出现我父亲，他总是立即避开，就仿佛那是个雷区。父亲也是如此，不愿面对老宋，或者说，他害怕面对。把我送到小镇上之后，他便再也没有来过。

9

父亲再次来到小镇时，我在老宋身边已经待了两年。不经意间，我成年了，身体有了些变化，嘴唇和下巴上多了层胡须，用剃须刀刮掉，过几天又会长出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去抚摸，那种青涩的粗糙感，带给我的是一种关于成年以及成熟的心理暗示。画画的时候，我不再那么专注了，晚上做梦，总梦到在学校的情景，醒来便会想起那些漂亮的女生。但也只是想想。这两年，我待在小镇上，很少回那座小城，无法与梦境里的人事发生真实的接触。父亲也没怎么管我，我在老宋身边，他很放心，此外，他工作也确实忙，偶尔打个电话过来，不是在会议中，就是在饭局上。电话里总是充斥着一片混乱和嘈杂，说不上几句话，就匆匆挂了。

必须承认，在工作上，父亲成绩不错。当然，这离不开运气，外加同行衬托。那几年海南开发，兴起一轮狂热的投资潮。县城里的几大银行都把资金抽调出来，拿去那边去炒房地产，指望一夜暴富。只有父亲不为所动。他不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多年来坚守中庸之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坚守是消极的，却也成就了父亲。没过多久，那轮开发潮就退去了，新的经济特区也失去热度，没能再现深圳奇迹。大多数投资血本无归，不少行长跳了楼。他们就像层灰暗的底色，以自己的失败，把我父亲衬托出来。我到小镇上的第二年，父亲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被调到县政府，当上了县财政局的局长。虽然还是管钱，但一个是贷款，一个是拨款，一字之差，身份和地位截然不同，说话做事，比之前当小主任时要有底气多了。

新的岗位，给了父亲极大的工作热情。上任之后，他就像只工蜂，忙得不亦乐乎，对我无暇顾及。等三把火烧过，工作和人际关系都理顺了，才想起我来。他觉得把我放在小镇上，虽然省事，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打电话过来，跟我商量，说我年龄已经不小，该想想今后的出路了。我说，出路这种事情，你帮我想就行了。他问我，你是想找个工作，还是想做点生意？我说，我无所谓，你看着办。说完就把电话挂掉了。过一阵子，他又打了过来，说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我开挖掘机最好，现在小城里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到处都在搞基建，每一铲挖下去，都是钱。

这就有点过分了。两年前，他为我规划人生时，就认定我是体力劳动者。没想到我学了两年画之后，在他心里的定位，仍然没有半点改观。我不排斥体力劳动，但我十分讨厌挖掘机，总觉得它张牙舞爪的样子十分难看，象征着暴力和攫取。我说，我怎么离不开挖掘机了？那还不如让我回学校读书。父亲一口应允，好，这可是你说的。说完重重地松了口气，生怕我反悔似的，立马就把电话挂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说了一大堆，其实是在引导我把读书这事说出来，他好一锤定音。虽然我个子比他高，但是在心计方面，我压根不是他的对手。

放下电话，父亲就开始活动了。这一次，他绕开校长，直接找到县文教局局长，请了顿饭。为了我的前途，把多年来的酒戒也破了。那天他喝了不少。喝酒时，一个劲儿地拍那位局长马屁，说他领导有方，带出了一支优良、高素质的人民教师队伍，全县的校风校纪，那是好得不能再好。把局长拍舒服了之后，又特意表扬了两年前把我开除的那位校长，说他是位尽忠职守的好同志，有担当，有原则性。对我的事情，却只字不提。搞得局长相当纳闷，酒喝痛快了，好话也听了一大堆，却不知我父亲如此隆重地请他吃饭是出于什么目的。过了两天，出于礼尚往来，局长回请父亲。父亲这才顺嘴提了一下我被开除的事情。局长立马心领神会，一个电话过去，就让那位校长调走了。新来的校长很给父亲面子，立马将处分撤销掉，恢复了我的学籍。这也意味着，我在老宋身边学画的日子走到了尽头。

两天之后，父亲就来到了小镇上。这次没带司机，车子也换了，桑塔纳变成银灰色的别克。这辆新车就跟新的职位一样，让父亲更有自信了。两年前进小镇时，他还保持着低调，让司机别鸣喇叭。这次自己开车，喇叭按个不停，老远我就听到一阵嘟嘟的声音，沿着老街过来，如同一种告示，或者炫耀。但是到了老宋面前，父亲仍然没有底气，进了院子之后，身上的自信立即收敛，毕恭毕敬地站着，就像小学生做检讨一般，向这位曾经的老师问好。

老宋还跟两年前一样，只顾埋头画画，让父亲的问候变成徒劳，父亲就仿佛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父亲自觉无趣，便简明扼要地说了几句，把要接我回去上学的意思表达出来，退出了院子。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打火机的声音，父亲又在抽烟。每当情绪波动，或者内心无法镇定时，他都会抽烟。

我问老宋，我要不要出去看看？他这才把手里的笔放下来，朝门外看一眼，问我，这事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还没想过，听您的。他说，讲什么卵话，门外站着个爹，怎么就听我的了？我说，一样的，您也是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他说，别扯卵谈，说正经的，你已经成年了，有些事情得学会自己做决定。我说，我要是能做决定，还要师父和爹干什么？他说，你真听我的？我说，当然，那还能有假。他说，那跟你爹走吧，留在我这里，没什么出息，只会断了你的前程。我赶紧应允，好的，师父，听您的。他剜我一眼，说，应得这么爽快，你早就想好了吧？我说，是的，书读少了，画来画去，上不了道，再说了，师父学富五车，徒弟却是文盲，这有点说不过去吧？他点了点头，对我的理由表示认可。

其实父亲打来电话时，我就已经做好了选择。倒不是为了前程，而是我确实想读书了。两年的学画经历，让我逐渐意识到，画画并不是一件动动手，就能做好的事情，除了精湛的技艺之外，还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来支撑。我想，这也是老宋让我离开的原因。但是看得出来，他还是不舍，心里有点乱。我瞄了眼墙上的挂钟，时间还早，但他已经无心再画下去了，索性把画笔和颜料收了起来。在我印象中，他在这个时间点收工，还是第一次。他走到洗脸盆前，把双手仔细地洗干净，用毛巾擦干，站在那里，沉默着。我说，我都要走了，您不再教我点什么绝招吗？他说，扯卵谈，我哪有什么绝招？我说，从背后踢我那一脚，就很绝。他意识到我在开玩笑，不耐烦起来，让我收拾行礼，快点滚蛋。说着他的脚又踢了过来。

我赶紧闪开，跑进房间，看了看，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来的时候，带了好几个箱子，都是父亲为我准备的，其实大多数东西用不上。两年过去，该扔的都扔了，只剩下一些换洗的衣物。我随便清理了一下，卷成一团，塞在一个包里，拎着出了房间。我说，师父，我走了。他嗯了一声，看着我，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又没说出来，就挥了挥手，说，走吧，快走。

我说，好的，师父。我出了门，刚走几步。他又追了出来，把我叫住，说，对了，以后别叫我师父。我说，为什么？他说，也没教你什么东西，受不起这两个字。我说，您教我的已经很多了。他说，都是些皮毛，没什么卵用的。我说，那也得叫师父，两年时间，还不值一声师父吗？他说，不值，顶多也就是爷儿俩。我说，好的，师父，我记住了。他说，你还叫？记性被狗吃了？我说，好的，老宋。我还想说点什么时候，他已经进了院子，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10

再次回到校园，我像是变了个人，生活起居，言谈举止，都规矩了许多。我不再逃课，也不再打架闹事，与老师和同学相处，也十分融洽。我突然发现，生活就是面镜子，你以善意面对，它回馈的也是善意。与老宋相处两年，我最大的收获，并非绘画上的进步，而是从他身上，学会了克制和隐忍。这是父亲没有预料到的。面对我的变化，他没有感到欣喜，反倒很不适应，就好像他这一辈子的职责，就是为我息事宁人。这时我才体会到了，为人父母有多么不易。尽管我已经改变，但作为父亲的那份责任和警惕，依旧像副枷锁似的，沉重地套在他身上。

更让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我开始正儿八经地读书了。因为中断学业两年，我比其他同学更有紧迫感，也更加努力，上个洗手间，手里都拿着书本，总想着要争分夺秒，将那些荒废的时间追赶回来。高三的时候，成绩慢慢赶上来了，从倒数到了中游，但也没能继续往前进步。这是天赋使然，在我家族里，从我开始，往上数五代，也没几个值得一提的读书人。因此，对我的成绩，父亲疑虑重重。他似乎习惯了我次次拿着倒数回家，试卷上的分数稍稍好看一点，他便认为是源于作弊。这让他十分不安。在父亲看来，作弊比打架要严重多了。打架只是脾气问题，而作弊则关乎一个人的品行，等同剽窃。有好几次，我考试的时候，看到父亲躲躲闪闪，猫在教室外面，像个侦探一样，窥视着我在考场里的举动。他压根就不相信我能把书读好，就像不相信一匹骡子能下出崽来。他没想过我本质上也许就是匹马。

直到高考完毕，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父亲才彻底相信了，我的进步，确实是来源于自己的努力。当然，也有运气，这点不可否认。那一年，大学招生开始并轨，通往象牙塔的门槛瞬间降低了许多。我报的是南方的一所美院，文化成绩勉强过了录取线，专业成绩也只是平平，可谓涉险过关，跟那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相比，实在微不足道。然而在父亲看来，我已经是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了。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除了谈过一场恋爱，分过一次手之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虽然读了不少书，也听了不少讲座，还看过一些大型的画展，学会了操着满嘴的理论，侃侃而谈，将自己伪装成科班出身的画界精英。可实际上，在绘画方面，我非但没有进步，反倒失去了判断标准。这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决定作品命运的，与作品本身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取决于名气、人脉、商业炒作等外在因素。每次班级组织看画展，我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因为我发现，有些价值不菲的作品，细看之下，其实是在装神弄鬼，作者名气很大，却连基本功都不具备，就仿佛披着一件皇帝的新装，明明空无一物，却被某些权威人士倍加推崇，冠以种种盛誉。这时我会想起老宋，与这些大师相比，他是那么卑微，可是他身上的工匠精神，却是大师们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这个时代共有的缺失。他的坚持和淡泊，有如明镜，映照着一个时代的浮躁和功利。等我想明白了这些之后，对画画便彻底失去了兴趣。

毕业后，我回到小城，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一家机关单位上班，朝九晚五，旱涝保收，过着一种让小城人羡慕的生活。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因为这样的日子过于安稳，缺乏层次。如果我安于现状，那么，从父亲身上，就可以把我的一辈子看到底了。我坚持了不到半年，就辞去工作，跑到深圳，投奔了一位同学。他在大芬村画油画，很自由，收入也不错。我原本打算跟他一样，也当名画工。可是画了没几天，我就发现，画画不如卖画有前途。于是打电话给父亲，让他想想办法，给我弄笔钱。父亲问我，要多少？我说，要不少。他说，不少是多少？我说，最少十万，你要是想多给，我也不反对。

父亲吓了一跳，立马紧张起来，说，出什么事了？要那么多钱？我说，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能出什么事，就是想做点生意。他松了口气，说，做个卵的生意，你就不是那块料，你要还当我是你爹，就听我一句劝，赶紧回来，老老实实上班。说完就撂了电话。我以为彻底没戏了。小城里的单位，是父亲帮我找的，花了不少人力物力，我却连声招呼也没打，就辞掉了，他对我的失望可想而知。可是半个小时之后，手机传来震动，我打开一看，是银行发来的信息，钱已经到账。

事实证明，在经商方面，我比读书要有天赋多了。当然，运气也好。那时大芬村的油画刚起步，还没形成规模，画行不多，就那么十几家，零散地分布在城中村的角角落落里。经营方式也传统，以零售为主。我正好踩在一个临界点上，刚把画行开起来，大芬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几位香港的画商发现了这个地方，就把画行捆绑起来，进行资源整合，让油画从零售变成了批发，源源不断地走向国外。市场一下子就打开了，画行也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很快就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大芬也成为油画村。借着这股东风，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开始只有一间门面，不到两年时间，就扩大到一整层楼。又过几年，我干脆把画行扔给我那位同学，在香港开家公司，专做油画贸易，在这个行业里，算是有了一席之地。

对我在商业上的成绩，父亲一直没什么感觉，他一生都在与钱打交道，麻木了，我赚得再多，对他来说都只是个数字，远不如仁义二字金贵。他时常提醒我，做人要饮水思源，多想着点你师父。开始的时候，我记着父亲的话，隔三岔五，就会给老宋寄笔钱。但他从来不收，每次寄过去，一分不少地退回来。有次寄得多了点，他马上打电话过来，说，心意我收下了，钱断断不可再寄。我说，您别那么见外，徒弟请师父喝个酒也不行吗？他打断我，说，听我说，别插嘴，懂点规矩，都大老板了，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也这样？他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说，我这一辈子穷困潦倒，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但一个人再穷，也总得有几分骨气，君子不受嗟来之食，这点尊严请你留给我，往后若是再寄钱，你我之间的情分也就断了。然后挂了电话。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自那以后，我再也没给他寄过钱，联系也渐渐少了。

跟父亲不一样，我们这代人，已经彻底物质化，离开钱，便找不到合适的情感表达方式。人是善于遗忘的动物，我也不例外，慢慢地，我对老宋也就淡忘了，偶尔想起来，也只是浮光掠影一般，从脑子里迅速闪过。这方面，父亲比我做得要好，他和老宋之间，虽然也无联系，却一直在通过打听，关注着他的状况，偶尔还会利用一下职权，暗地里帮他解决些生活上的困难，比如购买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对老宋来说，不算锦上添花，却是雪中送炭。在我看来，父亲对老宋的关照，已经超越了师生之谊。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一直坚持。

有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让我赶紧回趟家，说出大事了。语气十分慌乱。搞得我立马紧张起来。当时正在陪客户吃饭，我挂掉电话，连单也没来得及买，就离开饭局，在路边打了辆车，直奔高铁站。十万火急地赶到家里，却发现什么事也没有。父亲好端端的，能吃能喝，比以前更加红光满面。原来他说的大事与自己无关，指的是老宋。他告诉我，你师父病了，癌症晚期。

我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老宋的病，而是惊讶于自己的遗忘。这位曾经与我朝夕相处两年之久的师父，父亲若是不提，我竟想不起来了。在深圳待的时间长了，我也跟那座城市一样，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记忆仿佛成了张筛子，不管重要还是不重要的人，都能从中漏掉。父亲说起老宋的病时，我也只是稍有触动，旋即就恢复平静。也许是年岁渐长，见多了生离死别，已经麻木。父亲让我到小镇上看看他，最好能把他接出来，到省里找家医院看看，也算是尽了孝，他说师徒一场，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缘分。我这才来了。原本说好一起，半路上，父亲却找个借口，下了车。他还是不愿面对老宋，或者说不敢面对。他和老宋之间，就像系着一个死结。父亲一生都在努力，却无法解开。

11

十几年过去，小镇变化很大。就跟中国无数的小镇一样，在热火朝天的小城镇化建设中，已褪去了当年的乡土之气。银行、超市、网吧、顺丰、圆通、电信、移动，等等，这些现代的元素和符号，小镇上一样不少。街上的人也多了，熙熙攘攘的，拥挤着，小车和摩托车不停地鸣着喇叭，缓慢地穿过嘈杂的人群。楼房更密集了，也更高了，头使劲仰起来，才能看到小镇边缘的山峰。原有的两条街道旁边，又长出七八条街来，将小镇连成棋盘的结构。高速公路也通进来了，穿过雪峰山脉，从小镇边缘擦过，又穿山而去。不时有拉着集装箱的货车飞速驰过，空气中传来马达的轰鸣和震动，让人恍如隔世。很显然，小镇已不复昔日的宁静。

老街还在，但也只剩下名字了。曾经的古朴荡然无存。木房子全部拆掉了，换成了三四层高的楼房，青石板也消失不见，一层水泥僵硬地覆盖在上面。唯一留存下来的，只有老宋家的院子，在老街尽头，就像个句号，宣示着它作为建筑物的使命即将终结。而老宋是对这种终结的最后坚守，就如同这座院子本身，孤零零的，与小镇上的变化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一进门我就发现，他家里还是十多年前的样子，家具未曾添减，摆放位置也未曾变化。只是更加陈旧了，风吹进来，桌椅和门窗便抖出一种残破的声响。这样的环境里，他的衰老和疾病，似乎也显得合情合理。如果我没记错，他今年六十岁，花甲之年，但已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明显要超出实际年龄许多。他的头发全白了，也几乎掉光了，剩下稀疏的几缕，仍梳得整整齐齐，一根根清晰地贴在光亮的头皮上。他的胃口也大不如从前，吃起东西来，就像试毒一样。一只烧鸡，他只夹了只腿到碗里，吃到一半，就把碗筷放下来。我说，您多吃点。他说，饱了，现在的日子不比从前，饭菜里油水足，随便吃几口就能饱。

他没有再动筷子，只喝酒，慢慢抿着。我也喝酒，对他的病，只字不提，毕竟关乎生死，我有所顾忌。喝到五分，酒劲上头了，才鼓起勇气开口。我说，听说您病了。他愣了愣，酒碗停在嘴边，咳嗽一声，把碗放下。他说，你听谁说的？我说，我爹。他叹了口气，说，多少年了，他还是这德行，嘴跟裤腰带似的，你别担心，没什么大碍。我说，还没什么大碍？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今天来，就是要接你去省城，找家大医院看看。他说，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爹的意思？他伸了伸脖子，又想咳嗽，到了嘴边，赶紧伸手捂住，就像吞药似的，将那声咳嗽强行吞了下去。我说，我爹的意思。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也是我的意思。

他说，有这份心意就足够了，这情我领，省城就没必要去了，路途太远，颠来颠去的，受不了那折腾。我说，不折腾的，现在通了高铁，也就是个把钟头的事，车上眯一眯就到了。他说，个把钟头我也不去，小病不需要治，大病也治不了。我说，现在医学发达了，什么病都能治好。他说，能不能治好，我比你清楚，到了我这年纪，也算是尽人事，知天命了，走了没什么遗憾的。我说，您太消极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啊。他说，这不是消不消极的事，你别说了，来，喝酒。他端起碗来，抿了一口。

我也端起碗，继续喝着，没再劝他。从理性上来说，像他这种情况，即使去了医院，的确也改变不了什么，只会徒增痛苦。而且我也知道，我是劝不动他的。十几年的时间，小镇可以改变，他的身形和容貌也可以改变，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改变不了。他还是那样的性格，尽管腰背已经佝偻，但偶尔挺直时，就会有一种坚硬和倔强往外散发。只是精气神不如从前了，多说些话，目光里便露出倦意来。他喝了口酒，把碗放下来，问我，你还画画吗？

我说，偶尔也画几笔，当休闲，太忙了，没什么时间花在上面。他说，忙些什么呢？我说，什么赚钱就忙什么。他说，你倒是实在，这样也好，这年头，活着也就是奔个钱字，不画是对的，别学我。我说，我倒是想学您，像您这样活着，多洒脱。他说，也就剩下洒脱了，你别笑话我。然后又端起碗来，不说话了，只喝酒。跟以前一样，离开画，他便很少言语。我也不想聊画，就陪他喝着。酒确实是好。小镇变化再大，总还有些东西保留下来，比如说烧鸡，还有酒，小镇人自己酿造，纯手工，没有勾兑味道。喝了一会儿，就把寒意驱散了，身上热了起来。我把外套脱下，放在一边。

这是湘中的十月，小镇已进入深秋，雨一场接着一场下，越下越寒冷。从院子里往外看，雪峰山被浓雾圈着，只有几座山峰冒出来，积着雪。雪光反照下来，让小镇上的夜晚也显得明亮。他只穿了件单衣，不时被风吹着，抖出一种空荡和瘦弱。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即使病着，抗寒能力也仍然很好，也许跟早年习武有关。我想找件衣服出来，给他披上。他说，不用，多少年都是这样，单衣单裤的，习惯了，你想睡觉了吗？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我说，还早，在深圳，十二点以后才算到晚上。他说，这里也是，年轻人越来越没起居规律了，深更半夜，还在闹腾，这年头，日子是越过越好，吃穿不愁，人却反倒没以前踏实。我说，是这么回事。他说，你是不是无聊？我说，还好。他放下酒碗，说，要是真无聊了，就给我画张像吧。我有些诧异。我说，画像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就是考考你。我想了想，那年从小镇上离开时，走得过于仓促，作为师父，他确实欠我一场考试。我说，好，我试试，您要不要换身衣服？他说，不必了，你画头像就行。说着他起身离开，进了书房。过了一会儿，拿了套画具出来，很熟悉，很快我就辨认出来，是我当年用过的那套，他竟一直保存着。我有些意外。我说，这东西您还收着啊。他说，一直收着的，这不，又用上了？

我把画板架好，夹上画纸，坐下来，开始画。这些年，我很少动笔，笔到了手里，有点生疏。他把凳子挪到我对面，坐下来，说，别紧张，随意画。他这么一说，当年学画的记忆扑面而来，我瞬间找到了支撑，手上有了定力，稳住了。这时的老宋，似乎也不一样了，眼睛里有了光彩。我恍惚间觉得，坐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头，而是那个精力充沛，痴迷于作画的乡村画师。

画了几笔，我便找到手感。毕竟是熟悉的人，落笔时成竹在胸。按照比例，我迅速勾勒出他的面部轮廓。到了细节描绘时，他不时离开凳子，凑过来看上两眼，然后指点几句。我说，当年您要这么用心，我就不是现在这水平了吧。他说，这话你说反了，当年我教你，恰恰用的是心，你是个好苗子，可惜时间不允许，没来得及栽培，你就走了。现在我再想教你，也教不动了，人一老，万事皆衰，心力早就没有了，也就只能用嘴巴说说。我说，您别这么讲，姜子牙八十岁才出山，跟他比，您就是个小伙子。他说，别扯卵谈了，认真点画，看你的运笔，还没完全丢掉。

我不再说话，认真画了起来。约莫半个时辰，画好了。毕竟在他身边待了两年，有过强化训练。美院的那几年，虽说把画画的兴趣丢了，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也丢不掉的，他教我的那些技法，早已形成肌肉记忆，刻在手上了。实话说，单从基本功来论，我还是比较扎实的。画出来的老宋，与真人基本上达到了一致，每一寸肌肤，每一条皱纹，都很精准。可是看来看去，却总觉得不对，具体是哪里不对，又说不出来。我也不想细究，就在明暗交界处，稍稍修改了一下，随意补几笔，交了差。

他看了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说了一句，我收下了。就把画像取下来，小心翼翼地抚平，镶进一个画框里。我注意到他的动作有些失调，画框拿在手里，抖个不停。他加了把劲，想稳住，却无能为力，反倒抖得更厉害了。他确实是老了。他叹了口气，说，我有点困了，先去睡，你把桌上收拾一下，要是不想动，就放在那里，我明天来收。我说，我来收，您只管去睡。

他进了房间，把门关上，五分钟不到，便有轻微的鼾声响起来。这让我不得不佩服，身患绝症，竟还能睡得安稳。他压根就不在乎生死。我把碗筷收好，洗干净了，放进碗柜里，桌子也擦了一遍。再看门外，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看上去明天将是晴朗的一天，天上有疏朗的星子，围着一轮明月。入夜之后，小镇开始喧嚣。不时有摩托车鸣着喇叭，从门前驰过。河对岸的那条街更是热闹，KTV里的音乐、夜宵摊上的嚷嚷声、行酒令，杂乱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小镇上的夜生活。跟十几年前相比，小镇多了些欢快，也多了几分躁动。我怀念以前的宁静，但是我也明白，如今的小镇，虽然有点混乱，却更接近现实，也连接着未来。

12

两个月之后，我才明白，老宋让我给他画像，并不是考试，而是临终之前，他对我的告别，以及所托。他跟我说过，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为别人画了一辈子像，到头来，却画不了自己。问原因。他想了许久，才跟我解释，说人有自恋心理，画自己时，不可能做到客观，即便把皮相画出来了，骨相也是画不出来的。这也是画人物的关键，每一笔，每一画，都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否则再如何形似，画出来的也只是具空洞的皮囊。这道理我是懂的，只是技艺疏浅，无法达到他的要求。那天晚上，我画完之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原因就在于此，我仅仅画出了他的外表。

他离世那天，我有种奇怪的预感。一早起来，便莫名忐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果不其然，稍晚一点，父亲打来电话，语气很沉重，他告诉我，老宋走了。只说了这一句话，父亲就把电话挂了。他心里的哀伤，隔着千里之遥，我也能感觉出来。我既不惊讶，也没有太多悲伤，因为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次去小镇时，我就看出来了，他的手再也握不住画笔，这意味着，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离他而去。以我对他的了解，离开了画，即使年岁活得再长，对他来说也只是苟延残喘。他是个骄傲的人，允许自己过得潦倒，但不允许没有念想，空洞地活着。

放下电话，我即刻出发，赶上午的高铁，四个小时之后抵达小城。到了家里，父亲不在，他已经到小镇上去了。我赶紧出门，打辆出租车，直奔小镇。恰逢赶集，小镇乱成一锅粥。满眼是攒动的人头，像群工蜂似的，忙碌不止。时代不一样了，如今的小镇，再也没有人像十几年前一样，坐在街边闲聊了。出租车一进来，就被死死塞住。我下了车，步行前往。刚进老街，就听到一阵哀乐，穿过嘈杂和混乱，从老宋家的方向传来，瞬间就将我推入一种悲凉的情境里。我想起在他身边学画的日子，当昔日的温馨从记忆里穿越而来，和此刻的永别交织在一起时，我心里的哀伤已不可遏止。

葬礼早就开始了，灵堂搭在院子里。靠墙的一边，用砖头垫高出来，架上一层木板，再铺上地毯，就是他接受悼念的场地，两排白色的花圈摆在两边，遗像是我画的，斜立在正中间的一张桌子上。台下坐着一支鼓乐队，男男女女十几号人，都穿着油渍斑斑的白色礼装。大部分时间，他们闲散地坐着，男的抽烟，或者打盹，女的聊天，剥瓜子，有人进来了，才像大梦初睡醒似的，懒洋洋地操起手里的乐器，吹吹打打闹上一阵子，然后又复归闲散状态。父亲应该是遵老宋所嘱，才将丧事操办得如此简单。他生前孤僻，死后也不喜欢热闹。

如他所愿，场面确实冷清，追悼的人寥寥无几，偶尔进来一个，也只是放挂鞭炮，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守灵的人也少，我数了数，除去鼓乐队，加上我和父亲，一共只有七个。另外五人都是男的，年龄跟父亲相仿，从言谈判断，也是老宋的学生。他的亲戚朋友一个没来。事实上，我在小镇上的那两年里，从未见过有什么亲戚跟他往来。在我们这个县，宋是大姓，亲戚肯定是有的，只是当年的牢狱之灾，割裂了亲情和血缘，让他成了孤家寡人。因此，父亲既是学生，又充当孝子，穿着一身素色孝装，跪在灵前，怀里抱着骨灰坛，接受众人的安抚和哀悼。记忆中，这是父亲与老宋走得最近的一次，但两人之间的那层芥蒂，似乎仍然没能消解。画框里的老宋，表情冷漠，眼神警惕，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仿佛时刻都在担心那场运动卷土重来，对他的人生和命运再次无情地进行篡改。而父亲脸上，也仍保持着以往的敬畏之色，就好像怀里抱着的不是骨灰坛，而是生前的老宋。

父亲毕竟为官多年，大半辈子都在参加会议，或者主持会议，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还是值得赞扬的。即便是一场葬礼，在他的主持下，也条理清晰，井然有序。每当鼓乐停下来，父亲便叫出一个名字，立马就有位学生过来，跪在灵前，对着遗像进行哀悼，吐露一些多年以来难以启齿，此刻才有勇气说出来的心里话。我断断续续听着，过了一阵子，便大致明白了，参加葬礼的这几位学生，当年都参与了对老宋的批斗，有的下手还挺狠。听着听着，我便觉得这座院子有了一种教堂般的沉重和肃穆，而这场葬礼，似乎也成了一次集体的忏悔。

傍晚时分，赶集结束了，小镇终于不再拥挤，但喧闹还在继续。这是小镇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然结果，噪声永无休止，小镇就像个无所不容的器皿，越来浑浊，并已经失去了自净能力。再晚一点，天黑下来，葬礼也结束了。鼓乐队先行离去。老宋的那几位学生帮着清理完场地，坐下来，抽了轮烟，也走了。院子里顿时变得空荡起来，只剩下我和父亲。父亲留下是为了给老宋守夜。这是小镇上的习俗，一般来说，亡者在晚上是不能出门的，天太黑了，看不清方向，万一走错地方，到了那边，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明天一早，父亲会把路线走一遍，给他指认明白了，再将骨灰葬到小镇上的公墓里去，他的一生也就画上了句号。

歇了一会儿，父亲找了块红布出来，将骨灰坛包好，再将遗像挂在墙上，左右移动几下，挂端正了，又拿了块毛巾，把玻璃和画框擦拭出一种明亮的光泽来，让他的老师如生前一般，保持着朴素和洁净。我突然发现，一幅遗像的作用，除了保存死者遗容，还可以让一个人的死亡显得庄重，也更加具有仪式感。这也是乡村画师的价值所在，尽管失去传承，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一职业的神圣。擦完画像，父亲把毛巾洗了洗，擦了把脸。他问我，你不走吗？我说，今晚不走了，我陪陪他。父亲点点头，说，不走最好，顺便也陪陪我，现在一年到头都见不着人，会赚钱是好事，但这世上还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父亲唠叨了好一阵子，我耐心听着，没有插嘴。我知道父亲对我的不满来自哪里。在深圳待的时间长了，我已成为一个彻底的商人，重利益而轻离别，说好听点，是活得理性，说不好听，就是冷血。

我摸出烟来，拿了一根，递给父亲。他摆摆手，说，我不抽，你也最好戒掉，抽多了伤身体。我把烟叼到嘴里，点上火。他又说，别往肺里吸。我说，我晓得了。每次见我抽烟，父亲都会提醒几句，就像某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尽管没什么效果，但他乐此不疲。年轻时，我觉得烦，年纪大了，也就习惯了，有时甚至还很享受这样的唠叨。父母的爱，很大一部分就是由琐碎和唠叨构成。

我抽了两口，把烟掐掉了。小镇已进入冬季，下过雪了，但没有堆积起来，我记忆中大雪封门的场景，恐怕是再也看不到了。跟小城一样，小镇上的冬季也失去了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但还是很冷，旁边就是雪峰山，常年霜冻，稍起点风，就会把寒意送到小镇上来。父亲找来一个电暖炉，摁下开关，坐了下来。他说，你也坐。我说，我不坐，站着舒服点。我确实不想坐，在深圳生活，不是在车上坐着，就是在办公室里坐着，偶尔站一站，反倒是种休闲。

父亲看了看我，把手伸在烤炉前，烤了一会儿，等手和身体都暖和过来，便把目光转向了墙上的遗像。他问我，你画的？我说，是，画得不好。父亲说，这些年没摸过笔了吧。我说，偶尔也摸摸，但是很少，太忙了，没时间。父亲说，也不是不好，只是画得不对。我说，这话怎么讲？父亲走过去，把画像取了下来，举到跟前，仔细看了看，说，具体什么地方不对，我一时半刻也讲不清楚，总之，粗一看哪里都像，往细里看，又哪里都不像。父亲毕竟是老宋的学生，三言两语，就说到了点子上。我说，我也知道有问题，但就是画不好。

父亲说，你坐下来，我跟你讲件事。我说，什么事？父亲嘴唇动了动，话到嘴边，又停住了。有烟吗？他问我。他还是那样的习惯，情绪低落，或内心惶乱，就想抽烟。我搬过一条凳子，坐下来，给他根烟。他向我要了打火机，把烟点上，抽一口，待烟在嘴里打个转，立马吐掉。他抽烟只是装样子，从不往肺里吸，奇怪的是，照样能起到他想要的效果，就好像尼古丁对他来说，不是生理需求，而是心理安慰。抽了几口，父亲已镇定下来，把烟摆在一边，没有再抽。他说，当年的批斗，我也有份。我问他，你也动手打他了？他说，那倒没有，但是比动手还要可耻。我说，这话怎么讲？他说，我是告密者，他家里藏有裸画的事，是我举报的。

说实话，很突然，但我并不惊讶。早些年，从他与老宋的那种尴尬里，我就隐隐猜出，他和老宋之间，有难以化解的矛盾，他此刻的坦白，只不过是对我猜测的验证。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都过去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父亲说，你不必安慰我，有的错误，一旦犯下，就得一辈子背在身上。说着说着，他眼眶湿了。他赶紧转过脸去，避开我的目光。有颗眼泪掉下了来，滴在画像上，闪出一片晶莹的光亮。再看时，画框里的老宋，眼睛变得温润了，就仿佛是父亲的坦白，使他受了感动。

我顿时醒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我走进书房，找了找，那套画具还在，我拿了几支铅笔出来，从父亲手里要过画像，卸掉画框，在眉眼之间，改了几笔。父亲一看，顿时激动起来，说我这么一改，就对味了，让他想起当年的老师，才华横溢，又那么阳光、温暖。这才是真实的老宋。我把画像镶回画框里，挂到墙上，看了看，确实如父亲所言，画框里的老宋，微笑着，一脸的宽容，目光里全是暖意，就像是在告诉我们，他早就看淡了一切，也原谅了一切。

卫鸦，原名肖永良，湖南娄底人，现居深圳，在《人民文学》《花城》《中国作家》等刊发表小说百余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转载。曾获获第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文学奖、第六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空中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