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有土性（外二篇）

文/游宇明

土有土性

我家后面是一座黄土山，走集体的时候，常年种植玉米、高粱、红薯，效益很低，同样的面积产量不到其他土地一半。大包干时，村里将其中的三四块地分给了父亲，父亲改种花生、大豆，没想到花生、大豆的颗粒格外饱满，味道也特别甜润。

后来，父亲告诉我，一块土有一块土的性子，后山的这些地是沙质土壤，土块拿在手中一捏就碎，它们质地疏松，通透性好，但保肥、保水能力差，得种一些耐旱、对肥力要求不高的植物。

大门正对的地方则为石山。我们那儿的石山与别处的有些不同，它不是由一块或几块巨石构成，而是满山遍布或大或小的石头，石头与石头之间星罗棋布着一块块旱土，旱土小的十来平方米，大的会有两三亩。石山的地层深处往往是岩石，保水功能强。土地闲下来的时候会长出大片野草，石头缝隙间挺立着一棵棵杂树，野草和杂树的叶子最后都会被风搬运到地里，腐烂之后就成了很好的农家肥。父亲知道红薯、小麦、高粱等庄稼对水分、肥力要求高，就将它们栽种在这些旱土里。父亲是小心翼翼侍候那些庄稼的，庄稼扦插或播种前，父亲首先会在土里铺一次由猪粪构成的底肥，再在上面覆以薄土，以加强肥力；在庄稼的行间还可走人时，该扯草的时候他会去扯草，该治虫的时候他会去治虫，生怕有点什么忽疏将原本丰收的年景丢了。秋天自然不会辜负懂得土地的人。父亲在老家那些年，无论天气旱到什么程度，我们家里都没有缺过粮食。

十竹坪是离家最远的地方，少说也有四五公里，属于半石半土的山，海拔较高，向阳，土壤略带酸性，我家在那里分了一块面积大约一亩的旱土。生产队管事的时候，那里跟其他地方种的东西差不多，基本都是粮食作物，平时尚好，一到秋收季节，担红薯、扛小麦简直累死人。生产队立了规矩，秋收季节，去十竹坪出工的，一个人每天添2个工分，那时，生产队的男劳力干一天只10个工分，女劳力是6个工分，这2个工分也颇有吸引力。父亲从队里接手十竹坪的地，立即将其改种了玉竹。玉竹，我老家叫伟参，为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横走，肉质黄白色。玉竹的叶片短的五六厘米，长的十多厘米，锐利得有点像墨兰的叶片，但比墨兰叶起码宽一倍，叶片上有七八条叶脉，漂亮极了。父亲种玉竹原因有两个：一是玉竹每隔三年才采收一次，可以省力气，父亲自己很勤劳，却舍不得让我们吃苦；二是玉竹最喜欢十竹坪这类土壤，比起种别的庄稼，效益会高很多，也是顺应土地的性子。

我家还有一块旱土在腰田排的顶上，那里的土质也较肥沃，按理可种植庄稼，但山顶风沙大，无论栽种什么农作物，产量都低，加上山坡陡峻，庄稼熟了想收回来也不容易，父亲便在上面栽了些松杉。这些树木成材期很长，父亲栽种时已经70多岁了，女儿都已出嫁，唯一的儿子成了公职人员，但他不管，说：后代能用上就行，何需计较谁栽树谁受益；再说栽上树，土地没浪费，又不需要谁去看管，更是好事。也许是父亲的无私感动了上天吧，他搬到城里后，我去老家看过一次腰田排山顶的松杉，发现它们都活得很好，有的已有饭碗粗、两人高了。

父亲老了，已随我在城里生活多年，他对农业种植有许多心得，也跟我聊过许多次，我全都忘记了，唯一记住的就是那句话：一块土有一块土的性子。

拜“亲娘”

现在想来，年轻时的父母其实很迷信。

我两三岁的时候，父亲二十六七岁，有一次，他看了个八字，说是克子。父母慌了，立即向八字先生请教破解之法。也莫怪他们，老家人传宗接代的观念很强，一对夫妻没有儿子，即使有一屋的女儿，也会被人瞧不起。一个人克子，意味着哪怕生再多的儿子，也会夭折。八字先生喝了一口母亲泡的浓茶，捋了捋花白的胡须，慢悠悠地说：“这事不难，请个和尚作法吧！”第二天一早，母亲真的到庙里去请了和尚。和尚在我家拿着钱纸、线香手舞足蹈一番，收了十多块钱礼金（在上世纪60年代，这可是笔巨款），交给母亲一块大铜牌，让我整天挂在脖子上。那块铜牌穿着红丝线，像一个葫芦的剖面，正面刻着“长命富贵”，背面印着“阿弥陀佛”，有六七厘米长、三四厘米宽。我很不喜欢它，一是铜牌本身有些重量，挂在细嫩的脖子上不舒适；最主要的是村里其他小伙伴都没有，挂了这个，常常受到别人嘲笑。许多次，我出门玩耍之前，故意摘下铜牌丢到抽屉里，但只要回家，母亲马上就会发现，像是有谁告发似的，接着她会勒令我再次挂上。直到有次，我与小伙伴玩耍将它弄丢了，才免了每日挂带的任务。尽管回去遭受了母亲一顿臭骂，但我内心是欢悦的，甚至恶作剧地想，为什么以前不晓得故意将它扔了呢？

向和尚请了铜牌还不算，某天，母亲又听从村里老人的建议，叫我拜了个“亲娘”。“亲娘”，老家有时也叫“寄娘”，就是将儿子名义上寄养到别人家，但实际上不与她家的人共同生活，有点类似于城里的“干娘”。城里拜干娘，多是口头之约，有时甚至是玩笑之词，极少举行仪式。乡人则将拜“亲娘”很当回事。我的老家有两种拜“亲娘”的方法，一是拜物，一是拜人。拜物是拜石头或桥梁。此事相对简单，想要举行仪式时，给相中的石头或桥梁贴一张四指宽、手掌长的红纸，放一挂鞭炮，对着它作几个揖即可，日子也不必太讲究。逢年过节，“亲崽”给它们行礼也是这个规矩，这一般是不想花钱的人干的。拜人做“亲娘”，规矩则严得多。举行仪式前，先要选个黄道吉日和好时辰。时间一到，做“亲崽”的一定会搬一张高高的椅子放在堂屋靠里墙的位置，请“亲娘”端坐其上，待家人鸣炮，再跪下来向“亲娘”叩三个响头，并递上一杯热热的茶。仪式完毕，家里必须请“亲娘”吃饭，并邀亲朋作陪。“亲娘”回家，一定要打发丰厚的礼物。我的“亲娘”是隔壁自然村一个60来岁的老妇人，跟我奶奶年纪差不多。由于生养了五六个儿子，个个长大成人，父母特别希望她收下我做“亲儿子”。感动于父母的诚意，“亲娘”高高兴兴答应了。从此，我家多了一门亲戚。每到春节，给奶奶、外公外婆拜了年，第一件事就是去“亲娘”家。“亲娘”跟我母亲虽然年龄悬殊，关系却很好，经常有事没事来我家玩，每次来，都要在我家吃了中饭、坐上两三个小时再走。

挂铜牌、拜“亲娘”，在如今的我看来，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一个人是否长命，得看他的身体素质；能否富贵，取决于个人努力，与和尚给的牌子和“亲娘”名义上的收养有何关联？再说，做这些事还得消耗一定的物质与金钱，那个时代吃饭、穿衣都要想烂脑壳，如此花钱也明显不智。不过，换个角度，我又非常理解自己的父母。父母都只读了一两年书，长期生活在偏僻的山村，识见极其有限，不懂得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之类的道理，历来对所谓命运有一种出自内心的畏惧，何况，这命运还牵涉到他们视若性命的唯一儿子，面对“冥冥”中的灾祸，他们怎么可能不紧张、纠结，又怎么可能不以自己的方式化解呢？

世间的事总有合算、不合算之分，唯有父母的爱不会计算成本。

阳光的声音

阳光洒在翠绿的杜英树上，我听到了一种“滋滋”的类似于玫瑰开苞的声音，眺望远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办公楼、学生宿舍都笼罩在一层金色的帷幕中，像是铺满了桂花一般。阳光从树的枝叶间漏下来，泼下一地不规则的几何图，有三角形，有长方形，有圆形，有不知什么形，声音也变得小鸟般清脆，不尖起耳朵听，你绝对感觉不出来。

在冬日里享受阳光，于人或许很平常，于我却是一件奢侈的事。许多年来，我养成了上午写稿的习惯。只要不上课、不出差，我一定呆在电脑前。先是皱着眉头构思，有个大致的结构了，再在键盘上边想边写。写完了，就修改一下。然后看新闻、听音乐、读书阅报，一不留神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吃完午饭，得睡一个小时左右的午觉。午觉养神，对这个我还是非常重视的。起床后就跑进书房，开始一天的阅读功课。我规定每天的阅读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我一年的写作量大约是四十万字。要写出这么多字，光靠上班和偶尔的远游积累的生活远远不够，还得放眼五颜六色的图书，将经验资源、学养资源融为一体。晚饭后散步，我看到的是月亮而非太阳了。今天，收发室打电话给我，说有好多张稿费和几封挂号信，希望我及时拿一下。写完稿子匆匆出门，于是跟这些可爱的阳光撞了个满怀。

生命中有两段时光特别渴望听到阳光的声音。

二十多年前，父母还住在老家，我回家过春节。大年初六走亲戚时，积雪盈尺，一脚踩下去，两旁的雪立即将雨靴的鞋面盖得严严实实，每走一步，雪就发出哔啵的声音。我三四岁的女儿大声叫“冷”，有时会调皮地将冻得冰一样的小手伸进我的肚子上，我装着生气要打人，她就逃到一边，然后看着我哈哈笑。不过，不一会儿，她就走累了，非得大人背，我从小做的事很少，背得我气喘吁吁的。那时我多么希望听见阳光温柔的声音，看着它一点点融化路上的积雪，好让我轻松一点。可是山区冬天的阳光没有那么容易来，一下雪，七八日不开天，是常有的事。

两年前，长大了的女儿历经津门求学、韩国远游之后，终于在京杭大运河旁停下了脚步。女儿既已收心，我便想给她在驻足之地买套房子。安居乐业，安居是排在前面的。浙江夏天雨多，我七月二十日去嘉兴，三十日回来，除了去和回来的两日，天天都是倾盆大雨。我穿着一双崭新的皮鞋去找房产中介，连踩了几次水，鞋面泡得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松松垮垮。回到女儿的住处只好穿凉鞋，用电吹风将鞋子吹干。经了热风一吹，鞋子里面的汗臭味立即弥满整个房子。女儿住的周转房是筒子楼，气味不容易散出去，遭罪得很。那段日子，我同样是早晨起来就伫立窗前等待阳光的足音，活像深闺中人守望远方的征人一样。

人有个习惯，越是需要花钱的，越是珍视，而生活的逻辑似乎恰恰相反，越是不需要花钱的，越是宝贵。氧气、水、阳光都是大自然给予的，无须花多少钱，但缺了它们，谁又能顺利生存下去呢？

阳光的声音，其实就是和谐的大自然的声音。

游宇明，196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读者》《特别关注》等刊签约作家，娄底市作协副主席。在《人民日报》《青年文学》《散文》等报刊发作品700多万字，被知名文摘报刊大量转载，入选多种大中学文学教材，2000年起每年进入全国性权威文学年选。入选《名家名篇精短散文》《读者人文读本》《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中国杂文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