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

文/杨献平

他站在板凳上，两眼细小，嘴唇略厚，微微歪着脑袋，一脸的不高兴或者懵懂和无所谓。背后是邻居的老房子，尤其是那古老的侧开门，有着古远岁月意味的方格窗棂。整个背景，都是黑白的。两个孩子，一个稍大一点，一个小；一个稍长脸形，一个方脸。在他人眼里，肯定不相信这两个孩子是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

那是一个冬天正午，日光极好，我们的旁边，还有一棵落尽叶子的梧桐树，粗大而虚浮的树干上，结满了我和其他小孩子小时候的顽劣，我们经常会用铅笔刀在树木身上痛下杀手，树们以快速流泪的方式，用最柔软的方式回应我们的暴行。一个背着照相机的人来到村里，母亲便给我们兄弟两个照了个相。

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弟弟幼年时候唯一的一张合影。现在再看，先温暖，再沧桑，紧接着是悲伤。当年的那座房子以及它的方格窗棂都还在，梧桐树虽然锯掉了，但再生的新的梧桐树也仿佛当年一样粗了。而我和弟弟，却先后进入了中年。树木被锯掉会再生，品种不变，姿态和模样也像极了早就化成灰烬，或者放置在某个角落的家具的一部分。人虽然也可以再生人，如我和弟弟，但终究抵不过物在时间中的久长和坚韧。

多少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那座老房子还是原来的那副物我两忘的古旧模样，只是墙缝里的灰垢更多了，方格窗棂也坏掉了几处，一年又一年的新春对联贴了一层又一层，红纸早就在风雨中变成了白纸。邻居的老婆，我叫她大娘，前些年也去世了，大爷还在，九十多岁的样子，没什么大病，就是神志有些不怎么清楚，聊天时候，总是把他少年时候的诸般情境照搬到当下，如总是问我回来路上转了几道车；只有一个孩子吧，多了也不让生等等之类的，完全疏离了时代。每次回去，我都要去看望他几次。他是一个懂得阴阳五行和八字术数的人。在乡村，这样的人很多，但学得精透的却极少。这位大爷大致是最好的“先生”之一了。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大致是1982年或1983年。那时候的中国，到处都涌动和澎湃着某种热望，尤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观察，尽管其中也多拿来主义，但中国的艺术家们似乎也进行了有力的“改造”和“重建”。我一直以为，1980年代艺术家们的“眼界”可能也是比较高的（今天的同行们在很多方面难以与之相提并论，尤其是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再者，他们的内心和思想里也“蓬勃”着伟大的理想，尤其是对家国民族命运的关切，其中不乏激烈的冲动与投身。可对于我和弟弟这样的身处偏僻乡村，且又年纪幼小的“无知”少年来说，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广阔与新鲜，变化非凡，也都与我们“无缘对面不相逢”。就像我在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贫穷是乡村的宿命。我们只能做低空飞行的空心之梦。”尽管，那个年代，身边也有人忽然间发财了，或者考上师范学校或大学了。但这样的人和事毕竟凤毛麟角。

那一年，我大致在上小学四年级，弟弟还没入学。

此前的春日温煦，洋槐花开得满山洁白，村人都去山上捋叶子，并采摘杨槐花。这洋槐树，也叫刺槐，好像是从北美引进来的，尤其适应在平原和低丘山岭等地生长，其药用价值也很高，如润肺、止血、润肠、抗菌、凉血等等。我们村子周边，全是洋槐树。据父母亲说，他们小的时候，很多人采摘洋槐花，洗干净之后，掺上玉米面，并香油和盐，然后放在箅子上，用清水一蒸，就是很好吃的食物了。

那一年春天，母亲捋了很多洋槐花回来，除了吃的，就在院子里摊开晾晒，等干了再装起来，冬天时候喂猪。那一次，母亲让我好好带弟弟。弟弟懵懂，在晾晒的洋槐花边上玩。此时，一辈子与甜蜜缔结了生死密约的蜜蜂，也不知道从哪里嗡嗡而来，带着花朵挖掘机，其中还有不少的月黄蜂和大黑蜂，从很远的地方被洋槐花的蜜香味道诱骗进了芳香的圈套。弟弟忽然大哭起来，用手捂着嘴巴。原来，他挡住了蜜蜂吮吸花蜜的通道，或者对蜜蜂的寻蜜行为有所妨碍，其中一只毫不客气地蜇了他一下。弟弟的小嘴唇迅速肿了起来，哭得是风卷残云。我没办法。又怕母亲打我，我就一个劲儿地吓唬弟弟说，别哭！再哭，蜜蜂还要蜇你！弟弟哪里知道，也绝对不会因为我的呵斥而忍疼不哭。果然，在地里干活的母亲带着一身热汗跑到院子里，先看了弟弟被蜇得肿起来的嘴唇，又骂我说，让你好好看弟弟，你就知道自己玩。看，弟弟的嘴唇被蜇得肿起来了，比发面饼还厚。

在我们南太行乡村，“看”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普通意义的视觉和观感，另一个则是看护、看望、看管的意思。母亲的说法也有些夸张，发面饼子的边刃厚度一般有一厘米左右，人的嘴唇再厚，黑种人可能会与之相比，黄种人则绝无仅有。好在蜜蜂的毒性要比野黄蜂之类的小很多，几个小时后，就不会再疼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蜜蜂蜇了人之后它自己会死去，也更不知道蜜蜂与整个人类的关系。这里面，有一种不自觉的残酷和自私，即人以为自己受伤了，觉得疼痛，而蜜蜂自己，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万物都是残忍的。好在多年之后，我对蜜蜂有了说不清楚的好感，母亲还养过几年的蜜蜂，面对嗡嗡来去的成群蜂拥的有毒昆虫，我开始不敢接近蜂箱，后来则觉得蜜蜂很亲切，也帮着母亲打过蜜、割过蜂胶。后来我们家的蜜蜂，被交恶的邻居一下子引（偷）走了，具体方法是，夜里，偷偷到我家蜂箱前，在蜜蜂进出口涂上浓糖，然后再在几十米外的一个地方如法炮制，蜜蜂循着同样的甜味或者蜜香，就会成群飞去，那人将几只空的蜂箱打开，再涂上浓糖，蜜蜂便会蜂拥进入。

似乎是这一次后，我和弟弟幼年，除了两个人老是互相抓挠着玩，不是他哭就是我恼之外，很多都不记得了。唯一一次，大致是我十五岁那年，还是春天，大姨家的二表哥忽然上吊自杀了。那时候，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邻村陪极度悲伤，以至于大小便失禁的大姨妈。有天晚上，宛若唐宋的月光明亮得令人可以看到埋在地下的黄金与灵魂。弟弟年龄小，大抵也是心无挂碍的缘故，一躺下就睡着了。

月光透过窗玻璃，大面积地落在炕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回想着二表哥升迁对我的好：每次去大姨家，二表哥咧着一张大嘴呵呵笑，张开双臂，让我奔跑着跳到他怀里。四表哥惹我哭了，二表哥会训斥他。二表哥却一下子没了，我开始不相信，却又不得不在事实面前痛哭出声。我正在想着，却看到我家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模样和神情像极了二表哥。二表哥生前也常来我们家，帮忙干活或者来看望我父母。我母亲兄妹五人的关系之好，亲情的联结之紧密，自我记事起，从没断过。

我很害怕，那个年代里的乡村孩子们，大抵都在诸多的怪力乱神的各种荒诞的传说中长大的，那些带有某种主观臆想色彩的鬼神故事，也是乡村孩子们文学滋养与想象力的启蒙教材。

“难道是二表哥的鬼魂？”我越想越害怕，以至于觉得全身犹如凉水浇过，尔后又迅速结冰了一样，冷得全身哆嗦，牙齿打颤。而弟弟却依旧睡得香甜，整个人都好像在虚空中或者某一团祥云里面一样，浑身的自在和安静。我想弟弟醒来给我壮壮胆也好。可我连续叫了他几声，又用手推他肩膀。弟弟哼哼了几声，翻了个身，又朝另外一边睡去了。我更害怕，只好自己挪过去，挨着他睡。

好在这一夜平安度过。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弟弟到大姨家，本来想给母亲说。可母亲忙着照顾几天水米不进极度悲伤的大姨。我只好啥也不说。再一天晚上，父亲从外地回来了。我们爷儿三个躺在土炕上，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睡之前，我给父亲讲了昨晚的情境。父亲说，也有可能，你大姨一家人对咱家挺好的。你二表哥想不开走了，再来咱家里看看，也是应当的。我嗯嗯点头。这时候，弟弟也说，二表哥那么好的人，怎么就上吊死了呢？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人生哪有好过的日子？可人还必须活下去，自杀是最没有出息的。我点点头，弟弟睁着懵懂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我们的父亲。

这一次之后，我好像就到外地读书了，弟弟也读了小学。但他学习成绩不太好，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几年前，我参军西北，津贴少，还要靠家里接济。为此，我两个舅舅和一个大姨、一个小姨都不怎么喜欢我，说我花钱太厉害，不体谅父母的辛苦。而这个时候，我也到了婚配的年龄。1990年初期的南太行乡村，忽然之间，人们又开始恢复了男女极小年龄即婚配的老风俗。我的同龄人当中，有几个十七岁结婚了，最迟的也不过二十二三岁。我尽管从军了，但还是义务兵。乡人别的不懂，但都知道义务兵就是拿津贴的战士，服役期满，还要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无论哪个朝代或者年代，普通民众的要求永远是趋向功利和实用价值的。物质的广泛性以及对人的生活的诸多限制、提升，使得人们必须依赖，而且高强度地需求，进而对之保持了不竭的热情。

当兵第二年回家，我给母亲要钱。是的，我们家一直是母亲做主。父亲就是干活、打工、种地、挣钱，身上的钱从没有超过一百块的时候。每次从外地打工回来，双脚刚落在屋地上，一只手就把钱掏出来，递给母亲。

母亲给了我两百多块钱，我嫌少。忽然之间，个子长到1.79米的弟弟此时已经辍学出去打工。他的脑袋要比我灵光得多，每次出去也都能挣些钱回来。弟弟看出来了，走到我身边，手里捏着几百块钱，撞了一下我手背，示意我收下。那一刻，我觉得羞惭和幸运。一个在外乡的人，一切吃穿用度基本不用自己花钱，而弟弟，却还是十六岁的小伙子，他已经能够自己挣钱，而且也知道悄悄地给我钱花了。

母亲说，弟弟一个人偷着跑去过河南少林寺，想报名练拳。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家人少，爹娘经常被村人欺负。尤其是母亲，心不坏，就是太耿直，也不怎么会说话，直来直去的。直到现在，乡村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大的而且比较原始的“名利场”与“生死场”。人们所要求的利益和资源有时候只是一株玉米，一把镰刀，甚至几寸田地、几十甚至几块钱的得失与归属，但因此导致的各种明争暗斗、攻讦乃至肢体暴力语言、背后的中伤、坑害等等，其力度和广度一点也不亚于生意场和官场。看起来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简单小事，可能背后涉及和导致的结果是生死。

但母亲阻止了弟弟，她的理由很简单，即使你学了拳，打伤了别人，还得赔钱，再严重一点，得吃官司，被抓去坐牢。母亲的这番理由大致是“侠以武犯禁”之思想在乡村的反映和体现。同时，她也极其鼓励和期望我和弟弟能够好好读书，遵循和实践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儒教思想。可惜，我和弟弟都没有如她所愿。我后来爱好写点东西，大致也是得益于母亲的敦促。但母亲是反对我写什么文章的。她说：“写这个有啥用？有空了，还不如歇歇，上班那么累。”再后来，我的小文里涉及了老家的一些人事儿。乡亲们就拿着我的书或者报纸，到我家找我娘和弟弟理论。母亲大字不识一个，热爱文化知识，却又对它们一无所知。弟弟虽然识字，但对书从来没有一点兴趣，家里有书，不管啥书，只要遇到阴雨天气，都撕了引火用了。母亲倒和他相反，凡是书，都要留起来，哪怕是孩子们的作业本。一个农村妇女对文化及其承载物的珍惜和敬畏，我觉得是母亲最好的品质之一。

时间总是叼着人的生死与轮转的世事，高铁一样一往无前。2000年，好像跨世纪，但所谓的纪年不过是一个用来标识的符号而已，与真正的物候和生命的关系，堂皇或者简凡都有着残酷的意味。又是一个春天。南太行乡村虽然偏僻，但节令按时更迭不已。这时候的弟弟，在母亲和大姨、小姨的撺掇下，娶了邻村一个女子为妻。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未婚妻带了我预支的几个月工资，代我回去帮他们操办了婚礼。

天地总有自己的秘密，也或许是近些年来，南太行乡村尽管早就封山育林，山岭沟谷之间草木葳蕤，但乡民为了多些经济收入，政府也倡导，便栽种了诸多的板栗树。栽树之前，要将山坡耙松，有硬石的地方，还要用土炮轰。如此一来，水土遭到破坏，我幼年时候风调雨顺的南太行乡村，多年来一直处在不间断的干旱之中。倘若冬天不下雪，谷雨时候再不下雨，种庄稼就得挑水到地里，才能点种。因此，那些内心里充满生长欲望的种子们不是被泡得发霉烂成了大地的斑点，要不就被燥热的泥土抽干了自身原有的丰润与水分，成了一片腐烂的碎屑。这一年，又是如此。一大早，弟弟和他的新媳妇，还有我母亲，开始种豆子，弟弟一个人从河沟往旱地里挑水点种，走到半路上，突然遭到了邻居爷儿仨的暴力袭击。

那爷儿们三个，是我父亲的堂哥之一及其儿子，我爷爷的亲侄子。导致这件事的原因是，父亲的这位堂哥仗着家人多，要打能打，要骂能骂，文武全才，又加上和村里管事儿的关系不错，硬是抢占了我们家三分地。我母亲多次讨要无果。这一年的农历二月二，父亲和弟弟都出去打工了，我母亲去挑水的时候，与父亲的堂哥狭路相逢。父亲的堂哥打了我母亲。我弟弟回来之后，仗着自己个子高一点，年轻气盛，直接到他们家讨公道。其实就骂了几句。这家人便电话将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叫回来，在我弟弟挑着两桶清水正在吃力地往坡上爬的时候，三个人从林子里窜出来，对我弟弟拳打脚踢。据在上面旱地里看到情况的母亲说，要不是弟弟从山坡上滚下去几米，这家的老大，也是我的堂弟，可能就用扁担把我弟弟打死了。

从此之后，原来头脑灵光，处处比我聪明的弟弟，总是记不住事情。事发之后，也报了案。民警也很痛恨这样的情况，表示会以公正之法、严明手段予以打击和教诫。为这件事，我母亲迈着两腿，从家走到20里外的派出所，再从派出所走回来，如此来回走了十几趟，最终那家人只给了180块钱的医药费。

当时，我在西北部队，怒不可遏地打电话给当地派出所所长，所长语气坚定地说，这事是地方的，你不服可以随便告。这一下我倒是秀才遇到兵了，有理说不清。乡村一级的治安及公共事务的处理，当然是老问题。权力或者公器，在很多时候，是向着世俗和更大的层面低头，甚至为之服务的。当年，我和妻子结婚后，回家时路过派出所，我低着头，一次次地对妻子说，几个月前，我娘就是迈着两只大脚从这里来回走的。她不会骑自行车，也没有专门的班车，更没有私家车。每想起来她倔强的黝黑的脸庞，以及风中如雨的汗水浸泡的白发，我就心疼，也想到了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坐在月明星稀的黄昏，微弱的灯光总是照耀着父母亲苦难的脸庞，以及弟弟年纪轻轻就满脸的皱纹。就此事，我不止一次对弟弟说，君子有仇必报。即使不报，也要记住这是耻辱。我不是鼓励弟弟去暴力，事实上，弟弟每次跟人动手，吃亏的都是他。前些年，家里养鸡，有父母亲帮着，他出去给人开卡车。但总是被人坑，几千上万甚至两万的工钱被雇主以各种理由扣掉，或者赖掉不给，他着急，和人动手，人家直接报案，弄到最后还是他没理。粗略算下来，从2006年到2013年，弟弟至少有六七万块钱被同行坑了或者赖掉。这时候，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一家老小都仰仗着他那点微薄收入过活。其中一次，本乡一个车主不给弟弟钱，且串通他人诬陷弟弟贪污了他的钱，以至于两人在山西一座大桥上动手，那人差点把弟弟从大桥上推下去。

乡间的事情，人心和人性，也都是斑斓的、深邃的。弟弟的遭遇，我听说后，也参与其中，讨要了几次，对方直接说，要打要杀，老子奉陪，要钱没有！当然，这其中也有弟弟的原因，被母亲和亲戚们归结为没心眼和脑子，一个人被人坑骗一次没什么，也可以说是人生历练的代价，但一直被人坑骗，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据我所知，河北沙河乃至邢台一带的卡车司机，大都是相互间认识的，也都是同一村子的人，但正如鲁迅所说：“强者愤怒，挥刀向更弱者。”大致弟弟是其中最弱的，他的身边，一直是一个人，正如我在外乡，无论何时，都是孤单的，在这看起来简单而又无比复杂的人世间，为活着和活得更好一点而辛苦奔波，一刻也不能停下，像古人那样，于山间或河边张望一下落日与孤鹜，嗅一嗅芳香暗处流动的花朵。

2008年8月，弟弟哭着电话说，父亲检查，是胃癌。我懵了。父亲才六十二岁，也就是大致意义上的退休的年龄。农民尽管终生都在“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最终也只是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属于真正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那类人。可对我们一家人来说，父亲就是整个宇宙。听到这个消息，我愣住了，心里还在想，父亲也不应当在这个年龄就罹患绝症的啊，他才六十岁出头，按照现在的医疗料件和生活水平，他怎么着也会活到七十岁以后，但这只是我的潜意识或者说对亲人生命的一厢情愿。

确诊之后，我赶回去，坐在病床边，我抚摸着父母这时候才被洗干净的手掌，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时候，弟弟还养鸡，因为两口子做事都粗心大意，以至于在日常的实际买卖当中，也没少吃亏上当，但他们两口子又极爱面子，做事也很粗糙。母亲细心，存心观察几次，果真有些贩卖饲料和兽药的人故意坑害弟弟和弟媳，其中一个是弟弟的挑担，即弟媳的妹夫。母亲便说给了他们，弟弟两口子却不当回事，认为人人都没坏心歹意，就跟母亲争吵，弟弟话少，性格耿直，2000年春天被打之后变得更加木讷。

在乡间，一般的亲戚之间，尤其是类似挑担的这样的关系往往最不牢靠，相互欺骗和不信任的多。父亲重病在家休养，而母亲和弟弟、弟媳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的争吵也不断。好在父亲表面看起来木讷、寡言少语，一辈子不参与任何事情，哪怕妻儿被人欺辱，他也不会上前一步，反而责怪母亲没事找事，所有的屈辱都是自找的。我以前很不同意父亲的这一说法，也有些看轻他。

但在伺候父亲的时候，我才真正发现，父亲才是真正得道和通透世事的智慧之人，如对弟弟2000年被打的事情，他说：“明知打不过骂不过，不如躲起来。世上的啥事儿都一样，既然不是人家的对手，就消停着，等机会来了，再反击也不迟。”针对母亲总是说话多，又说不到点子上，父亲说：“啥事儿都坏在一张嘴上，少说，不说是最好的，说多了，漏洞就多，弄得全家没安生日子过。”诸如此类，我听了之后，蓦然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些话，如：“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夫唯不争，故无尤。”等等。可是，父亲一辈子不信任何宗教，如果勉强说有信仰，还是道教的“万物有灵”。而在我看来，父亲俨然是一个得道高人。

2009年3月9日凌晨，父亲挥手自兹去，萧萧草木落。办丧事的时候，弟弟和我前妻有了一点矛盾，他大声喊叫，骂了一顿。我过去求他不要这样，叫人笑话。他不听。我急得没办法，只好给他跪了下来。即便如此，弟弟还是不听。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家人带着悲伤的心情，团坐在一起，说起父亲这一次花了多少钱；弟弟以为我和他算账，可能自己憋屈，跑到上述的挑担那里诉了一顿苦。他那挑担和我是同学，但比我长三四岁，是离婚后娶了弟媳妇的妹妹，两人相隔差不多二十岁。他是唯恐天下不乱，又对村里其他人乱说。其实，为父亲治病所花的钱，大部分是我出的，前妻也心甘情愿，并不想让弟弟分担。自己的爹，弟弟那时候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他分担的。

世上可能再没有比同胞兄弟姐妹更亲近的人了，尽管，兄弟姐妹之间也会因为一些事情而产生仇恨，但从大的方面看，人生的一切其实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莫过于一颗心的位置及其“光照”。这件事之后，弟弟和另一个雇主之间又发生了严重冲突，工钱被扣不说，还被对方诬告到了另一个乡镇的派出所。这时候，弟弟的那个挑担又来找弟弟说，他认识那派出所的人，去送点礼，就可以出车了，要不然，起码要在家老实待两个月，其间哪儿也不能去。母亲和弟弟给我说，我坚决阻止。弟弟不听，拿了2000块钱，还有板栗、核桃等土特产，去到那个派出所，还是丫的挑担替他送了。我问他开发票没，他说，咱们这里根本不兴那个。我气得又把他骂了一顿。但这一次，弟弟也才知道，那个挑担摆明了是要用他的钱，为自己拉关系的。

单纯的人是有福的，但必须经受磨难甚至痛苦。对于既往的生活，我从没有听他抱怨过，认命或者说善于遗忘仇恨和屈辱，也可能是一种云淡风轻的品质。2013年，弟弟修建了宽敞的新房，我替他高兴。再后来，他独立买卡车跑运输，我极力反对，横加阻拦，觉得弟弟的脑袋太简单了。可弟弟还是和当时的干姐夫合伙买了一台二手卡车。乡谚说“亲戚不共财，共财闹不来”，肯定是一个经验总结。不久后，弟弟和干姐夫分道扬镳，干姐夫出于报复心理，坚持卖车，最终弟弟原价把车买到了自己名下。没想到，他一个人风里雨里，没有白天黑夜地奔行在大江南北，竟然也赚了一些钱。我们都很开心。可人生的事情大抵是没有顺利的。有一个傍晚，表哥的儿子来电话说，他跟着我弟弟跑车，在邢台县将军墓路段，有一辆当地的无牌照面包车撞到了弟弟的车尾，车上七八个人，其中几个胳膊和腿有些问题。他说，俺叔叔正在哭，不知道咋办，也不敢给你说！我震惊，也恐惧，然后问他和弟弟都没事吧，他说他和我弟弟都没事。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只要人没事，啥事都是小事。然后问弟弟买了全险没有，弟弟说买了。我说这怕啥，全险，只管把受伤的送到医院，并给他们说有保险公司理赔就行了。

弟弟听了，才止住了哭声。事后我才得知，把人送到医院后，弟弟还预先垫付了两千多块钱的医疗费。我说这也不用的。弟弟说，那帮人的亲属不让走。在很多地方，不仅有人碰瓷，一旦抓住某个外地司机，亲属村人一起上，非要剥几层皮才肯放走。这大致是弟弟恐惧的真正原因。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人的生活都靠他，再者，他那车刚办到自己名下不久，还有十几万的贷款。要是我，也是吓得屁滚尿流。和他一起开车的人还对他说，这个事儿，没有十万块钱拿不下来之类的话。我对弟弟说，你买保险是做什么用的呢？不就是一旦出了啥事故之后，要保险公司理赔的吗？要不然，你一年三万多的保险费，给保险公司做什么呢？

事后，弟弟还报销了三千多块钱，但提前为伤者垫付的医药费，那些人一分钱也没还回来。弟弟也没要。他说，这就不错了，也没赔，算了吧。我想想也对，也觉得弟弟虽然如父亲一般品性木讷，但有一副善良的心肠。这是最好的了。如《易经》中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想来也是一个经验式的真理吧。此事之后，弟弟还讲了一次迷信，那时候，作为我和弟弟幼年时候那张相片背景的那位大爷，尚还头脑清楚，他让弟弟买了一些纸钱，在车头处烧了，又在车厢里放了一挂长鞭炮。据说，鞭炮放完之后，只见一股黑色的旋风，起自弟弟的卡车，飞速消失在202省道上。这一情景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村里也有人如此描述，大致是确有其事的吧。

2015年，弟弟又买了一台普通的SUV，打电话给我说，哥，买了一个车，你和嫂子带着锐儿回来，方便，俺嫂子也会开。我甚是感动，可是，那时候前妻开始没理由地和我闹离婚，我也给她说，弟弟买了一台车，方便咱们回家用。可前妻说，怎么给我用，自己也要用的！再后来，我离婚。四年后，再和现在的妻子结婚。记得她第一次去我们家，也是弟弟开车去机场接的我们。自从父亲去世，我每次回家，都要帮着弟弟做些事，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他能够与周边的人维持好关系。

乡村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一点不亚于这世界所有有人群生存居住的地方。我常对弟弟说，不要希望谁会对你多好，只要没人故意整你害你，就算是最好的了。爹娘膝下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孩子，现在，母亲和弟弟一家一起生活。

弟弟也很孝顺，挣钱了，会给母亲一些。母亲也不花，她们那一代人，总是对攒钱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一种体现。弟弟和弟媳妇的三个孩子也都大了，大女儿湉湉已经从一个总是哭的小孩子，瞬间出落成一个美丽大姑娘了，二女儿萱萱口齿伶俐，说话很有见地。小侄子现在还小，但也有了虎虎生风的小伙子的姿态和趋向了。

有一次，和小姨聊天，她说，可能以后，你弟弟比你好过。我明白小姨的意思，她是说，弟弟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身边，弟弟老了，有孩子们照看着。我呢，一个人常年身在异乡，大儿子锐锐大了，但跟着前妻；和现在的妻子的儿子灼灼刚刚出生。但我又能如何呢？或许，不抱希望或者奢望的人生才具有足够的深度，我只需要尽好自己的责任义务，该就是无愧的了。此外，我一直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即想振兴一个家族，无论是我和弟弟，还是我们的孩子们，在人世间，都能够相互团结，重视冥冥之中神灵般赋予的血缘亲情，无论谁遇到问题，还是其他情境，都能相互鼓励、合作和宽心。因为当人太多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不仅是生疏的，可能还是敌对的。最近有流行三观一致将代替血缘亲情的鸡汤说法，我觉得是可笑的；不信的话，一个人病倒或者遇到灾难的时候，是三观一致的人为你端屎端尿，还是你血缘的亲人呢？

前一段时间，在月子中心陪护妻儿的时候，忽然想起与弟弟的感情，用手机即兴写了一首诗，大致是作为这篇文章结尾的。“我们都是乡村里的人/爹娘的骨血，年少一如早春的山野/而今的秋色，岩石上的苔藓/正在增多。很多次我拍拍你的肩膀/你回过头来，咧嘴笑，看看我/这就是美好的了/尤其和咱娘一起时候，我的灵魂说她很快乐。”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在西北和成都从军。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刊。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文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长篇小说《匈奴秘史》，散文集《南太行纪事》《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生死故乡》《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历史的乡愁》《自然村列记》《河西走廊北151公里》，以及诗集《命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