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图像研究：新时代的新实学

文/赵宪章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界关注也古已有之、中外有之。但是，此前相关研究只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直到新世纪伊始，特别是2010年后，“文学与图像”问题才高调进入学者视野，很快呈现出了蓬勃生机，现已波及哲学与美学、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等诸多论域，堪称新时代的新显学。

就内容而言，目前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以理论为主、以历史为主以及个案研究。以理论为主者势单力薄，除本人的“文学图像论”外，还有一些博士论文、图像理论译介，以及借鉴现象学和存在论方面的尝试。以历史为主者较多，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和艺术史，包括通史、断代史，文艺史上的各种文图现象研究，着意探讨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历史演变。个案研究各种各样，包括作家或画家专题研究、名著插图专题研究、民间文艺中的文图关系研究、语文和艺术教育中的文图研究、历代蒙学作品中的文图研究等等。

就研究队伍而言，新时代文学与图像研究的中心，已从南京大学转移到了北京大学：起初，南京大学编撰多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会集了近百名学者参与其中，另有《文学与图像》年刊出版；目前，《关系史》已经完成并正式出版，《文学与图像》也移交给了北京大学继续编辑出版。北京大学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团队，主要是以陈明教授为主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他们围绕“东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已经探索、攻关数年，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成果。包括他们指导的研究生，很多论文选题也被吸引到这一论域。北大陈明团队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发展设想，决意长期在该领域深耕细作。他们的研究不仅使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面目为之一新，而且为整个中外文学研究，探索出一条跨学科的新路径。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他的研究材料翔实，注重细节，以小见大，很有功力。东南大学龙迪勇教授研究空间叙事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转向了跨媒介叙事，属于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近邻”。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青年学者对“文学与图像”情有独钟，使整个研究队伍充满希望与活力。

以上只是新时代文学与图像研究的大概，现就其中几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在晚近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所谓“文学遭遇图像时代”是其直接背景。既然如此，当下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就应当不同于传统，例如传统的诗画关系研究。这种不同并非完全可以概括为诗歌属于“文学”、绘画属于“图像”以及后者大于前者，仅仅是研究范围扩大了；其可归因于观念与方法大不相同——将文学与图像视为不同的符号，借鉴符号学的观念与方法是当下文学与图像研究的显在特点。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绘画是图像的艺术；而语言与图像，乃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两种表意符号，图像时代的到来使其固有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传统的和谐与唱和关系变异为强势的图像符号对语言符号的僭越和替代。面对这一新情势，文艺理论有责任通过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探究语言与图像的关系。换言之，在文学与图像的背后，是语言与图像两种不同的符号关系；通过前者探究后者是一种人文关怀。把握这样一个大方向、胸怀这样一个大目标，赋予此项研究以强烈的现实感。

由此说开去，可将文学与图像研究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一般的文学图像资料的搜集与评述，将被遗忘、被忽视的，但和文学相关的图像资料（即“文学图像”）呈现出来，使“文学”的体魄更丰满，并且增添了新的学术参照。二是重点研究文学与图像的一般关系（但不以文学图像资料的搜集整理取胜），包括唱和、错位、转义、反讽等各种关系。三是在以上两方面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探究这两种符号的性质和功能，进而为现代表意理论开辟中国资源、中国路径。显然，就理论价值而言，上述三方面是一种递进关系；但就历史（文献）价值而言，上述三方面又是一种“逆进”关系。事实是，在具体研究中，三者往往相互交织，将其区分开来只是表述的需要。

这就需要提及2020年在甘肃陇东学院召开的“语言与图像”全国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之所以将“语言与图像”作为会议主题，显然是会议主办和承办方意识到了“文图关系”背后的“语图关系”，大有整个文学与图像研究的导向意义。如是，此“导向”便是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的风向标。实际上，就国际学界而言，1987年“国际语词与图像研究会”在荷兰成立，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文学与图像研究的开始，说明我国的“文图关系”转而聚焦于“语图关系”，乃与国际学界接轨、对话之必然。就像笔者在会议《闭幕辞》中所言：“如果将国际语词与图像研究会的成立看作一个象征，象征文学研究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开始自觉借鉴符号学方法展开跨媒介探索，那么，这次庆阳会议是否昭示了我们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又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呢？”在笔者看来，这个“新阶段”，就应该是“语图符号学”意识的觉醒——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哪一方面、哪一论域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归根结底是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说，“语图符号关系”既是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方法，也是它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彰显了整个文学图像关系研究的学理性和现实意义。

不妨列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喜爱读书，而不是希望孩子们沉迷于图像世界。为什么？谁能从学理上而不是从现实功利角度来说清楚？这就是前文所说此项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文图关系”研究的背后发现“语图关系”。语言与图像既然是最重要的表意符号，“图像时代”的到来究竟怎样以及何以颠倒了它们的固有关系呢？图像传媒为什么是一种“强势传媒”，以至于能以破竹之势僭越本属于语言的领地呢？传统语图关系的改变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可能殃及什么……当是图像时代赋予人文学术的历史使命，人文学者有责任对这一问题展开学理阐释。

换个角度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质料；因此，研究文学不可能远离语言，任何远离语言的“文学研究”都不是文学本身的研究，只能是外围的、非专业的。当然，外围的、非专业的研究也有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个花花世界并不只有“文学”一家，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伦理的……都有可能把文学看作“唐僧肉”，需要文学作为它们的材料或例证。问题不在于非专业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及其价值大小，而在于要明确区分文学研究的专业或非专业性——后者只是文学的“用户”，并不打算将其作为“家园”。在这一意义上，“语言”作为文学的质料，就像砖、瓦、水、泥是建房的质料一样，没有这些建材就不可能建造出现实的房屋，只能是“空中楼阁”（停留在想象或图纸上的“楼阁”）。因此，远离语言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身而言只能是枉谈、玄学，是非专业的。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文学与图像研究正在走向实学，因为语言对于文学来说“实”得不能再实了，属于文学之不可还原的原初元素。此“实学”主要是指：1.文学研究一定要直面现实，力戒空谈；尤其是文艺理论，要立足于为整个文学学术直面现实提供“理论工具”。2.文学研究要深耕本土，要自觉地借鉴现代理论激活传统，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生成与世界交流的话语通道。3.研究方法要持之有据，在注重逻辑推理的同时更要注重“用事实说话”、用现象展示，不能将文艺理论做成玄学。4.不间断地反思我们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对不同的研究路数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价值轻重大小。如是，我们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将再次跨上一个新台阶——倡导实学方法的新阶段。

在笔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之后，文艺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学所收编，引发的负面影响就是“大而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游离文艺现象、无视文学文本，“形而上”的逻辑推演取代了“形而下”的历史传统。而文学与图像研究，恰恰就是一个不能游离现象、不能脱离作品的“实学”。如是，此项研究对于整个文艺理论，说不定会产生纠偏的意义。

此乃值得期待的明天！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